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本很有意思的書，一本是法國人勒邦著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另一本是奧地利人威爾海姆·賴希著的《法西斯群眾心理學》。前者以十八世紀法 國大革命為背景，分析研究社會歷史運動中作為主體參與的群眾，他們的行為、心理的諸般特徵，更多具有現象學意義。後者則以希特勒納粹時代為背景，兼及蘇聯 斯大林時期，探索極權制度中在謊言和恐懼狀態下生存的普通群眾性格心理法西斯化過程呈現的非理性性質，並深入剖析其產生的生物性緣由，更多具有社會哲學價 值。兩本書各有精義秘笈之處，卻又互印連類而學理相通，都具有實證研究之價值。

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動物，理智與情感、思想與靈魂、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交替糾結在一起，支配着人的行為。現代心理學有一“情商”之說，認為在人的性格 中支配其行為的情感、意志、靈魂等力量大於聰明、才智的“智商”的力量。性格即命運，優劣成敗的人生例子，我們不難於現實生活中找到。昆德拉寫過一本叫 《生活在別處》的有名小說，描述一個抒情浪漫的青年詩人人生追求，最後卻淪為向警察告密的告密者。昆德拉思考的是浪漫主義與專制政治隱秘的情感聯繫。他說 道：“抒情狀態是人類的境況。”這就是說，不僅是浪漫之情，而且追求的激情、豪情、失敗痛苦的悲情，乃至怨恨憤怒之情、七情六慾，都是人類的宿命。它們竟 支配人生的始終。

“情商”重於“智商”的現象，不僅於個體，人類群體概莫能外。不管是閱讀歷史書本，還是從現實生活之經驗觀察，凡有群體行為發生之處，特別是事關重大 社會政治經濟事件，莫不是場面洶洶。激烈的衝動、狂熱的感情，有如泛濫的洪水、狂奔的野馬，那種情緒壓倒理智、盲目衝動代替思考的狀態，被心理學家榮格稱 為“獸性的上層建築”。對此無理性局面以及造成的惡果，凡經歷過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大小政治運動或“文革”的國人，恐怕莫不有深刻的記憶、切身的體會。

集體無意識，是群體行為發生時的基本心理狀態，勒邦在其書中對此有着透闢的論述。他甚至說：“群眾等同於無意識集體。因為無意識，所以力量強大。”這 里的“無意識”指理性缺乏、推理能力低下、少有深思熟慮而混沌懵懂。勒邦在書中舉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群眾運動發生的大量事例，論述了群眾行為的這種心理特 征。如1792年法國歷史上有名的大屠殺事件。當時，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萬市民幾天之內虐殺盡關在監獄裡的僧侶貴族一千五百多人，連十二三 歲的孩子也不放過。更不可思議的是，在極刑現場，婦女們以一睹貴族受刑為榮。這些平時里的店員夥計、家庭主婦，都相信自己的正義行為是在消滅“共和國的敵 人”。因此，勒邦認為，參與社會事件中的群眾，感情無論善惡，皆誇張真率、衝動易變、缺少理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響，有如原始人，易被煽動鼓舞。當情感的 磁場在人群中迅疾傳染蔓延積累到一定的量時，人非常容易流於暴戾。此時若稍加暗示或鼓動甚而導致犯罪，群眾還自以為是高尚之舉。而行動中的個人於對象並無 明確的恩怨仇憤，在無意識狀態下作惡犯罪，所謂“謀殺無動機”（昆德拉語），就是一股極為瘋狂可怕的力量。

群體行為還有一重大心理特徵，就是崇尚威勢，迷信權威人物。社會中大多數處於中下層地位的群眾，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狹窄脆弱，對超出自身生活經驗的一 般問題不甚了解，不辨真偽，希望聽從權威的意見。他們甚至不在乎“說什麼”，而在乎持此說之人物的地位，因為群眾需要服從權威的指導。因而凡有大眾迷信、 偶像崇拜之處，群眾必然情令智昏匍匐在地，具有一種類似於宗教的極端情感與形式。就像原始初民需要神話，群眾潛意識中也需要一個具有神格的偉人。所以不管 是拿破崙的凱旋，還是希特勒的講演、斯大林的檢閱等，都是“群眾需要上帝，我們就造出一個上帝”的狂熱荒謬之舉。古往今來的君主梟雄、教主領袖，乃至市井 中有號召力之人，都對群眾這種心理有着準確的把握，他們無意間成為絕好的心理學家。這正是他們具有統率號召力的原因。

