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我的遥远的平河湾 - 县中岁月)
(三) 老师 平河的水涨涨落落。每年春夏之交闹洪水时,县中旁的小河汊也变得宽宽的,苇草被淹得只露出小半截。而到了秋冬枯水的季节,河水退却不少,露出些许几块大点儿的石头,寒鸦蹲在上面发呆。 晚饭后,我爱去河边走走。在那里,常遇到章老师夫妇。章老师是教高三的,并不怎么熟悉,偶然一次,他来给我们班代英语课,那一口讲究的英文发音和举手投足间的风度,让人叹服。传说中,他是本县的大户出身,解放前就读于上海的一间教会大学,在什么运动中被撵回老家,老宅老田自然也没了,他便做了一名教书匠。章老师不脱上海老克勒的气质,总是穿一件墨绿色呢制中山装,熨得平整,衬着斑白的头发。在河畔散步时,他总是和老伴十指相扣,步履缓缓,全不理会身后学生们的指指戳戳。他们会静静地站着,望着远方的暮色,一站就是很久。 在河边,也会有人展开双臂,高诵“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是教我们语文的魏老师。魏老师生的高大,声音洪亮,有点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据说以前也曾是个风头一时的人物,后来走了背运,流落到本县,夫妻分居两地不能团聚。魏老师自诩是个才子,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他批改回来的作文,大圈大点,旁边密密的批注,末尾大段的批语,有时候我都闹不清魏老师是在评学生的作文,还是写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夫人在省城,是个有点小名气的作家,有人问他与夫人谁的文才更好,他便讲了个笑话,说有个才子,写过这样一首诗:“天下才子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敝乡。敝乡文章数舍弟,我给舍弟改文章。”从此我们私下里就叫他“我给舍妻改文章”。后来“舍妻”的小说在全国得了个大奖,在省里有面子了,才把他调了过去。 我因为文理分科而纠结的时候,曾经问过魏老师的意见。他摸着下巴上的几根髭须,沉吟着说:“拿文学当爱好,你就有了一生的朋友;拿文学当饭碗,你可能会有无尽的烦恼。”听魏老师讲过无数警句,这是我到今天唯一记得的一句。 散步的人群中,却从来没有见过袁老师的身影。她太忙了。这位师大化学系的毕业生,不知怎么落到个乡镇中学,做了很久的乡村女教师,因为学生统考成绩出色,被县中挖角,全家才搬到了县城,一来就做了我们的班主任。这个干瘦的小老太太,声音嘶哑,口音奇怪,全身上下却充满了热情和能量。高一开学第一天,她给全班训话:“天气这么热,上面打蒲扇,下面灰机灰(飞,指蚊子),读书这么苦,为的是什么?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大家一定要发愤学习,向着全国重点大学,前进!”说着,她单臂举起向前,走下讲台,迈着大步,在教室里行进了一圈。举座热血沸腾,目瞪口呆。 即使在县中,袁老师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她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对学生极是耐心,有问必答;放学后也常常来巡视自习。要是抓到有谁看杂书,就要大声训斥:“你的父母送你到这里来,是让你看这种没有用的书吗?考大学,会考这种东西吗?你考到全年级前十名了吗?”被批评的学生往往想钻地缝。在教室里盘桓久了,她会突然一拍脑袋:“我要回家去做饭了!” 然后一溜小跑离开。她家就住在我们女生院子旁,出来进去,常看见她扇着小煤炉忙活一家子人的饭食,放下锅盖就是搓衣板,家里老老小小五,六口,就见她一个人忙里忙外。孩子睡下后,她又打着手电筒,再到教室里检查晚自习。有一次下晚自习的时后,外面突然下起大雨,老不见停。风雨中突然见她瘦小的身影冲来,腋下夹着几把雨伞:“快拿去,不要淋雨,着凉了影响学习!” 爱学生如亲子者,在我的记忆中,袁老师是唯一的一个。 高二转学离开县中后,我给袁老师写过信,她的回信很简单:“努力学习,等你考上大学再向我报喜!” 等我上了大学,她的回信又是:“祝贺你!努力学习,希望你考上研究生再向我报喜!”我想,以后如果再给她写信,她该说“等你成了中国的居里夫人再向我报喜”了。 老师,对不起,学生平庸,没指望成为大学问家了。只有多年后这一点真诚的思忆,寄给您。 (四)偶像 转学到大城市后,我就读的也是一所省重点高中。那里气氛轻松,书桌下传看着金庸琼瑶,校园里常有吹拉弹唱。传说中的郊县中学,都是追求升学率的魔鬼式训练营,所以刚刚“逃出生天”的我,常被问到县中有什么不同。“是蜡烛吧。”我说。 没完没了的习题,测验和堆积如山的补充教材,是县中的常态。学生们给自己的压力大,学习非常用功,于是蜡烛就成了宝。早晨天不亮,教室里就有人点起蜡烛背课文;晚自习到10点,熄灯后还是烛光点点,人影曈曈;宿舍晚上11点断电,不少人打着手电或者点着蜡烛头看书,时而发生蚊帐被燎着了之类的事故;“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精神,更是伢儿们作文里最多的cliché. 我一直不是太喜欢那种意象,短暂灿烂,落泪自干,还不如一只电灯泡。偶尔要熬夜用功,我宁肯去通宵亮灯的高三教室。半夜之后,那里也总是坐得满满登登。 县中特别强调榜样的力量。校门口的玻璃橱窗里,总是贴着各种竞赛消息和光荣榜。