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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二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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