華僑，顧名思義，就是僑居國外的華人。不過這個定義是不太準確的，因為“華人”的定義太寬泛，公民屬性不清楚。因此，中國政府明確定義，“華僑是指定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這樣，加入外國籍的華人就不在是華僑了。
 
華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定居國外的？很難說清楚。首先需要界定什麼是“國”，然後才能區分國內國外。“國”字原意是指城、邑。上古時的 “國”只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一般來說面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天的一個小縣城，小的可能只有一個村子那麼大。那時候出國很簡單，不用遠涉重洋，走出村子就是外國了。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聚會，來朝見大禹的有“萬國”首領。到商湯時代，已經減少到三千多個“國”了。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一千七百多個“國”。春秋戰國時期只剩下齊、楚、燕、韓、趙、衛、秦七大國。然後秦並六國，建立第一個統一王朝，中華大地上就只剩下一個國了。但中國之外還有“國”，因此華人真正出國最早可追溯到兩千多年以前的秦朝。
 
秦朝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去尋找仙草，而徐福樂不思蜀，“得平原廣譯，止王不來，”定居日本不回來了。這批人應該就是最早的華僑。據說秦始皇出巡途中在琅琊一直等候三個月，不見徐福消息，才悵然而回，途中病死於沙丘。秦始皇對徐福肯定是又怨又恨，有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也許會隨口罵他為“逃民”， 這也是中國歷代王朝對華僑的一般稱謂。
 
儒家思想強調，“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海外華僑被稱為“逃民” 意味着他們已脫離“天朝”，進入“夷狄”，因此也就自外於中華文明了。中原王朝把他們看作“不安本分”、“甘心異域”、“自外王化”的“莠民”。
 
這些 “逃民”中當然良莠不齊，各色人等都有，有些是在國內作奸犯科，或者無法謀生的流氓地痞。有些人到了國外，干起了海盜、私梟等犯罪活動，因此被稱為“罪民”。
 
當然更多的勤勞勇敢的華人逃往海外並在當地站住腳之後，逐漸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環境，並發達起來。他們的後代，也就是海二代，有些飛黃騰達，被當地政府委以高官厚祿。由於他們了解中國，會說漢語，因此常被派往中國，或者充當翻譯，或者充當密探或嚮導。在中國政府看來，這些人認賊作父，背叛了祖國，因此是“漢奸”或者潛在的“漢奸”。
 
清朝初年，東南亞的華人曾參加了鄭成功領導的中國東南沿海的抗清活動。據說鄭成功水師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從南洋招募的，其資金也來自南洋貿易的利潤。為了對付海外華人的抗清運動，清政府實行了海禁政策。後來鄭成功在台灣的政權被摧毀，清政府也恢復了海外貿易，但對海外華人的防範和敵視態度一直未改變，仍把他們看作“逆賊”、“謀反者”，一旦返國，當地政府即可抓捕，並請旨正法。到了雍正時期，特下令對從事海外貿易的華人，明定期限，逾期不返國者，則視為“甘心異域，違禁輸往之人，不准回籍。”

在清政府看來，海外華人不忠於國家，也沒有對國家、宗族和家庭盡當盡的責任和義務，因此不再受祖國政府的保護。即使他們在國外受欺壓，遭屠殺，政府也不聞不問。1740年在爪哇發生了荷蘭人屠殺當地華人事件。福建巡撫據此上奏，乾隆批覆道：“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表現非常冷漠。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把與外國人交往和合作、能說“夷語”的華人看作“漢奸”，而他們中的確有人充當侵略者的嚮導和翻譯，受僱為敵人搜集情報，在軍事行動中幫助敵人。
 
但是，到了清朝後期，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態度逐漸改變了。清政府接受了一些現代觀念，逐漸將海外華人的身份由“天朝棄民”提高到了“國民”，並為此專門造了一個詞“華僑”，沿用至今。不僅如此，清政府還接受國際慣例和國際法，開始主動保護華僑。
 
19 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華人在美國的暴力排華運動中，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典型事件有1871年10月4日的洛杉磯事件，19名華人被殺，數百人被趕出家門，數萬美元被劫；在1877年舊金山排華騷亂中，4人死亡，數家洗衣店被搗毀；1880 年丹佛慘案，一人被殺，多人受傷，華人房屋幾乎全部被毀；1884年華盛頓准州塔科排華事件造成華人10萬美元的損失；1885 年西雅圖也發生了排華事件。排華暴亂最嚴重當屬1885年9月2日發生的洛士丙冷慘案，共造成28名華人死亡，15人受重傷，整個唐人街被焚毀，財產損失約147,000美元。
 
對於華僑在這些騷亂中遭受的損失，清朝駐美公使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嚴正抗議，並為華僑的賠償進行了長期不懈的交涉。最終迫使美國政府同意為洛士丙冷案賠償“銀一十四萬七千七百四十八圓七角四仙。此外，烏廬公司槐花園姑力煤礦、阿路善煤礦……美復賠償銀二十七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圓七角五仙。”這也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獲得西方列強的賠償，意義非凡。
 
