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是中國屈指可數的歷史學家，也是獨占鰲頭的明史專家。他筆下的大量歷史和文學作品在中國廣泛流傳，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他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革前夕便遭到江青、姚文元的猛烈批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更是讓國中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通過對吳晗歷史軌跡的研究可以發現，吳晗的人生悲劇竟然跟他的“跟風”有關，跟政治動向有關。

但是，解放前的吳晗卻是有傲骨而無媚骨，用他的話說，是很有“骨氣”的。

1941年，國立編譯館約吳晗編寫一部《明史》。書稿完成後，送到編譯館。過了幾天稿子居然被退回，退稿信上附着編輯的審核意見：“‘紅軍之起’，擬改‘民軍之起’，以下一律照發。”意謂只要將“紅”字改為“民”字，作品就可以出版。並說明可預先支付部分稿酬。正在陷入生活困境的吳晗多麼需要這筆稿酬以渡難關，但是他認為，元末起義軍就叫“紅巾軍”，如此改動，豈不有違史實嗎?這與他做學問的一貫良知相悖。於是他回覆審核者：“寧可不出此書，此字萬不能改!”一個正直文人的錚錚傲骨躍然紙上。

吳晗工作的西南聯大，當時被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1943年7月，吳晗經潘光旦等人介紹，正式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這是吳晗政治生活的重大轉折，從此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除了每天提籃子買菜、上課教書、照顧臥病在床的妻子、研究明史以外，還以更大的熱情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發表演說，主編刊物，徵集簽名，猛烈抨擊國民黨反動派。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發動內戰，吳晗拍案而起，和聞一多、李公朴、張奚若、楚圖南、羅隆基等人毅然走上講台，義正詞嚴地痛斥反動派的罪惡行徑。人們稱吳晗和聞一多是“一頭憤怒的獅子和一隻兇猛的老虎”、“一個鼓手一個炮手”!

此時的吳晗沒有“跟風”，完全保持着一個文化學者獨立不移的人格，面對強權專制，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有的只是不屈的抗爭和歷史的擔當!

1946年吳晗隨清華大學遷回北京，由於他傾向中共，國民黨“華北剿總”將吳晗列入“黑名單”，隨時準備暗殺他。在大逮捕之前，吳晗偕同妻子袁震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切接見。1949年2月，吳晗受黨中央委託，以軍管會副代表身份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要職。50年代中期，吳晗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由學界跨入政界，位高權重，名滿天下。

然而從此以後，吳晗開始“跟風”了。這位富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停地跟着政治方向傳，跟着領袖的思想轉。他的建國後的史學著作，已經沒了早年的激情，也沒有了當年求真務實的仔細考證。他在研究歷史、解說歷史時，習慣於大量引用領袖的語錄。他的歷史著作也不少，但大都是圖解政治、配合形勢的“跟風”之作。不僅讓後人詬病，也給自己帶來了悲劇。

一、一部名著《朱元璋》，四易其稿，改來改去，都只為配合政治，迎合領袖思想，導致失敗。

《朱元璋傳》是吳晗唯一的歷史傳記，完成於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期。那時他思想開放，充滿激情，既遵循儒學歷史傳統，又有發揮創造。他的筆下，有對東林黨人的同情，有對文字獄的憎恨，有對生與死的憂慮，始終貫穿着悲切與蒼涼。

吳晗花費筆墨最多的是對文字獄的敘述。他對皇帝朱元璋的刻畫，全是圍繞着這一點展開。他曾這樣生動地描寫朱元璋對文人的殺戮：“網絡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地上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網外的人在戰慄，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

有人說，吳晗早年所有的學識、熱情、勇氣、激憤、深沉，都濃縮在這部傳記中;當時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把朱元璋刻畫得如此鮮活而透徹。但是，建國以後，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他就開始不斷地修改，甚至重寫。他把修改好的作品讓毛澤東“斧正”，毛提了些意見，他推倒重來，繼續修改。然而他的所有的修改，都是失敗之舉。修改後的作品，揭露黑暗、批判專制的鋒芒消失了，對文字獄大段大段包含激憤之情的精彩描寫居然被刪掉了。

尤其是他筆下的朱元璋竟然像“變色龍”一樣，根據政治需要不斷變化。初版的朱元璋，是從“流浪青年”到“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民族英雄”;二版為了政治需要，拿朱元璋來映射蔣介石，於是“流浪青年”變成了“流氓”，“三個偉大”變成了“暴君”——“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後來這稿子被毛澤東看了，要求把朱元璋寫的好些。於是“流氓”又變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又變成了“農民領袖”。

這種把歷史當成麵團來回揉搓，把歷史人物當成“變色龍”一樣來回變化，這種善於配合政治需要、善於搞映射史學的作派，就為後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二、出於政治的需要，吳晗竟然對二位恩師割斷情義，予以批判。

