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自视甚高，自命为时代先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是如果仔细算一下帐，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好坏参半。这里只说坏的方面，主要表现在，要么顽固保守，阻碍社会进步；要么非常激进，把社会带往错误的方向。
总的来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政治上比较左倾，五四之后，更是以左为时髦。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追求大致可分为三类：信仰三民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者，信仰国家主义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运动，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反思、选择之后，都认为中国必须全面西化，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改造中国。这本来是条正道，可是不少知识分子走出去后，却请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糟糕的部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加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 “幽灵” 在它的发源地欧洲未能找到寄居的躯壳，但却在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大行其道，惑乱中国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到现在还阴魂不散。
前不久德孤博写了一篇文章《陈独秀最大的罪过：创立中国共产党》；最近又有人进一步分析，认为作为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嫖妓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我认为，把问题归结到陈独秀一人头上不符合历史真实，陈独秀嫖不嫖妓中共都可能成立，而陈独秀的错误也不能算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当时各种“主义”泛滥，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都很激进，而激进主义是时髦，进步的象征。后来胡适等人有所反省，呼吁知识分子“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为时已晚，共产主义大潮泥沙俱下，砸碎了传统文化，蹂躏了中国，直到今天。
中国共产党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党的几任领袖也是由知识分子充当的。知识分子从政纯属误入歧途，瞿秋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瞿秋白从小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1920年，20岁的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苏联。苏联方面对这位来自东方的“朝圣者”很重视，安排他参观考察大革命后的“成果”，甚至安排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列宁的接见。瞿秋白在苏联亲眼目睹了大革命后出现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但当他把这些问题纳入到阶级斗争学说范畴之中时，似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把苏联初期的问题归咎于战乱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捣乱，因此不仅没有能看出苏联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反而认为俄国之路正是他要寻找的那条“光明的路”，并热情地向同胞推介，写下了《俄乡纪行》和《赤都心史》。
1921年9月，瞿秋白受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从此卷入了政治漩涡。但瞿秋白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不是职业革命家，他在《多余的话》中痛苦地承认，自己介入政治，尤其是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署名“犬耕”，并解释说：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勉强从事自己不熟悉、不感兴趣的政治，还当了个党的领袖，不过就是闹了一出“捉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的闹剧而已，而他反感演戏：“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地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
可是，瞿秋白并未能“回家”，反而在政治泥潭中越陷越深。在八七会议上当上总书记后，在共产国际指使下，他奉行左倾冒险主义，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先后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1927年，他亲自担任两湖秋收暴动的总指挥，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的口号，制造红色恐怖。
瞿秋白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位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怯懦书生，“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竟能提出杀气腾腾的口号，并组织武装暴动，真是不可思议。
瞿秋白很快就尝到政治绞肉机的残酷，接连遭受博古、王明发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政治上失意之后，瞿秋白又回到了文人之中，如鱼得水，有一段时间住在鲁迅家里，写了一批优美的散文，用鲁迅笔名发表。为帮助经济困难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了《二心集》的版权。
可是，瞿秋白是已经上了船的人，再想摆脱已是不可能的了。不久，他便接到了中央指示，要求他前往苏区担任人民教育委员。长征时，正患肺病的瞿秋白被博古等人遗弃在江西。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临刑前在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绝命书《多余的话》，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反省了自己卷入政治的教训，承认自己本质上还是文人，实在不具备担任政治领袖的资质，却被阴差阳错推上了政治舞台，犯了严重错误，并说自己是一个“二元人物”，即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他已经“不革命”了，但也不会反革命；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自己曾从无政府主义角度接受过马克思主义，难免掺杂有机会主义，而自己早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自己本来就不配做领袖，连做党员也不够格，在受到批判之后，自己政治上已经死灭，应该被认为是“叛徒的一种”；在阶级意识上，自己始终不能够克服“绅士意识”，“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有人认为，瞿秋白在这里试图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脱离了政治和阶级的人，目的是求生。毛泽东则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样，投降了，变节了。我认为，这是瞿秋白真实的内心自白，它说明瞿秋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文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既然他在思想上没有入党或者已经“离开”了，当然也就不存在叛徒问题。
瞿秋白的悲剧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他们无不怀着理想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大业，自认为最了解历史大势，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最合适的发展道路。可是，后来的发展却远离他们的初衷，而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最尴尬的一群人，成了被改造被专政的对象，战战兢兢，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被人鄙视。
文人不是不可以从政，但要看从政的是什么样的文人。文人有两种，一种是瞿秋白这样的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另一种是毛泽东那样的精通厚黑骗术的流氓文人。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前者总是悲剧，而后者总能成功。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枪决于福建长汀。刑前写出绝笔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大舞台上，这样的“伶俜”何其多？悲剧何其多？戏演完了，一切都是虚空。在中共几任知识份子总书记中，只有瞿秋白有这样的觉悟。
如今，环顾全球，共产主义大幕徐徐降下，在苏东波，舞台早已拆除，演员们纷纷卸装，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在中国，仍有那么几个小丑为了几文小钱，盛装浓彩，演得起劲，不时大声吆喝几声，吓人一跳。可惜，今非昔比，看热闹者众，但应者寥寥，快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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