往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名字被大会小会反复提起,谁谁进了中科大(那时眼中的理科最高学府),某某考入少年班,最了不起的是刚出了位全省的文科状元,更是学校的骄傲,众学生的偶像。 高一下临近期末,学校让大家考虑高二的文理分科。我开始并没犹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共识吧,每届近400人,文科班只有一个。可是这天,有位冯老师来找我,和善地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下一年的文科班班主任,希望能吸引一些文理科都强的好学生进文科班,而那位文科状元就是他刚带出来的。“你想想看,理科竞争多么激烈,我们学校这么多年也还没有出过一个理科状元。不如学文科,做尖子,争状元,好大学随便挑!” 我一听,受宠若惊啊,忙回家跟父母商量,爸妈表示不同意,我又汇报给冯老师。 没想到那个周末,冯老师竟然顶着炎炎烈日,坐长途车辗转找到我家,一定要跟我父母谈谈。我老爸杀鸡炒菜,与冯老师推杯换盏,但就是不松口:“冯老师啊,你是经过反右和文革的。你知道,那笔就是杀人的刀啊,能害人也害己。我这孩子不懂收敛锋芒,还是让她吃技术饭算了!” 冯老师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失望地离开。多年以后,我有时候还会埋怨老爸当年的固执。不过是对是错,谁又能说得清呢? 我当时佩服的“偶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同宿舍的宁比我高一届,年龄倒比我们小一岁,冰雪聪明,是个神童般的人物,每次考试都在年级名列前茅。宁的父母都是国营大矿的工程师,家境不错,自己又聪明,走路说话都像个骄傲又稚气的小公主,有些招人白眼,宿舍里的小萍却很崇拜她,总是帮她买饭提开水,像个跟班。宁虽然骄傲,却常常向小萍打听,“你们班的杨,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啊?”
原来神童也有自己的敬畏。 杨是高二农村班的,传说中的“学霸”,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学校门口的橱窗里,总有挂着他名字的大红喜报,全国数,理,化竞赛,他好像样样拿奖。我是见过杨的,但是总记不清他的模样,就记得黑黑瘦瘦小小的一个人,穿着灰扑扑的衣裳。我参加过一个辅导数学竞赛的课外小组,杨也在里面,每次做什么练习,他几乎总是第一个答完,话却非常少。他学习特别用功,也是出了名的,学期中间从来不回家。听说他家在离县城特别远的一个村子,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我有几次心血来潮,跑到高三的通宵教室里看书时,都碰见杨披了件绿色的旧军大衣,在那里熬夜。时值隆冬,到了深夜更感到饥肠辘辘,寒气逼人。只见杨掏出一只硕大的搪瓷碗,从暖瓶里倒了些热水,然后捧着热气腾腾的大海碗,边嘬热水边看书。取暖充饥,全在那碗里了。 那情景,长久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五)后记 我是在一个雨夜离开平河的。列车哐当哐当地晃悠着,驶过河上的铁路桥,河中一点渔火和路边稀疏的灯光,转眼就被甩到远远的身后。离开后,没有再回去过。 后来,有很多人陆陆续续也离开了平河。我们那个三线大厂,终于拿到了国家批文,整体搬迁到一个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只把一片废墟和曾经的工业文明记忆,留给荒草复生的山沟。 县中也不断有大批的毕业生,跳出了农门,离开了家乡。宁高二结束就参加了高考,15岁就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第二年,杨不负众望,以地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一所顶尖学府,可惜比省状元还是差了几分;小萍也考上了师专,后来回到县里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生活有它自己的轨迹,就像平河的水,曲曲折折,涨涨落落。 几年前偶然地,我联系上一位在美国的县中校友,兴奋地向他打听了不少人的现状。当年的榜样和偶像们大都发展得不错,名校博士,学者领导。宁嫁了个富商,自己的女儿也快出落成个小公主了。 “杨呢?他怎么样?” “杨不行。他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一家大研究所。可不知怎么回事,信了个没人听说过的‘邪教’,被抓起来判了刑。毁了。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惊愕。一个我从来不可能想象的结果。我无法理解,一个学理工科的尖子,怎么会去信仰一个什么‘邪教’?我无法接受,个人的一点小小信仰,怎么就会成为社会“危害”,招惹牢狱之灾?我更无法想象,栽了那样一个大跟头,失去了从小苦读奋斗来的所有,他从哪里能再找到一个支点,重新站起? …… 昨夜梦中,我又回到了平河。依稀中我站在挂着大铁钟的古树旁,却摸不到树上的绳子。我望向暮色中那一排排古老的房子,突然似乎见到了烛光由窗里透出,刹那间又乌云遮月,只见荒芜了的空壳,让无言的过去萦绕着它耸立的墙垣。 啊,我那遥远的平河湾! 相关博文: 上篇:我的遥远的平河湾 - 县中岁月 前传:山一代,山二代 - 也忆77年的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