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于67-68年

主席在青年时期曾经创办了《湘江评论》，里面有主席的一段文字：“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随时代的前进，当然这些特性也有所改变，由于科学发达了的缘故，神鬼、物象、运命可以说已经没有人迷信了。然而要说到迷信强权，则可以说是比当时更为迷信。如果当时是四十分之三十九，那么现在大概是七十分之六十九点九。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有原因的。当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的强权是资产阶级的强权。然而劳动人民尚且有这么多人迷信。到了现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在的强权是无产阶级的强权，迷信无产阶级的强权岂不是极其正当的么？这个特性发展到怎样一个地板了呢：不迷信强权已经快成为罪状了。

列宁曾经说过：“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现在呢，也许改成“真理是强权者说出来的”更为恰当些。

现在的习惯，强权就是真理。谁的官做得越大，谁的话也就越成为“真理”。

譬如，两位同志在辩论一个问题，一个同志在对方说完了某句话以后说：“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这时，形势立即起变化。这时无所谓这句话有无说服力，乃是因为出现了强权──主席的缘故。

再如，“造反有理”在某些地方曾经被打成反革命标语，后来是当然的平反了。其平反的理由则是：“这是主席说的。”而不是什么“我们要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之类的话──这已经是后话了。

再举一个例，文化革命中，内部消息传得多了。马路上，大批判专栏中经常出现转抄有某位首长的讲话或者主席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都可以说是比较“精彩”的。那么对这些讲话采取什么态度呢?大家也都有所体会，就是看看，不发表意见也不引用──不管。因为这些文章的本身是无所谓真理不真理，只要知道，它是否确实系某人所作的就行了。确实的，当然就是真理。然而现在还不知道确实不确实，倘若发表意见就会惹出麻烦。中央是禁止私自翻印主席未发表的指示的。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只知有强权不知有真理。倘若这指示是伪造的或传错了怎么办呢？岂不成了“伪造的真理”？

在清华的《井冈山》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署名陈伯达写的文章，后来有人说话了，知道这篇文章不是陈伯达写的，而是某个黑帮分子写的，于是道歉并进行批判，可是文章的本身是无所谓的，重要的乃是，作者是谁？

再如，关于”怀疑一切“这句口号，曾经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主席发表了意见，于是争论到此为止了。这里一是“这意见是主席的呀，当然我心服了”一是“再争下去，岂不。。。”

再如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也曾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后来的争论结束就是因为有某人来表了态。

文化大革命，很多单位分成了两派，这时倘若有强权一表态，形势立即会起变化。这里并非两派经过了辩论逐渐明白了是非，乃是因为强权的表态，使他们明白了是非。发展到后来，很多派都希望强权表态支持自己，因为自己手中的真理不足以使自己胜利，而强权者的表态到可以使自己胜利。

再如，现在的电影，唱片是如此的少，难道没有开放的都是毒草吗?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就是强权者没有表态。

总之强权者说某个作品是香花，那么一切美好的词句都可以用上去。当然最耀眼的一个字眼是“里程碑”，倘若强权说某个作品毒草，那么凡所能想到的贬义词，所能找到的帽子，都可以摔上去，这样做，是绝不会错的。

我们要知道某句话是否真确是否反动，最关键的一条要知道这句话属何人所说。讲这句话的是革命者。这句话就该赞扬。讲这句话的是反动分子，这句话就该批判。倘若还不知道讲这句话的是怎样的人呢?只能采取三不主义：不表态，不引用，不批判。

要搜集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吗?那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将他平常的讲话搜集起来就行。之所以这些话都是黑话就因为他是反革命。只要他是反革命，“于是凡有言论，全部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全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谁有不同意见吗,那就是为反革命翻案，反戈一击尚可，顽固不化打倒，最好的方法：“不理解只许放在肚子里，不许讲出来。”

譬如在戚本禹下台以前，文章中引用一下戚本禹的讲话是颇有些令人敬畏的，颇有些很强的说服力的。其意思是，戚本禹都如此说了，可见我的意见不错。

然而戚本禹到台了，于是这也就成了罪状。其意思是，你的意见同戚本禹的一样，可见这是错的，你的文章中引用戚本禹的讲话，你就是同他一丘之貉。

再如，何是成了反革命，就因为有强权者表了态，有《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等等，而并非因为何是的文章“反动”。可怜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不过不要紧，只要有强权表态就够了。说服力的有无是无所谓的，反正所唱的是独脚戏。

