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背景：前两天，《共识网》发表了某先生的《我很欣赏李锐先生的一次访谈》，我应之以《废话里的“大义”》以正视听，张树彬以《你真的相信“各取所需”的社会能实现吗？》与之商榷。三人都很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原属再正常不过。问题出在张先生在文章里介绍了某先生原供职的单位。这位先生生气了，来信：“我不赞成同学、朋友之间公开争论，这是叫别人看笑话，其他人想以此出名更不赞成。”（这个“其他人想以此出名”大有深意焉）并将此冠以“文革恶习”、“文革思维”、“是文革揭老底的做法。”。还说“这样子来混世界，社会当然不买账”云云。混世界一类刻薄、侮辱性的话，就不计较了，比起孔三骂骂人的话，够客气的了。我不懂的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朋友公开争论，怎么是叫别人看笑话？别人者谁？也不懂“说出我的单位”和“文革揭老底”、“文革恶习”、“文革思维”有什么必然联系。从“文革”过来人都知道，什么叫揭老底：那是专拣你的软肋捏，比如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以此推论，莫非论者退休前工作的单位是自己的软肋？莫非论者那个单位腌囋污秽见不得人？或者论者是潜伏在那个单位的？抑或论者单位是国家机密重地，不可与闻？却又解释不了，前两年，退休后的这位先生，每有文章发表，是不吝于把自己的单位附于文后的。以上是非，不说也罢，读者自有公论，但某先生提出的所谓“文革恶习”和“文革思维”，却不能不认真对待。

什么叫“文革”恶习、“文革”思维？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力有不逮，但作为过来人，对“文革”恶习和“文革”思维，从现象、特点上讲一讲，还是有发言权的。兹将笔者感受最深的列如下：

奴才做派。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人迷信--邪教的盛宴。其时，天昏地暗，无远浩劫，遍地奴隶。不是大家甘心做奴隶，是不得不做奴隶。奴隶是皇帝潜在的敌人，得有奴才举起鞭子替皇上看管着，于是奴才就格外吃香、走运。“文革”盛产奴才，“文革”是培养奴才的大学校。凡奴才，兼具两幅面孔。对主子，像叭儿狗，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媚态十足，对奴隶，特别是落难的奴隶和所谓贱民，则张牙舞爪，凶神恶煞，打手一个。别看那时造反派、保皇派，天派地派，这派那派，五花八门，组织林立，都是保毛派；别看“文革”期间趁火打劫的造反派--绝大多数被忽悠被裹挟进去的不算--号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对那个不叫皇帝却比皇帝更皇帝者，或者说对“四人帮”及其帮主，休说吐个不字，吮痈舐痔还唯恐落于人后。他们迷信大救星，心甘情愿匍匐在神坛下。那时作兴背诵红语录，所谓语录本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连最响亮的歌都是东方红，至于最亲的人，不是爹娘，而是红太阳。不信你翻一番那首早已背时的迷信歌曲。噩梦醒来三十多年了，人家坛主都从神坛上走下来，万千大众望着他踽踽远去的踉跄背影，脚跟脚地从那个废墟前站起来，拍一拍膝盖上的脏土，呸了一口，嘻嘻哈哈走了。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篇章。但还有那么些人，至今还恋着大救星，趴在那座神坛的土堆前，口中念念有词，一句一个吾皇圣明，万岁万岁万寿无疆。只要提到毛太祖，就两眼放光，血脉贲张，可谓中毒深矣。此类货色，也许混出了个模样，但本性难移。到今天，写个据说也算是文章的东西，不讲真相真话，无视常识常理，把早先背熟的语录，这里引一处，叫引经，那里来一句，叫据典，以歪理邪说为自己的歪理邪说做证明，煞有介事，看似很有学问，显得很有水平，其实，他们思想的苍白，理论的贫乏，语言的干瘪，内心的虚弱，骨头的轻贱，不须多著一字。至于什么“开国领袖”“民族英雄”，就差恨不能像当年的苏联叫斯大林父亲一样叫亲爹了，把文人的脸面丢个精光。这是他们劣根性的一面。另一面，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远必诛。臭名昭著的“孔三骂”，令人不齿的“韩耳光”，一狼一狈，就是典型。这些宝贝，只要听到人们议论一点毛皇的历史真相，就如丧考妣，妄言什么谩骂、污蔑、抹黑。一面奴颜，一面恶脸，无视这类恶习和思维，把什么朋友公开争论、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归为什么“文革恶习”和“文革思维”，岂止是小肚鸡肠，张冠李戴！

斗争哲学。“文革”有几句话最著名。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然，后来还有“八亿人，不斗行吗”这样的昏话。十年浩劫，为以上诸如此类的最高指示做了最好的诠释，也把愚蠢的基因、仇恨的毒素、好斗的鸡血，深深注入到一些人的骨髓里，以至于如今都什么年代了，还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整天疑神疑鬼，危言耸听，满世界寻找斗争对象。信奉斗争哲学的人，沿袭了奴才的两面性，增加的是霸道，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满天下就他们最革命，最爱国。前两年反日大游行中的打老人耳光，以及在他们煽动下的打砸抢，就是证明。而最不堪的是一些号称学者、教授的所谓文人，在举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时，唯恐天下不乱，处处打横炮，不仅学赵老太爷，不许别人对改革有些许期许，还要下三滥般的举报，明目张胆充当恶政的打手，昧着良心把茅于轼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污蔑为汉奸，极尽攻讦之能事。张树彬把这样的人比喻为还生活在中世纪，我的看法是，他们还生活在“文革”中。中世纪未必比“文革”更黑暗。

