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60年前，在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事前沒有任何一點跡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邊區政府保安處逮捕、關押，最終被“搶救”成特務，在監獄裡度過了兩年又十個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懷。事情已經過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歲的老人，但去見馬克思之前，我還是想把這件奇聞記錄下來，目的是反思歷史，警示後人，類似這樣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延安的整風運動始於1942年春的整頓“三風”，目的在於整頓黨內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肅清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達到革命隊伍內部的認識統一，進而團結全黨，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這本是一場普遍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然而，形勢並未循着這個正確方向發展，領導者的整風戰略很快產生極大偏差，由思想上的整頓轉向誇大敵情、發動一場肅反運動、大搞逼供信、施行殘酷的組織清理，推行了一條極左的審幹和肅反路線。

1943年初，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整風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也要整反革命。緊接着中共中央在4月3日發布的第二個“四·三”決定(即《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整風的第二個目的就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時指出延安黨政機關和學校內部“特務如麻”，強調整風和肅奸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並擬定了相應的戰略。整風、審幹、肅反、搶救、甄別，是整風運動的幾個階段。事實上，從時間、涉及面的深與廣、歷史影響等方面來看，整風都要遜於後幾個階段。尤其是肅反、“搶救”以來，衝破國民黨重重封鎖線，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識分子，多數被“搶救”成“特務”，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審查、清理。搶救運動的成果是延安清出“特務”1500餘人，延屬各縣共抓“特務”2400餘人。黨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在“搶救”高潮時有80%以上的同志被打成“特務”。那時，逼供信大行其道，荒誕不經，導致誣陷羅織罪名肆虐泛濫，使很多好同志、好青年成為異己，受盡精神和肉體折磨甚至化為冤魂。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宗派主義的情緒、非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非但沒有得到整頓，反而變本加厲地鋪陳開來，造成革命隊伍內部人人自危的大混戰局面，真是一場“得不償失”的運動。

我是1939年底從第二戰區閻錫山部隊轉移到延安來的。1939年12月，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武裝進攻山西新軍決死隊和八路軍，這是抗戰期間爆發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時，我在閻錫山總部太原綏靖公署政治部做地下工作。事變發生後，第二戰區政治形勢惡化，在閻錫山總部工作的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面臨着被捕的危險。閻錫山總部地下黨總支決定黨員幹部分批撤離。我是和我剛結婚的妻子白天、凌雲(解放後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安全部部長)等四人一起出走的。到延安後我即被分配到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2月，晉西北地區八路軍和決死隊將閻錫山部隊全部趕走，建立了民主政權，創建了一個新的抗日根據地，急需抽調大批幹部前往工作。因我和妻子白天曾在閻錫山部隊工作過，我們是第一批從延安調去的人員。在這個地區工作了將近兩年，白天因患重病，在晉西北得不到很好的治療，1941年7月，晉西北區黨委決定將她送往延安醫治。

1942年初，中央組織部將我從晉西北調回延安，暫住中組部招待所，一邊照顧妻子的病，一邊等待分配工作。5、6月間，一個晉西北士紳參觀團到延安來，因我在晉西工作過，故臨時調我到邊區政府交際處接待他們。參觀團返回晉西北後，我被正式調入交際處。當時，國民黨統治區來訪延安的人很多，既有愛國的民主人士，也有國民黨方面的官員，甚至還有特務。這些人來後都住在交際處。由於接觸的人員身份、關係複雜，我有幾個哥哥在國統區工作，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將本名葉篤成改為方實。那一年我26歲。

金城任交際處處長，是我的直接領導，他長我十來歲，工作作風和待人接物都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到交際處時，整風運動已全面展開，全處分為四五個整風小組，我擔任其中一個組的組長，足見金城對我是比較信任和器重的。