所以陆荣根写了一篇文章就被送上了西天，就因为他触动了当时的强权──陶铸。

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的《修养》曾经被某些人当作教科书，当作经典著作来读，并非因为《修养》正确，乃是因为写修养的是赫赫大人物刘少奇。刘少奇到台了，《修养》当然的毒草。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刘少奇倒台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硬要证明《修养》只有坏人才要看。那么难道你们这些好人过去就没有看过一遍《修养》吗？假如你们看过的，那么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批判，任其流毒全党全国全世界呢？莫非新华书店销售了这些多《修养》全到地富反坏右手中去了，还是说当时做英雄不稳当呢？

这样说，难免有一些同志要发怒，说现在没有人提出异议是因为《修养》被批倒批臭了。那我只能说中国人的觉悟提高得真快呀。觉悟没有提高得这样快的当然只能是反革命了。我还想说一句：无论是刚开始批判，还是批判了一段时间，总之是没有人说第二句话的。

为什么有些人如此容易中《修养》的毒?就是因为他们"只认有强权，不认有个人"的结果。所以刘少奇下台以前，是强权，他们就中毒，刘少奇一下台，他们的毒就立即消光。戚本禹一上台他们又中毒，戚本禹一下台，他们的毒又立即消光了。这些同志极容易中毒也极容易消毒。每打倒一个走资派，他们都会发现：我中了毒了。

这种“中毒”其实是不能算是“中毒”的。他们的脑中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思想，里面全是强权的语录，因为这是最行时的话语。假如他们是真的“中毒”，消毒就必然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在别人批判时会出现"虽然你们这样说，我仍然有点想不通。。。"之类的词句。现在没有，就可见他们并非真正“中毒”。譬如江青同志对她的孩子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坏书。”她的孩子反驳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人家都说好。”这可以说是迷信真理。要是换了一些江青同志的话还没有说定，他就会立即醒悟，立即反戈一击。对于他们本来就无所谓真理，强权就是真理。这样当然也允许，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发展到后来，谁要是象江青的孩子那样一发问，立刻加上“炮打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的罪名，这就似乎有点可恶了。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当然是一条真理。其实不单是主席，林付统帅，周总理，江青同志等等的话统统都“句句是真理”，以至于王洪文，任立新的话也带些“句句是真理”的味儿，所以有谁敢商榷一下就立刻成了反革命。戚本禹也曾经有过一段“句句是真理”的“光荣历史”。

记得某一篇文章中说到在封建社会是“老子说了算”，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说了算”，那么从社会存在的矛盾分析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是“强者说了算”，大约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理说了算”。

这样说，难免有一些人要发怒，他说现在的时代是“真理说了算”，“毛泽东思想说了算”。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列宁）然而现在对于那一个强权的那一句话是有过争论的呢？没有，可见现在是“强权说了算”的时代。譬如何是认为无产阶级也应该运用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一武器，他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许多语录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他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然也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那么这时是哪一个“毛泽东思想说了算”呢，当然应该进行争论。然而没有进行争论，何是已经成了反革命，归根到底还是强权说了算。

为什么说“从社会存在的矛盾分析起来”现在是强权说了算呢？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如前一篇文章所说，中国人是很善于上纲上线或者说很善于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强权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所以谁敢与强权发生争论，当然就站到无产阶级的反面去了。

在文化革命中，有一个风行一时的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动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为什么会出现这句口号的呢？就因为中央文革是强权。

那么你们保卫得怎么样呢？陶铸没有保住，王力关锋没有保住，戚本禹没有保住，正是在你们的“保卫”声中，陶铸下了台，王力关锋下来台，戚本禹下了台，然而你们并没有誓死。

你们的誓死的实质，不过是有人稍微对姚文元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就连忙大叫“砸烂狗头”仿佛这就是“誓死保卫”似的。试问当彭真，当中宣部的黑帮在使用权力压制姚文元的时候，你们到那里去了呢？这时候姚文元顶过来了，那么难道如今全国有人说了半句话姚文元就受不了了？要你们去“保卫”了，没有你们的保卫就危险了？幸亏你们的革命行动才保住了姚文元？你们这些人物真可称是“保卫中央文革”的特等英雄，真该给你们一个特等勋章。