仇视文明。“文革”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大挑战，大亵渎，大摧残，大翻盘。在这番恶作剧中，始作俑者感受到无比的快意，也获得了无比的成就感。要不怎么会把“文革”作为自己一生的得意之作和政治遗产而念念不忘，沾沾自喜，所谓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成瘾了似的，要搁七八年就来一次？却又忧心忡忡，生怕后人翻案，刨掉专制独裁的祖坟。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胡耀邦--这位中国良心的主持下，案是翻了不少，眼见的是，人们不仅欢欣鼓舞，还发现了许多被隐瞒、被歪曲、被抹黑、被妖魔化了的东西，原来是个好东西！比如民主、自由，比如人权、宪政，比如公民社会，权力制衡，等等。一句话，凡是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东西，凡是人类至今还在追求的东西，或者说，只要是把人当做人而不是当做驯服工具、把权力当做恶而不是当做“须臾不可离开的”的宝贝的主张，都是好东西，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也。但偏偏有人把这些好东西当做洪水猛兽，咬牙切齿诅咒之，口诛笔伐批判之。揭开他们的衣襟，露出的是又粗又长的“文革”尾巴。如此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是“文革”恶习和思维，还能是什么？

狂妄无知。“文革”期间造反派之狂妄无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记忆犹新。他们都发高烧。“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语言；彻底埋葬旧世界，建造红彤彤的新世界，把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处在水深火热中人解放出来，是那时最走红的口号。诸如此类多了去了，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但如果以为这类张狂的做派都寿终正寝，成了绝唱，那就大错特错了。看看今天，不是有那么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整日里悲天悯人，口口声声劳苦大众？却不为劳苦大众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像茅于轼那样，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帮助弱势群体学点谋生的技能，而是求田问舍，纷纷送自己子女出国，当所谓裸官裸商裸名人，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许他们中一些人，不无正确地说出贪腐的无处不在，贫富差距的触目惊心，也许他们中一些人还想悬壶济世，却由于自己的愚蠢，使他们既没有找到天朝溃败真正的病因，更开不出有效救治的处方，所能祭出的，无非是“国进民退”、“唱红打黑”这类倒行逆施而已。而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无非都是马克思早就讥讽过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是为了拉拢人民，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罢了。想一想前两年，他们是多么看好薄公子和周老大啊，选边站队，争先恐后，摇旗呐喊，不遗余力，一时间好不得意，而今不是都成了缩头乌龟，还一个劲地撇干净？敢把当初的言行亮出来晒一晒吗？什么叫“文革”恶习和思维？回想有些人的表演，不难得出结论。

非白即黑。这是“文革”期间不二的思维。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时的逻辑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毛路线，就是刘路线，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家里越穷越革命，白卷也能当英雄，鸡屁股里也有资本主义。还有，人民大众高兴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一边去；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新社会千好万好，旧社会万恶不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他们眼里，万紫千红的花园，不是香花就是毒草，男女老少，不是进步就是反动。这固然省心省事，却也把自己弄成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到近乎白痴。后来，毛发明了个第三世界理论，也没有逃出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窠臼。衣钵相传，至今这些非此即彼的东西，仍为一些毛粉奉为圭臬。还说保钓期间，一些诸如“宁叫大陆长满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疯话，纷纷出笼，贴满了大街小巷，出尽了绝世洋相，也丢尽了国人的脸面。而普世价值，就仅仅因为文明发达国家尊崇和奉行，遭到疯狂的围剿。至于孔三骂，就更不堪了。药家鑫杀了人，被处以极刑，罪有应得。但正如美国校园里发生了枪杀案，受害者家属也为加害者祈祷一样--因为他们懂得，加害者也是人，也是受害者。这就叫悲天悯人，人文情怀，这就叫大爱无疆、以德报怨。反观孔三骂，却能说出这样的话：药家鑫“长得就像杀人犯”，“名字就是杀人犯”，“跑到天涯海角把你满门抄斩才是严肃的法律”。这可是人话？一个北大教授应该说的话？早已越过文明的底线。至于他讲的“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以及“无耻的导游经常说这块是文化大革命砸的，那块是红卫兵砸的。我就问，你看见啦？我说谁告诉你们这是红卫兵砸的？都是你们砸的！都是这三十年毁坏的”，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崇拜金三世，无异于与全世界为敌。他对英国记者说：“让全世界封锁你们英国三个月试试，看看那时是朝鲜穷还是你们穷？朝鲜的困难是谁造成的？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早都死绝了。有些中国人，整天嘲笑朝鲜，崇拜韩国，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嫌贫爱富心理。”等等，无不充满了从“文革”遗传下来的戾气、痞气、恶习，无不是“文革”的思维的再版。而有人去了趟美国，发现那里水深火热，与孔三骂的思维，不也如出一辙？

“文革”恶习和“文革”思维，还能举出很多，比如抢着表态，偷着告密，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以及出卖良心，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莫须有，等等。很多“文革”的遗老遗少，继承“文革”衣钵，偷着乐就是了，却至今仍模狗样在招摇过市，仿佛别人都得了健忘症。也有变异，如很多当年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如今居然成了九斤老太，生出阵阵今不如昔的伤感和哀鸣，更有那“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唏嘘不已。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无论如何，我还没发现所谓朋友公开争论，是“文革”恶习和“文革”思维。

    （201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