勒邦在書中說道：“每個時代的群體傑出領袖，尤其是革命時期的領袖，大多才疏學淺，他們往往勇氣超過才智。才智過多甚至會給領袖帶來障礙，但正是這些 才智有限的人給世界帶來最大影響。”翻開歷史書籍，這種出身江湖、強人領袖成功奪取社稷重器的例子遍布於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這類群眾領袖的高明不僅在於 他們擅長謀略權術，還在於擅用巧妙的宣傳和演說把自己打扮神化成偉人救星、明主英雄，竊取國家、民族、真理、革命的名義煽動群眾，讓他們相信為其謀利，相 信其幸福與快樂在於崇拜與服從之中，役使他們赴死就義，心甘情願在所不辭。

群眾中有無智者？群眾為什麼會如此容易受欺騙？他們在為人驅使被利用時，甚至在大多數時候，為什麼不知道自身的行為常與其利益相背離？這豈止一句“愚 昧”、“糊塗”說得清�牣斎后w行為發生時，其中個體意識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關於這些，兩本書的作者都有解讀。勒邦認為，群眾意識有“趨同一致律”，即 在特定事件群眾集結、情感亢奮昂揚的場面中，個人思想感情必遭弱化乃至泯滅，會不自覺地加入到集體意識中去。即使平時獨處冷靜清醒的佼佼者，一旦匯入群 體，個人都會被感性所支配，被群體所裹挾，意識趨於群眾的平均水平。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受過教育的紳士和伙夫修鞋匠的心理意識並無多大差別。再者，當群體 行為發生時，其中的個人會卸去責任感，有一種衝破壓抑、膽大包天、罰不責眾的快感。這種快感又被英國哲學家羅素解釋為權力感。羅素在其《權力論》中說道： “在目標一致的熱烈集會上，群眾有一種熱情和安全交織的得意感。這種共有的情緒越發強烈，直到排除一切其他情感，只剩下一種因‘自我’倍增而產生的權力興 奮感。集體興奮是絕好的麻醉。其間，理智、人道、甚至自我保護很容易被遺忘。這時候，殘忍的屠殺和英勇殉難同樣是可能的。”這就是當情緒和非理性因素處支 配地位時，集體無意識力量異常強大，很少有個人能與之抗衡的原因。除此而外，人類群體的盲目趨同現象，猶如原野上生存奔跑的馬群或牛群，恐怕還有祖先遺傳 的動物本能，潛在地影響着人們心理和行為。

和勒邦從現象層面研究不同，賴希在他的《法西斯群眾心理學》一書裡，是從人的性格結構方面入手對其進行深入探討的。

賴希認為，人的性格分三個層次。第一層為表層，表現為含蓄、有禮、有同情心、講道德、負責任，但多是虛偽的。第二層為中層，表現為殘忍、貪婪、好色、 嫉妒、虐待狂。這是人的第二動力，是原始生物慾望的派生物，所謂“無意識”正在於此。第三層是深層，又叫生物核心，表現為誠實、善意、勤奮、合作。深層性 格是人自然健康的基礎，產生“力比多”衝動。但“力比多”經過第二層便扭曲為反常。第一層相對應的是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文明教化、道德理想精神。第二層表現 於現實生活中的“小人精神”。第三層是文化藝術、科學創造的源頭。賴希指出，這是人身上的怪物，脫掉修養的外衣，最先顯露的便是人這種反常的性格。而小人 精神來自人的情感欲望，是一種既渴望威權又希望造反的精神。這就是在許許多多群眾運動、造反的過程中，千百萬群眾個體表現出來的性格。

賴希認為，正是這人身上的怪物、小人精神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的精神內核。而且每一個人身上都有法西斯主義的情感因素，法西斯主義是普通人性格結構有組織的政治表現。明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當時為什麼得到德國人民普遍擁戴的原因了。

他指出：“一個元首或一種觀念的提倡者，只有當他個人的觀點、意識、綱領與廣大個體的心理結構相類似時，才能取得成功。”他進一步指出，對於法西斯主 義，不能將其看做一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行為，也不能僅當成德國人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它滲透到人類所有民族的有機體中，是被壓抑的卑微者既反抗又崇拜強權 的一種基本情感態度。賴希於七十年前在他的書中表述的這一觀點，不幸被後來發生於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大小戰爭、屠殺、暴行所證實。從奧斯威辛的焚屍爐到斯大 林時期的清剿運動，從科索沃、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到巴以衝突，直至當今頻繁發生於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的事件，這些群體行為大規模的發生，除了現實政治經濟地 理的直接原因外，我們難道不應該再尋找一下人類自身的緣由嗎﹖對此，一位奧地利動物學家、現代行為學家洛倫茲曾經有一精闢論述：“人的行為，尤其是集團、 國家、階級、民族間的爭鬥行為，絕不單由理念、文化傳統或利益所決定，它還要順從本能行為的一切法則，那就是動物性法則。”