所可惜的只是戚本禹之流干了那么多分裂中央文革的勾当，你们没有去砸烂狗头，你们的“誓死捍卫”只不过是你们成为稳当的英雄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许当别人在反戚本禹的时候，当陆荣根在反陶铸的时候，正是你们“誓死捍卫”的良机。

正是在你们的口号中，姚文元的话也“句句是真理”了，对于姚文元的话也“不理解，只许放在肚子里，不许讲出来”，你们的威力何其大也。

向你们致敬，你们这些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英雄们。

向你们致敬，中央文革正是靠你们保住了，没有你们的保卫，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向你们致敬，你们这些砸烂了很多个反对中央文革，不，反对中央文革的某一个成员，不，反对中央文革的某一个成员的某一句话的人的狗头，但就是没能砸烂陶铸，没有砸烂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狗头的英雄。

有一个倒台了的组织：中央军委文革，可惜的是垮台得早了一些，如果能迟一些垮台，在垮台前再刮一场三四级的小风，那么一定会有很多“稳当的英雄”大叫“誓死捍卫中央军委文革”，这是必然的。

既然有强权，当然也有强权的反面，对于后者怎么办呢？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者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笑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

这是一句很英明的语言，然而它只说出了一个方面。

看近来的形势，人物一旦倒台，则旧势当然的失势，连他童年时代的“爸爸”“妈妈”都含有一些反动的气味了。

这两方面加起来，我想这才完全些。

总之中国人的习惯，随着一个人地位的变化，升高或者倒台，就要对他们以前的事从新评价，换句话说，凡某人将来的地位是同现在不同的，则现在的评价肯定是错误的。别的不必说，红革会犯了错误，解放日报事件中的作用就要从新评价了：这是贪天之功呀。假如它没有犯错误，当然就让它贪下去，贪下去。再如描写主席过去生活，经历事情的书可以说有几本，然而差不多没有一本不可以加上“恣意贬低”这一条罪名，这是因为主席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假如在主席的青年时代叫主席当时的百侣谈谈对主席的看法，必然也是贬低的。

鲁迅当然是反对这一个特性的。举一段鲁迅语录：“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句话却还是对的。”

按照某些先生的逻辑，鲁迅大概又可蒙上“为托罗斯基翻案”的罪名了。这段语录是写在文章里，登在报纸上，收录在《三闲集》中的。不过，鲁迅不正是和托罗斯基派打仗很英勇的么？

现在，如果有那一个不识相的小物竟然发现了强权与强权之间的话也有“矛盾”，或者强权与塌台人物的话居然也统一，那可怎么办呢？譬如在刘少奇戚本禹在台上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话与主席的指示不符，或者发现杨成武的大树特树与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有矛盾，怎么办呢？或者在刘少奇倒台后，发现他的某一句话也合于毛泽东思想。

这就是他犯了一条罪状：太认真，应该按照鲁迅先生所悟出的秘诀去办：“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已经认真了怎么办呢？“不理解只许放在肚子里，不许讲出来”最好的方法是当个逍遥派，千万不要想出什么揪出走资派的主意。这是白赔了老命的生意。

反革命=修正主义=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坏=塌台人物。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更加认识到权字的重要了”这样的话已是屡见不鲜了。文章里，口头上，或多或少都表示了同一种意思。听到了这种话而且竟然有这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叹息，他说明了中国的现状，权字比理字更为重要，纵使你有千条理万条理，你没有权就只能失败，中国的现在不是权为理服务而是理为权服务。只要有了权，总能找到理论根据，而且是反对就要成为反革命这样的理论根据。这样的认识是可喜的，它看出了中国的特点，河里的水涨到田里来了，被人们发觉了自然是好事，把它堵起来，是共同的语言。然而没有人说应该疏通河道，没有人说应该改造这种现状。应该让权字为理字服务，应该让权字和理字的重要位置颠倒过来。可是没有人说，这就是我感到深深的叹息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