9、10月間，整風轉向審幹，延安各機關學校的氣氛十分緊張，但我個人絲毫沒有這種感覺。因為，我自信參加革命以來，由一個愛國進步青年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忠誠無二，沒有做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情。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認為此時應向黨組織說清楚。1935年，我在天津南開中學高中三年級讀書時，受我的幾個哥哥和同學的影響，開始接觸進步書籍，同時對參加讀書會十分積極。9、10月間的一天，返校時，我坐在電車上專心致志地看一本華崗所著的《1925-1927中國大革命史》。由於閱讀十分專注，加之那時政治上又很幼稚，竟連身旁坐着一個身穿憲兵制服的人也未察覺，他偷視了我所看的書，下車後，便緊跟上來強行把我帶到憲兵隊，繼而轉送到憲兵司令部，由一個40多歲的憲兵軍官來審訊。他問我什麼是cp、cy，書的來源，與哪些人來往等問題時，我與之應付周旋，面對他的“訓導”，則以“無知”回應。後盤問我的家庭，得知我父親是曾做過清末直隸巡警道的道台(相當於現在的省公安廳廳長)葉崇質時，他竟同意對我取保釋放。原來，父親曾在保定辦過一所警官學校，自任校長，此人正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在早已去世的父親的蔭庇下，一個便衣憲兵隨我取保後於當晚釋放了我。回校後，我立即向學生會主席、南開中學進步學生領袖吳祖貽(吳後來在鄂豫邊區區黨委任民運部長，1946年中原突圍時光榮犧牲。1936年我加入黨的外圍組織“民先隊”，他是我的介紹人)匯報了白天剛發生的事。

關於在天津曾被憲兵隊拘捕過這件事，我在1939年入黨時，本應向黨組織交代清楚，但因在閻錫山軍隊裡的黨組織的工作處於地下狀態，入黨無須填表和寫出書面材料，所以當時沒有交代過。整風開始後，要審查個人歷史，於是我如實地寫出書面材料，向交際處黨組織交代了這件事。材料交上去後，黨組織沒有人找我談過，也沒有任何人向我問起過這件事，我以為這一頁對黨毫無愧怍的歷史已經翻過去了。

1943年初，審幹形勢更趨緊張，我依舊坦然，因為我自覺歷史清白，沒有任何讓我緊張起來的因素。然而，做夢也沒想到，厄運正在向我襲來。

4月3日上午，處長金城對我說：晉西北區黨委給中央組織部打來電報，調你重回晉西北工作。我問：什麼時候走?他答：今天就走，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晉西北，也好作伴。你趕快回去收拾行李，一會兒有人接你到組織部招待所與他們會合。我想這是組織決定，必須服從。回到住處向重病尚未痊癒，還需拄着雙拐才能行走的妻子白天告別。我們都沒有想到，厄運也在等着她。

下午，一個警衛員牽着一匹馬來接我，交際處在延安南門外，去中組部招待所須經過保安處。到保安處門口時，警衛員說：馬還沒有喂，咱們到保安處里餵點兒料，你先到辦公室里休息一會兒，時間來得及。我想也沒想就進了辦公室。一進屋，一個坐着的人一臉凶煞之氣兜頭指着我說：你叫方實吧!你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你對人民犯了罪，必須老實交待。我們黨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的第一反應是笑了，我說：你們弄錯了，我是到組織部與人會合到晉西北工作的，只是路過這裡，休息一會兒就走。我這裡有中組部轉來的晉西北區黨委發來的電報。但他仍堅持說：不對，說的就是你。在我一再解釋下，他同意打電話找組織部核實，我鬆了一口氣。一會兒，他回來了，對我高聲說：問過組織部了，根本沒有你說的那回事，有嚴重問題的人就是你。不容我作任何辯解，不由分說給我戴上了手銬，押往保安處後面山崖旁的看守所。我被告知：到牢屋裡對同屋的犯人不許說你的名字，你叫×××號，不許說你的案情，不許說自己的任何事情，這是嚴格規定。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令我震驚、惶惑，轉瞬間我就成了人民的敵人，成了共產黨的囚徒。對此，我毫無精神準備。

我被推入一間窯洞，適應光線後看到一位50多歲的老者，鬍子拉茬，臉色煞白，衣衫襤褸，一動不動坐在乾草鋪就的地鋪上，看樣子，已經關了很長時間了。還有幾個人坐在地上都不說話。孤獨、無助、委屈一下湧上心頭，好像掉進無底深淵。

