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起故鄉，我總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論住的長短，在海外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出國前的各地，但是這裡無論如何也入不了我“家鄉”的字典；論籍貫老家，生活的時間也不短，卻都是長成以後的記憶，缺少依稀綿長的思念；而我童年少時成長的地方，一直以來卻從來沒有被我，父母和周圍的人當成真正的家鄉 – 對於在“三線建設”中硬被搬遷到山溝里的人們來說，住得再久，那個地方所聯繫的也只是他們曾經無處安放的青春。

平河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個長江中下游流域一個丘陵環抱，毫不突出的農業縣，在七十年代接納了好幾個大小三線工廠，我父母所在的軍工企業就是其中之一，獨立於周圍的農村環境，儼然是個自成一體的小社會 （見博文《山一代，山二代》）。到了八十年代，三線廠里已是人心惶惶，個個想着法子要跳出山溝，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越來越差。好在初中畢業時，當地的縣中擇優錄取，對一班工廠子弟也敞開了大門，我於是開始了一段縣中歲月。

（一）校園

平河縣城，離我的家有三十公里。幾萬人口的鎮子，除了一橫一縱兩條柏油馬路，小巷多半是青石板路，連入低矮的民居，馬頭檐角，青瓦白牆。一條不窄也說不上寬的河，在鎮子邊繞帶而過。

縣中就坐落在河邊一個靜靜的灣汊旁。這是一所頗有點歷史的學校，創辦於民國初年，算是政府公立，士紳協辦，教化鄉里，也培養出許多能列入地方志的人才。學校的教學質量遠近聞名，升學率挺高，不僅在縣內首屈一指，在省內也數得上。作為一個地方學校，縣中的招生對象主要是本縣的城鎮和農村學生，比例大概一半對一半；以比較高的分數招收三線廠子弟，目的是招攬優質生源，進一步提高升學率。我們的工廠因為是中央直屬企業，教育經費單列，所以工廠還要為在縣中讀書的我們交一些“代辦費”。

校園很大，甚至有幾十棵古樹參天，其中一棵樹上，掛了好大一口鐵鐘。每天早午晚，都見一個駝背的老工友，解開系在樹上的鐘繩，“噹噹當”，指揮着學校的作息，電鈴只是課間的陪襯。樹林邊上，有若干棟校舍。老舊的住男生，一個大房間裡能住三，四十人，上下鋪擺設得如叢林一般；女生比較好，有一個獨立的小院，房子也新一些，每間宿舍住十二個人。宿舍門前有一條小小的排水溝，早晨起來，一群姑娘端着臉盆茶缸在那裡洗漱，水龍頭則在院子外幾十米遠。廁所在另外一邊，往往要先狠狠跺幾腳，聽見裡面的小動物悉悉索索跑開的聲音，方敢進去。

出了院子，穿過晨霧靄靄的樹林，就是大操場。縣中的一天開始得很早，往往天還沒有亮，操場上就滿是晨跑的學生。跑得滿頭大汗了，曙光乍現，操場邊又是一片書聲琅琅。有一個早晨，我也奔跑在朦朧的晨曦中，突然腳下一陣劇痛，蹦跳着低頭一看，只見半截破玻璃瓶扎穿了運動鞋膠底，刺入左腳底板，好大一個口子，疼得我直冒冷汗。

在同學的攙扶下，我一瘸一拐地來到校醫室。校醫是個頭髮花白的老頭，他用酒精給我清理了一下傷口，然後從柜子裡搬出一個大玻璃瓶，用鑷子從裡面鉗出一塊黃黃的東西，敷在我的腳上，我頓時感覺一陣涼意從傷口中彌散開來，痛感大減。校醫操着那難懂的當地方言，告訴我那塊黃黃的東西是一種野獸的肉，偏方秘制的，可以把創面里的髒東西“拔”出來，消腫止痛。那時候的我也真皮實，腳底敷着那塊神秘的獸肉，一瘸一拐地在學校堅持了好幾天，一直到周末才回家。“什麼？破傷風針也沒打？”當醫生的媽媽大驚失色，忙把我帶到廠醫院。門診的大夫們瞧稀罕一般，把那塊貼着獸肉的紗布換掉，發現傷口竟然絲毫沒有發炎。帶着一貫居高臨下的態度，他們還是把所謂的鄉下偏方調侃了一番，我卻很不以為然。直到今天，我的腳底還留有一段近兩公分的傷痕，摸上去有一點硬硬的，讓我對那次奇特的診療無法忘卻。

（二）農村同學

在縣中的日子，食宿都在學校，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很多年後，當我和我的老外朋友聊起那段生活，他們常會按照這裡的boarding schools 來想象我的學校，既有趣也高級。白天哪能懂得夜的黑？

