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秋之交的第一天
(宗璞)
本來以為有些事是永不會忘記的。許多年過去了，回想起來，竟然不只少了
當時那種泉噴潮湧的感情，事情也漸漸模糊了。寫這文章，原擬以１９６６年某
月某日為題的，自己記不得，便去問人。有人說，往事不堪回首，不願再觸動心
靈的創傷；有人說，當時連一個字也不敢寫，如何記得。於是只好用這樣冗長的
一個題目。
不是為了忘卻，卻漸漸要忘卻了。不免驚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當時的情景？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開
始約３個月了。當時的人，分為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兩大陣營，革命群眾斗
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為了提高鬥爭技術，各單位間互相串連觀摩，
鑽研怎樣把“牛鬼蛇神”鬥倒斗臭鬥垮，就像鑽研某種技術，要有發明創造一樣
。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導下讀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時便常想卡君
的小說《在流放地》，那殺人機器也是經過精心鑽研製成的。
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大概是僅次於北大、清華的“文革”先進單位，每天
來看大字報的人如趕集一般。院中一個大席棚，是練兵習武之所。常常有鬥爭會
。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還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噴
氣式等簡易刑法。
那時兩派已興。兩派都去找中央領導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張小字報上看見
一派訪某領導同志的記錄。那位領導說，你們是學部的？你們都是研究什麼的？
我為這句話暗笑了半天。“你們都是研究什麼的？”我在心中回答：“殺人！都
是研究殺人的！”這樣想，是因我是鬥爭對象，若屬於相反的那一類，大概我也
會“研究”，因為那是任務。
鬥爭形式不斷發展，這也是研究的結果罷。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文學研究所主辦了一次批判何其芳大會，學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會在吉祥劇院舉行。頭一天發票，票不敷發，有的難友沒有得到。會後才
知，不讓參加，實在是很大的“照顧”和“保護”。
那天很熱。記得我穿着短袖襯衫，坐在劇場的左後方。場中人很快坐滿，除
了學部的群眾，還有北大、作協的人來取經助陣。
不記得哪位主持會。不記得也好。
何其芳在幾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來，垂頭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
的紙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書三個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聲勢嚇人。
何其芳開始檢討。沒有說幾句，便有人按頭。總嫌他彎腰不夠深，直把他按
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掙扎，都起不來。
“我有錯，我有錯——”他的四川話在劇場（應該說是刑場）中顫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揀起來，仍跪在地下。
直到現在，我認為，還是沒有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超過其芳同志的那
一篇。直到現在，中、外兩個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仍在懷念他的領導與教誨。
而那美麗的《畫夢錄》，又是怎樣的感染着我呵！
這樣的人，跪在地下把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和組織工作才能集於一身的人跪
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說，我有錯，我有錯！
“文革”開始時，便在批判何其芳了。開過好幾次所謂的黨員大會，吸收群
眾參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處境（當時誰又了解自己的處境！），仍在據理力
爭，滔滔而辯。有一個系背帶的瘦高個兒，把他推搡了幾次。我當時坐在門邊，
和一位以溫良恭儉讓著稱的同事小聲議論：“為什麼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們
站起來說！”但我們沒有站起來說。我們靦腆，不習慣當眾講話，我們太懦怯！
那位同事還說，得學着說話辯論，不然被壞人掌了權怎麼辦其實真理不是愈辯愈
明，理早鑄好了，鑄成一個個通紅的罪名，不斷地燙在人臉上！
兩位陪斗者被推了上來，俞平伯和余冠英。他們也穿着紙做的戲衣，頭上還
戴着有翅的紙紗帽，腳步踉蹌，站立不穩，立刻成為聲震屋瓦的口號打倒的對象
。
劇場左門出現騷動。“打倒邵荃麟！”幾個人高喊。他們押着瘦骨嶙峋的荃
麟走上台去。荃麟因中間人物論獲罪後，不再任作協領導，調到外文所任研究員
，但仍在作協接受批判。學部開大會，捉他來斗，自是應該。
好像有幾個批判發言。我相信絕大多數出於革命熱情。發言者聲嘶力竭地叫
喊一番，喊過了，仍讓何其芳檢討。
其芳同志仍跪着，聲音斷斷續續，提到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
。“站起來說！”有人喝叫。待他勉強站起來，又撲上去幾個漢子，按頭折臂，
直按到他又跪下。
讓他站起，是為了按他跪下！
這樣幾次。又把另外幾位折騰一陣，似乎不新鮮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馮至！”馮先生上了台。外文所一次批鬥會後，曾讓“對象”們鳴鑼繞圈