保安處的監獄有若干排窯洞，每排十幾間，每間關押四五個人，大約有二三百名犯人。各間窯洞沒有窗戶，只在門上開一個伸不出腦袋的方洞，平時開着，放風時關上，這孔方洞供外面的人巡視、送飯、送水，給洞內的人透氣、採光。在窯洞的牆角處有一隻大尿桶，供排尿之用，如有人拉稀瀉肚，也只能用這隻桶。一個緊關房門的小窯洞，一個沒有蓋兒的大屎尿桶，空氣的污穢可想而知。每天上、下午各送一頓飯，各放風一次。所謂放風，就是解手，不能走來走去，而且是各窯洞分別放風，這時門上的方洞即被關閉，所以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周圍關押的是什麼人。白天提審時，被審者頭上被蒙上一件大棉襖，誰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隔壁窯洞放風時，我總是聽到一個腳上戴鐐的犯人走路時嘩啦嘩啦的聲音。我想，這人一定犯有重罪，不然不會在窯洞裡還戴着腳鐐。後來我才知道這位犯人叫魏伯，因跳崖自殺未遂，被戴上腳鐐。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全國解放後曾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

在這間窯洞裡關了一兩個月，也沒有人提審我，我更堅信是組織上搞錯了，因為抓進來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組織對我產生了懷疑。進來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5日，延安下了一場大雪，我在心裡把它稱為“六月雪”，心想老天爺在證明我的無辜。

大約6月的一天，看守從門洞扔進一份材料讓我們看，是任弼時在一個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其中特別令人怵目驚心的是這樣幾句話：“最近，延安地區逮捕了一批證據確鑿的、罪大惡極的、死不改悔的四種人———叛徒、特務、漢奸、托派……”看到這幾句話我大吃一驚，我是這四種人中的哪一種人呢!?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和困惑。循着我走過的道路，我開始冥思苦索……

在保安處昏暗的窯洞裡，幾天幾夜，我反覆回顧自己的歷史。我自認對黨、對革命、對抗戰救亡大業一片赤誠，每一時期都可以找到證明人，怎麼會是“四種人”呢?我又苦苦思索會不會有被組織誤會的細節沒有交代過。把所有的事情都過了篩，只有一件事，可能會被誤會。

那是1943年1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昆明西南聯大我哥哥葉篤正(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任中科院副院長)的信。信磨損得很厲害，顯然被別人拆開看過了。當時我想，信走了兩三個月，還能不磨損，沒有在意。我曾在給哥哥的信中述及我的妻子白天的病情。他覆信道：弟妹如此身體，在延安是不行的，是否出來，到大後方條件好些的醫院治療。他在信中向我介紹了他在清華大學時的同學，讓我到西安找他，他可以介紹有關的人安排白天治療。

除了這封信和在天津被憲兵隊抓過一天的經歷，我絞盡腦汁，再也想不出可能被懷疑的依據了。

充滿疑懼的囚禁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這些整風審幹後抓進來的“新號”和在此之前被捕進來的“老號”漸漸熟悉，開始悄悄說話了。那個衣衫襤褸的老者對我說：“抓到保安處就不要想出去了，我是1938年進來的，把我關到保安處之後，還沒見有一個犯人放出去。”從交談中了解到他曾為第三國際做情報員，在東北工作過。他叮囑我：你把棉褲屁股後面的棉花墊厚實些，審訊時有時會讓你坐在地上，不招供，會讓你坐上十天甚至更長一些時間。旁邊有警衛看着，你困極了，剛一閉眼打瞌睡，警衛立即用力推你，對你展開車輪戰，有時還會動刑。