我的宿舍室友中，有高一的也有高二的，有廠礦的也有農村的（縣城的都不住宿）。宿舍里住12個人，左右上下鋪，長長的一條，天花板上高高吊着一個15瓦的電燈泡。每天晚自習後回到宿舍，那昏黃幽暗的燈光，最容易勾起我思念家的明亮和溫暖。於是，我從家裡帶了一隻100瓦的燈泡去換上了，到了夜晚大放光明，全宿舍的姑娘們都喜氣洋洋！可是沒想到第二天，舍監就趁我們去上課，摸進宿舍，把我們的大燈泡給換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我們幾個人索性衝到校外的小賣部，又買了只燈泡換上。那個男人婆一樣的舍監惱了，砰砰砸門，我們把門叉上，高唱：“我們要一個光明的世界！”不過小姑娘們最後還是敵不過淫威，男人婆衝進來把燈泡卸走了，屋內陷入一片黑暗。夜半三更喲盼天明，寒冬臘月啊盼春歸...... 後來有一天，舍監搭在院子裡晾衣服的繩子莫名其妙地鬆了，幾件褂子掉在泥水坑裡，舍監氣得跳着腳在院子裡罵。天地良心，可不是我干的哦！

學校的食堂房子挺大，開了一溜窗口，個個小得像炮樓的槍眼。黃黃的米飯，菜似乎總是那麼幾樣：一毛錢的胡蘿蔔炒肉片，裡面的肉片似乎還不如5分錢的炒青菜裡面的蟲子肉多；最奢侈的是兩毛五一碗的粉蒸肉，貨真價實，不過總是一排排地剩在那裡，學生們不大吃得起。不過那個時候，政策已經有些放開了，學校周圍的一些居民，被允許到食堂來擺攤。每天下課前飢腸轆轆的時候，從教室的窗口望出去，常能看見一個矮矮的老頭，挑着兩隻木桶，領着一個瘦瘦的小女孩，搖搖擺擺地向食堂走。那個擔子裡，總有我最喜歡的白湯芋頭，夾雜着一點油渣，很是美味。現在想來，估計裡面豬油不少，在當時是很實惠的。

不過對於很多農村來的學生，這8分錢一份的芋頭還是太貴了。他們常常只買一份青菜，回到宿捨去，再加上兩勺從家裡帶來的鹹菜，通常是醃辣椒或者霉豆子，呼嚕呼嚕吃下去。那種霉豆子，我曾經嘗過一次，又咸又辣加上發酵的霉味，完全無法接受的味道。可是那樣一罐霉豆子，我的室友可能要吃一兩個月，因為她們在學期中間很少回家，長途汽車一，兩塊錢的車費可是大花銷。每隔一段時間，他們的父兄可能會來，黑紅的臉上帶着憨憨的笑，挑來一擔米或是稻穀，交給學校食堂換飯票，因為是農村戶口，他們沒有糧票。

在那個經濟不算發達的省份，平河還算不上貧困縣。我搞不清楚當地人的收入水平，只記得有一次申領助學金，我在表上填了父母共一百多元的月工資收入，居然讓班裡的同學大為驚訝，甚至氣憤這樣的“富人”為什麼還要申請助學金。我班上的還都是縣城的學生，農村的貧窮可想而知。

（網絡圖片，但是非常像我們工廠旁邊的農村環境）

我們工廠的家屬區，周圍水田環繞，與不遠的村莊雞犬相聞。我雖然對農村很不了解，卻也見過農家黑黑的堂屋裡，一兩歲的小孩長時間被放在木站桶里，而大人們正在泥水田裡深一腳淺一腳地耕作；我見過十七八的姑娘就做了媽媽，半敞着懷奶孩子，一邊與別的婆娘調笑，而那女伴往往正跪在水塘邊的青石上，舉着棒槌砸洗着衣裳。跟這些鄉人比起來，我的那些農村女同學們，已經是了不起的幸運兒：女孩子家，家裡還肯供他們到城裡讀高中。可如果畢業後什麼也考不上，那麼等待她們的，就只有回鄉嫁人一條路。八十年代中，升學的壓力是那樣的逼仄，那樣的實在。

那時的高中生，通常在床邊要貼幾句勵志的座右銘，什麼“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記得我的室友小萍，貼的是一張小小的紙條，上面用細細的圓珠筆寫着：“發奮努力，跳出農門。”而有個男生宿舍，牆上直接貼了一條標語，白紙黑字：“別忘了，你是農村戶口！”

一年之後，我隨父母搬遷到大城市。相比之下，城裡的孩子們太輕鬆了。即使考不上大學，也還有各種各樣的電大，職大或者技校可上，出路很多，而邊遠地區或者農村的學生卻沒有這樣的機會。高考之於他們，是真正的鯉魚跳龍門。我在縣中的一些農村同學後來得以金榜題名，但是也有很多名落孫山，從此再沒有了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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