在清朝政府的觀念中，任何人只要有中國血統，都自然而然被認定為大清帝國的子民。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繼承了這種做法，並以此制定中華民國國籍法，保護本國國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海外華僑華人的境遇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中國在美蘇冷戰中選擇“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國在國際上非常孤立，海外華僑的生存也因此遇到了很大困難。這在東南亞國家表現得最為突出。蘇共和中共在劃分世界革命的勢力範圍時，決定由蘇聯負責東歐國家，中國則負責東南亞國家。中共的“輸出革命”戰略給海外華僑帶來了厄運。
 
據統計, 上世紀50年代初，生活在海外的華僑約有1200萬, 其中90%以上居住在東南亞各國，而海外華僑中具有雙重國籍者占華僑華人的半數以上。東南亞各國政府非常擔心華僑在政治上效忠紅色中國，在本國開展共產主義革命，或者因華僑而與紅色中國發生衝突。此外還擔心華僑經濟實力過於龐大，控制本國經濟命脈。
 
為了和東南亞國家交往，打消他們的顧慮，推進世界革命，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對海外華僑的保護，宣布海外華人加入住在國國籍後將自動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周恩來說: “凡已經或自願取得當地國籍的華僑, 就當然喪失中國國籍, 他們和中國的關係是親戚關係。” 為了爭取印尼的支持，在1955年萬隆會議後，中國首先與印尼簽訂《關於雙重國籍問題公約》, 明確表示不承認華僑的雙重國籍。
 
但是中國政府這樣做不僅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使華僑身份變得非常尷尬，甚至把華僑推到了危險的境地。1959年，印尼政府頒布諸多條例限制排擠華僑, 數十萬華僑頓時陷入生存困境, 僅在1960年，中國政府就被迫派船接運約10萬華僑回國，安置在安徽省。留下來的華僑即使宣誓加入印尼國籍，生存仍然沒有保障。1965年印尼發生反華暴亂，近40萬華人被屠殺。1998年又發生了大規模排華暴亂，雅加達市有5000多家華人商店和房屋被燒毀，近1600華人遇難，468名華人婦女遭強姦和殘殺，最小的年僅9歲。應該說，東南亞排華浪潮和中國政府輸出革命的激進政策有着直接關係。

冷戰時期，中國政府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清楚地劃分為敵我友三方：敵人是帝、修、反；友是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按照毛澤東的分析，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時刻準備用武力對抗、和平演變及陰謀滲透在內的各種方式顛覆社會主義中國。因此一切與西方、台港有關的事物都隱藏着危險。海外華僑是潛在的特務。有“海外關係”的人則屬於危險人物，要嚴加提防。陳伯達甚至說，“歸僑多”的地區，是“特務聯合國”。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門，華僑的形象也開始改變。鄧小平1977年在在接見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銘澤夫婦時為海外關係正名，說，“說什麼‘海外關係’複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關係（海外關係）太多而是太少，這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十年動亂之後中國百廢待興，急於通過華僑獲得國外的資金和技術。當時流行的一句話是：“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以此呼籲海外僑胞不要忘了身後貧窮落後的祖國。當時最常聽到的一個詞是“愛國華僑”。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批中國公民移民或者留學海外，從海一代到海二代，逐漸在當地安居下來。但他們和祖國的聯繫並未中斷，時時關注着祖國的發展，必要時願為祖國做出貢獻，這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海外華人大批捐款等重大事件中可以得到證明。許多華人回國投資、經商、教學，有的還要回國照顧年邁的父母，很多海二代們也希望回到祖國學習。但是，目前華僑回國要按照外國人入境辦法辦理簽證，在華居留時間也有很多限制，極為不便。
 
近年來一直有華人呼籲中國政府撤消“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的規定。2003年11月, 加拿大普通話華人聯合會和多倫多信息港進行雙重國籍網上民意調查, 92.6%參與調查的華僑華人在加入加拿大國籍時都不情願放棄中國國籍, 希望中國政府對應承認雙重國籍。2004年5月，歐盟華人在溫家寶總理訪歐期間遞交了《歐盟華人致溫家寶總理建議修法承認雙重國籍》。同年11月新西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向到訪的中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遞交盼望祖國儘快修改《國籍法》, 承認雙重國籍的建言書。但這些呼籲一直未見中國政府的積極回應。相反，中國政府最近創造出了一個新名詞“華族”來稱呼已加入外籍的華人。
 
根據中國國務院僑辦的定義，華族是華人入籍國的一個亞民族。華族是一個民族概念而非國家概念, 華人的族裔認同與國家觀念無關。華族效忠的是國家身份認同, 即入籍國的國家民族, 而不是中國。總之，華族已成為各國民族的組成部分, 而非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華族”來到中國也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這個回答無疑是對那些希望獲得雙重國籍的海外華人兜頭潑了一瓢冷水。
 
對中國政府來說，實行雙重國籍可能有利也有弊，而對外海外華人來說，無論有沒有中國國籍，海一代將固守中華傳統，仍將強烈關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甚至不住地品頭論足。而海二代將可能深陷身份認同困惑之中，到處都覺得自己是“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