兩個月後，終於提審我了，都是在夜間進行的，因此頭上不用蓋上大棉襖了，但出窯洞時要被扣上手銬，由看守押到審訊室。我一共被審訊過兩三次。很幸運，既沒有讓我坐在地上，也沒有動手打我。審訊我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陝北當地人，女的是李克農之女李寧，還有一次師哲也在場，他是延安審幹運動中臨時調到保安處工作的。審訊內容主要是交待自己的歷史，我毫無遺漏地如實講了。有一次問一件事，我感到很奇怪。他們問：你是否看過一本重慶出版的名叫《中蘇友好》的雜誌。我回答：看過。又問：你在這本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嗎?答：沒有。以後細思忖，這恐怕是在車輪戰或刑訊中有人被逼不過抖出的“線索”，由此推之，似這種無頭無緒的虛妄“線索”在當時還不知有多少。

在保安處的三個月，越來越感到抓“特務”氛圍的濃烈。迅猛而來的運動如洪水滔滔，似山火洶洶。水火無情，個人的抗辯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1943年7月15日，中央領導整風運動的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指出，目前邊區形勢非常緊張，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邊區周圍布下重兵，極有可能向邊區發動進攻，大戰一觸即發。處在這種軍事非常時期，而我們內部特務如麻，如果不把這些特務清查出來，我們將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他接着說，兩個月來，延安已查出450名特務。我們現在是在搶救政治上的“失足者”。你們這些“失足者”不能再猶豫等待了，要趕快坦白交待，“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共產黨的寬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們堅持反動立場，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你們將面臨着最為嚴重的後果。

康生在幹部大會上的報告，保安處很快向全體犯人作了傳達，並且透露，有兩個罪行極其嚴重、態度非常惡劣的罪犯(一為蔡子偉，全國解放後曾任農業部副部長;一為錢惟人，是邊區政府的公路局長)，將在幾天后執行槍決。這個消息一公布，引起在押犯人的極大恐懼。

一浪緊似一浪的“搶救”鋪開後，到八、九月時，保安處關押犯人的窯洞的門不再緊鎖，白天不關門，晚上上鎖，只要一坦白，就放出窯洞到比較寬鬆的環境裡，飯菜也好些，儘管仍在保安處的管轄範圍。這期間，不斷有從外面來的已交待的“典型”作規勸報告，其中就有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最著名的“坦白從寬者”張克勤。保安處內交待了問題得到寬大處理的人也組成“規勸組”，到窯洞裡來“規勸”我們這些沒有坦白交待的“失足者”。這時，我真地有些相信延安有很多滲透進來的特務、奸細、漢奸，因為不少人在大會、小會上確實交待了自己犯罪的事實，說得有鼻子有眼，讓你不得不相信。可我自信我絕不是特務，坦白什麼呢?我有什麼事情應在“坦白”之列?時間一天天過去，交待問題的人越來越多，被關押的人越來越少，加上看到交待了問題的人馬上得到了寬大，這不能說不是一種誘惑。我精神上壓力很大，思想上碰撞更是激烈，但還是沒有下決心“坦白”，因為我不知道坦白什麼。規勸組的人開始還以自己是如何“失足”的，如何“交待”的，黨的政策對此如何來啟發、誘導別人，後來，也漸漸談些別的內容了。

一天，規勸組有人悄悄對我說：我就不是特務、漢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寫什麼都可以，四頂帽子隨便給自己戴上一頂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當上特務的、上級領導是誰、帶了什麼任務、如何混入邊區、又發展了誰等等講清楚……這也好寫，可以隨意編造事實，只要交待了自己是“敵人”，馬上就會得到寬大。

在這種情況下，我考慮了很長時間後，於1944年初，我也終於“坦白交待”了———1935年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因看進步書籍被捕，在憲兵司令部受刑不過，當了特務。我的哥哥葉篤正在“一二·九”運動中遊行時被捕，後來也當了特務。我到延安來是受葉篤正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務上級，我將在延安獲取的情報秘送給他……