從現實生活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普遍發生的殺人強姦等侵犯他人的暴力行為，雖屬少數人犯罪，但探索其性格的深層因素，一定具有恃強凌弱、侵害他人的獸 性心理，滿足於隨意處置他人的權欲性快感。就是在普通人中，那種崇尚威權，以暴力殘酷為壯偉磅礴，並為之叫好的荒謬心理例子也隨處可見。遠的不說，請看看 “基地”組織製造的紐約“9·11”、西班牙“3·11”彌天慘案吧，就可想而知。基地組織屠殺成百上千生靈後，在互聯網上有那麼多國人同胞特別是青年人 竟然為恐怖主義的拉登叫好，稱其為反美反帝鬥士。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些歡呼者心裡裝的是國家至上的觀念、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完全無視那些無辜死傷的 幾千人生命的權利，肆無忌憚的語言暴力則表現出的是一種嗜血的快感和心理。太多的事實告訴人們：法西斯精神普遍深植於人的動物性中。

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告訴人們，以巧妙的伎倆雄辯演說，來迎合眾人淺薄心理，懾服人心為要術，是領袖人物、群眾操控者的基本手段。其實他們並非需要掌握什 麼了不得的理論，只要用一些具有煽動性標語口號或詩一般的語言，開動其控制的宣傳機器長久反覆的灌輸，調動群眾的情緒或欲望，便會達到統率思想征服民眾的 目的。希特勒一再強調，不能靠論證、證據和知識來贏得群眾，只能靠感情和信仰。總之，輿論宣傳於一切獨裁統治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針政策。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德國納粹的歌曲就這樣唱道：

我們是黨徽的軍隊
高舉着紅旗
為了德國的工人
我們鋪設通向自由的道路

希特勒講演時說道：

“……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我們在旗幟上看到了綱領，看到了國家主義的觀念。在黨徽中看到了為雅利安人鬥爭的使命，同樣看到了創造性勞動觀念的勝利。這一勝利一直並且永遠是反猶太人的。”

差不多與此同時，可再看看1935年3月19日蘇聯《真理報》一篇題為“蘇維埃愛國主義”文章的摘要：

“蘇維埃愛國主義——對自己祖國無限的愛無條件的忠誠的熾熱感情，對祖國命運最深刻的責任感，在我們心中奔騰。在我們社會主義祖國里，人民的利益和祖國 及其政府的利益不可分。蘇維埃愛國主義激情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在蘇維埃黨的領導下，人民塑造自己的生活。只有現在，我們美麗富饒的祖國才向勞動人民敞開。”

別小看這些語無倫次大言不慚的口號、毫無實質性內容的豪言壯語，它雖然和一個人對自己祖國與民族真正自然熱愛的感情絲毫無關，但當其成為一種強勢話語 時，會流行傳染成一場政治性情感瘟疫，具有“無意識”的巨大力量。這便是宣傳造勢的秘密。精神分析學中有“自居作用”之說，即一個人感到和另一個人的觀 念、信仰等一致時，便採取這個人的態度，並在幻想中把自己擺在他人的位置上。賴希先生在對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大量宣傳內容和方式進行考察研究後，揭示出正是 這種“自居作用”構成了群眾心理的現實基礎，即個人越覺得無能、越卑微，就越需要崇拜威權；越感到自身無價值，就越需要移情於集體和大人物，把自身等同於 民族的偉大、國家的榮譽，等同於領袖的崇高。當時的德國人民對國家、元首、政府擁戴的態度可以概括為：我就是國家、民族、權威，甚至每一個德國人在潛意識 里都自認為是小希特勒。元首的思想就成為德國人的思想，納粹黨的意志就是德國人的意志。這種心理感覺上的置換，潛意識的移情，效果可謂巨大而顯著。“沒有 個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魯迅），這種“小人精神”，自卑與自大的非理性情感混合物，正是法西斯民族主義的心理土壤。本來民族情感應該有正常與非正 常之分，熱愛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一種正常的感情；而無限崇奉本民族的一切，導致歇斯底里地排外、擴張卻是一種非理性的原始感情。並且它往往是被誘導、 操縱的結果。這種非理性的原始情感使人個性泯滅，失去正常思考能力，易淪為野心家和意識形態的工具。

賴希與勒邦在其研究群眾心理的書中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即群眾是無意識的，他們是完全可以被塑造的。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反過來也一 樣，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國家。所以，如果一種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呈現非理性，也會使群眾的性格結構成為非理性狀態。這不但被法國、德國的歷史所 證實，也被二戰以後世界上大大小小獨裁國家統治的現實所證實，而且正在被當今世界上發生的層出不窮的戰爭和暴力與恐怖主義行為所印證。獨裁與專制、戰爭與 暴力是人類的毒瘤，是社會生活中最大的非理性行為。被這種情形籠罩下的民眾容易認為自己是生活在天國之邦的蟻民或子民。勒邦與賴希這兩本研究群眾心理學的 著作，其實際意義就在於喚醒每一個普通人，警惕自身，認識自己，拒絕為野心家和反動勢力所利用，保持我們的公民人格，做一個清醒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