，馮至打頭，我在最後。看來愈繞處境愈慘，是永遠繞不出去了。
“錢鍾書！”錢先生從劇場最後一排站起，從我身邊疾步走過，馬上有人抓
住他的衣領。
“賈芝！”一人一手按頭，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噴氣式上了台。
劇場中殺氣騰騰，口號聲此起彼落。在這一片喧鬧下面，我感到極深的沉默
，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滿台黑壓壓一片，他們都戴上紙糊高帽，寫着是哪一種罪人。比起戴痰
盂尿罐的，畢竟文明多了。
學術權威大都叫過後，叫到一些科室負責人和被認為是鐵杆老保的人。“牟
懷真！”這是外文所圖書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個造反派看見了我。
“馮鍾璞！”他大叫。我不等第二聲，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儘量彎
着身子，像一條蟲。上了台，發現天幕後擺着剩下的幾頂高帽子，沒有我的。事
先沒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聲說。
有人把我們挨個兒認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個念頭，儘量彎得合格，儘量把
自己縮小。
過了些時，眼前的許多腳慢慢移動起來。“牛鬼蛇神”們排着隊到麥克風前
自報家門，便可下台了。
我聽見許多熟悉的聲音，聲音都很平靜。
輪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麼。那時把學不夠深、位不夠高而
又欲加之罪的人，稱作三反分子。三反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
也。我走到麥克風前如此報了名。台下好幾個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
帽子，見白紙黑字，寫着“馮友蘭的女兒”。
馮友蘭的女兒又說明什麼呢？
我積極地自加形容詞：“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的女兒。”台下不再嚷叫。這
女兒的身份原來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台時沒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們注意。我從太平門走出
來，發現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慶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豈不要經官發賣這樣
想着，眼前的東華門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馮鍾璞！”怯怯的聲音。原來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轉。“頂銀
胡同在哪裡？我找不到。”頂銀胡同某號是作協的監房，他要回監去。
“荃麟同志！”我低聲說，“你身體好嗎？”他臉上有一個笑容，看上去很
平靜，望着我似乎想說什麼，說出來的仍是：“頂銀胡同在哪裡？”
我引他走了十幾步，指給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隨時要摔倒的身影，混進人
群中去了。
我不只繼承了“反動”的血液，也和眾多“反動”人物有着各種各樣的聯繫
。他們看着我長大。荃麟卸職前，總是鼓勵我寫作，並為我向《世界文學》請過
創作假。
而這些敬愛的師長，連同我的父親和我自己，一個個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
我慢慢走回當時的住所，茲府２７號。那裡不成為“家”，因為只有我一
個人。小院裡有兩間北房，兩間東房，院中長滿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着我
。
坐下休息了一陣，思想漸漸集中，想着一個問題，那便是：要不要自殺？
這麼多學術精英站在一個台上，被人肆意凌辱！而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號
下進行的。這世界，以後還不知怎樣荒謬，怎樣滅絕人性！我不願看見明天，也
不忍看見明天。就我自己來說，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讓人推來搡去，自殺也是
惟一的路。
如果當時手邊有安眠藥，大概我早已靜靜地睡去了。但我沒有。操刀動剪上
吊投河太可怕。我願意平平靜靜，不動聲色。忽然那“馮友蘭的女兒”的紙帽在
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驚。年邁的父母已處在死亡的邊緣，難道我再來推上一
把！使親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誰，卻似乎面對了他：偏活着！絕不死
！
過了明天，還有後天呢。
整個小院塞滿了寂靜。黑夜逼近來了。我沒有開燈便睡了。先睡再說。我太
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時候，忽然驚醒。房間裡所有的燈都亮了。三盞燈，大燈、台
燈、床頭燈。我坐起來，本能地下床一一關了。隔窗忽見東房的燈也亮着。
我毫不遲疑，開門走過黑黝黝的小院，進到東房。這裡也是三個燈，大放光
明。我也一一關了，回到北房。開燈看鐘，兩點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時候。
關燈坐了一會兒，看它是否再亮。它們本分地黑着，我便睡了。奇怪的是，
我一點兒也不害怕，睡眠來得很容易。
我活着，隨即得了一場重病。偏偏沒有死。
許多許多人去世了，我還活着。記下了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這一天。
（選自《宗璞作品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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