交待以後，果真寬大了，立即從窯洞裡放出，享受了比較寬鬆的待遇。當時我想，反正葉篤正也不是黨員，又在大後方，我說的事情難以查證，任我“坦白”。雖然被“寬大”了，待遇也比較“自由”了，但是當時我內心卻極為痛苦。過去我沒有說過假話，更沒有在政治性質的問題上造過謠。現在為了這點“自由”、“寬大”，竟然栽贓自己是“特務”，誣陷我的親兄弟是我的“特務上級”，這還算是人嗎!?還有沒有一點做人的道德和尊嚴?!如果現在再發生類似延安“搶救運動”一類的事件，即使置我於死地，我也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絕不再做這樣的醜事、蠢事、傻事了。

這一時期，延安和邊區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機關單位、各學校的工作基本停滯，批判會、鬥爭會、大會、小會連續不斷，互相檢舉，互相揭發，鬧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當時延安有兩處拘押犯人的機關，一是邊區政府保安處，一是黨中央社會部看守所，凡是“證據確鑿、罪大惡極、死不改悔”的“要犯”都送到這兩處專政機關關押審查。另外，還臨時成立了兩處專門審查“重大嫌疑分子”的“學校”，一是邊區行政學院，一是西北公學。以上各處加在一起，大約有上千名“犯人”和“嫌疑分子”，這還不算在各單位、學校在“搶救”中“坦白交待”了問題的人。我的妻子白天就在行政學院接受審查。在那裡，她和魏伯的妻子葉藜編在一個小組。葉藜是高度近視，一到晚間幾乎完全失明。白天到行政學院時還架着雙拐，在山坡上行走，非常不便。一塊兒接受審查的同志開她們的玩笑說“白天不會走，夜裡(葉藜)看不見”。

在全邊區，對於在革命隊伍內部進行普遍性的嚴酷整肅，不少人持有異議。中央的周恩來等同志及時向毛主席建議應制止事態的繼續惡性發展，毛主席對此也有所察覺。1943年8月，在毛主席親自為中央起草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中，正式制訂了應貫徹的“九條方針”，反對逼、供、信，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蔡子偉、錢惟人二人得以保全性命。在社會部看守所被關押審查的王實味是1947年從延安撤退到山西興縣時才被處決的。毛澤東進北京後才知道王實味已被處死，大為不滿，提出“還我王實味!”)。一場人為的“搶救”混戰終於從巔峰狀態逐步趨於平緩，但運動並未就此結束，很多人仍被關押或限制自由，審幹運動在延安以外共產黨領導的一些抗日根據地仍然盛行。到1943年底，甄別工作在延安開始了。

從1944年上半年我坦白交代、得到寬大之後到1946年2月，我仍住在保安處，接受審查甄別，但行動相對自由，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外出，但晚上一定要返回保安處。這一時期為了甄別工作的需要，保安處臨時成立了一個材料小組，保安處的領導叫我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從國內公開發行的各種報紙、雜誌、圖書中搜集整理國民黨地區各種政治組織(包括特務組織)的情況，如國民黨、三青團、復興社、軍統、中統、同志會、敵工團……搞清這些組織什麼時候成立的、領導人是誰、什麼性質、工作任務等等，整理成書面材料，供甄別工作之用。參加這項工作的約20人左右，都是保安處里的“新號”和“老號”。現在能記起名字的有金樹望(金城之弟、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國解放後曾任國務院人事局局長)、周建南(解放後曾任一機部部長)、吳波(解放後曾任財政部部長)、何定華(解放後曾任武漢大學校長)、陳元方(解放後曾任陝西省委書記)等人。

1946年2月，終於等到了組織對我的政治問題的甄別結論：1.整風時交代的1935年被捕一事相信本人交待;2.比利菲說方實是特務，經查，不可信;3.葉篤正給方實寫信引發的事情，經查，不可信。

至此我才明白關押我的主要依據來自比利菲的檢舉揭發。比利菲(女)與其夫崔英(朝鮮族人，建國後是朝鮮駐華使館第一任文化參贊)是我1940年在晉西抗戰學院一起工作的同志。至於她為何誣我為特務，我想，在那個非常時期和非常環境，面對外部的強大壓力，在逼、供、信下，為了過關，亂咬別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也是在高壓之下，誣說我的哥哥葉篤正是我的“特務上級”，派我到延安來“搜集情報”嗎!?

我們這批“新號”基本上是1946年做出結論後重新分配工作的，只有極個別的人放出來得早，如，李銳(解放後曾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由於工作需要，是由周恩來親自點名放出來的。我在甄別結論上簽字後，分配到新華社工作，終於離開了禁錮身心近三年的保安處。

保安處的幾十個“老號”也與我們同時開釋。他們受“惠”於“搶救”的疾風暴雨，否則，可能真的像那位曾做過第三國際情報員的老同志所說，“抓到保安處，就別想放出來。”如，和我一起分配到新華社工作的蔣齊生，1938年因被人咬住是“托派”被抓，1940年問題就查清了，處長周興做出“無罪釋放”的結論，但被康生壓住。又如，王遵?1937年參加“民先隊”，1938年經“民先隊”介紹到冀中抗日根據地參加抗戰工作，1939年到延安，因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的侄女，一到延安即被抓，在威逼之下承認自己是“漢奸”，“用織毛衣編花的辦法，寄到北平給王克敏送情報”。她一直被關押到1946年。再如，金城之弟金樹望1939年被抓，1940年中央組織部即下令釋放，但保安處一直監禁不放。他(她)們每人都有一個極度委屈、難以釋懷的故事。

全國解放後，我仍在新華社工作。1956年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與我的老上級金城同班，雖然經常見面，但未深談過什麼。此後，幾乎沒見過面。1992年間的一天，金城突然打來電話，說自己病得很厲害，很想見我。他是我的老首長，我一直很尊重他。他那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文革中也受到衝擊。我很快去看望他，他已病得不能起床，聲音微弱、低沉。他說：我對不起你，向你道歉。延安整風時是我把你送進了保安處，讓你受了很多委屈，希望你能諒解……不久，金城就去世了。

金城臨終的話，聲音微弱，語速緩慢，但他終於說出了我想是折磨了他幾十年的話，使我感慨良多，我完全諒解他。當年，交際處送保安處的只有我一人。1943年4月初，胡宗南的秘書要來延安，住到交際處，我的“特務”問題恰在此時被“揭露”出來，我想，可能是金城難以判斷真偽，又怕我真是特務，會出問題，所以只能送我去保安處。

“搶救”運動無疑是在極左的錯誤路線指導下發動的一場革命隊伍內部的大混戰。雖然甄別工作開始後到1945年的“七大”，毛澤東在一系列公開場合為此多次脫帽賠禮致歉，說是當時本意只是想給大家“洗個澡”，不料“灰錳氧放多了，實在對不起”。但是，對於這場運動產生的思想根源是什麼，錯在哪裡，危害影響幾何，有哪些教訓可以吸取……在當時和以後都沒有做過符合客觀實際的深入研究和反省。因此，運動雖止，影響猶存，以至建國後以整知識分子為重點的政治運動連續不斷：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受牽連者達2000餘人;1955年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受牽連者有百餘人;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就有55萬餘人;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把對國家、對黨有貢獻的大批領導幹部打入另冊;1962年北戴河會議，提出“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在黨的一切工作上正式形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1964年全國農村大搞“四清運動”，提出全國基層政權“三分之一不在我們手中”，第一次提出“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直至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發展到巔峰，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的創傷和難以估量的損失。

歷史是真實的存在，既厚重、又鮮活。這裡有數不盡的足以令全民族驕傲的輝煌，也有不少讓人難以釋懷的曲折、坎坷和磨難。反思歷史之路，決定取捨揚棄，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古哲有幾句名言———“一個不能從災難中總結並吸取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一個易於淡忘過去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凡是忘掉過去災難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我們應該深深記取這些刻骨銘心的教誨。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以60年前不堪回首的所歷、所聞為這段歷史做一個真實、形象的註腳，是我的願望和責任。現在，我們黨強調憲法權威，倡導依法治國，要加強黨的民主建設;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講話中特別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這些都是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真知灼見。

我想，我的這段回憶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現在和將來。

 

（方實，曾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