胡適是吳晗的恩師。年輕的吳晗在歷史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取得了一連串榮譽光環，於胡適的提攜和指點密不可分。

1930年，吳晗在上海公學讀書，給擔任校長的胡適去信求教，使胡適認識了他。他寫的學年論文《西漢經濟狀況》，獲得胡適的賞識。後吳晗報考北京大學，因數學考了0分而落榜。胡適聞訊，即向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推薦了吳晗，蔣主任也欣賞吳晗的才華，更相信胡適的眼力，竟破格錄取吳晗為清華大學學生，成就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這是吳晗一生歷史性的跨越，沒有胡適的大力推薦，沒有蔣廷黻的破格提拔，吳晗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子，都還是未知數。

在大學剛開始研究歷史時，吳晗的興趣在漢代。在胡適和蔣廷黻的誘導下，他把重心移到了明代，並按照胡適的指點，開始治學方法的訓練。1931年9月12日，胡適在百忙中給吳晗去信說：“蔣先生期望你治明史，這是一個很好的勸告。秦漢時代的材料太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可讓成熟的學者去工作。材料少則有許多地方須用大膽的假設，而證實甚難，非有豐富的經驗，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明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練方法。”

胡適還告訴吳晗，應該先細細點讀《明史》，並指導他如何作筆記，特別強調應該作專題研究之類小論文，題目越小越好，要“小題大做”，千萬不要一開始就做大文章。

對聲名顯赫的大權威胡適如此詳盡的指點，吳晗自然深為感激。他給胡適去信說：“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幾項，讀後恍如在無邊的曠野中，夜黑人孤，驟然得着一顆天際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他遵照胡適的教導，買來了《明史》，逐日點讀，作了幾千張卡片，按類填寫。幾年後，朱元璋發跡史、胡惟庸黨案、錦衣衛、東西廠、殉葬制度等等，一個個明史專題，便出現在吳晗的視野。他按照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嚴格訓練自己，一個具有創造性和開拓性的明史大家，終於由此脫穎而出。

胡適對吳晗的師恩，可謂天高地厚;吳晗對胡適的無限推崇和敬愛，也是人所共知。後來吳晗傾向共產黨，在政治上和胡適分道揚鑣，但他依然尊崇胡先生。吳晗的書房裡，總掛着老師胡適專門為吳晗題寫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條幅。多年來，吳晗一直炫耀自己是胡適的弟子，50年代初期也沒有說過胡適半個“不”字。

然而，隨着階級鬥爭的氣氛逐漸升溫，隨着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不斷升級，隨着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斷升高，為了表達自己的“立場堅定，思想純潔”，吳晗開始割斷師恩，拋卻情義，要和胡適“劃清界線”了!

1962年，吳晗兩次接受《北京日報》記者的採訪，暢談自己的歷史研究和學習。在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時，強調的是自學，而不再是胡適、蔣廷黻之類人物的教誨。

他這樣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沒有給我什麼。我沒從蔣廷黻那裡得到什麼知識。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清華大學原來是留美預備學校，買辦性很強，1936年才改成大學的。當時史學系主任是蔣廷黻，一個十足的洋奴，他上課用英文，連對老婆講話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寫。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適改了發表，因為不通。他們的外國歷史知識有一些，但中國歷史知識很少。在這種情況下，老師講的不合我的需要，我需要的他們不教。我跟陳寅恪先生還學了三年，聽他講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細，如唐代李姓考，也沒學到什麼。”

兩位盡力推薦自己、破格提攜自己登上最高學府殿堂、又獨具慧眼殫精竭慮指導自己成為歷史大家的恩師，在這裡竟然成了無足輕重、水平低下的老師，是“十足的洋奴”!我們不能說他“欺師滅祖”，但起碼是忘恩負義;不能說他“喪盡天良”，但起碼是“昧着良心”!不知胡適在那邊看到吳晗的言論是否寒心，反正後人看到這裡也會對吳晗側目而視!

三、在反右派運動中，吳晗充當急先鋒，將一批正直人士打落馬下。

1957年，毛澤東用“引蛇出洞”的“陽謀”，在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至少有55萬對黨提意見的正直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吳晗至始至終都站在這場鬥爭的最前列。

1957年6月11日，吳晗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來到中國民主同盟《光明日報》支部，在全國率先召開批判《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會議，吳晗在會上厲聲說：“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且用意惡毒!”並指出儲安平之所以有勇氣罵共產黨，是由於後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報》盟員和儲安平劃清界限。

毛澤東在7月發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一文，主觀武斷地提出“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是一個民盟右派系統，說中國民主同盟在整風中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絕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翻滾，其源蓋出於章羅聯盟。”

有了最高領袖的指示，吳晗便進一步大揭大批起來。他當時是民盟北京市委負責人，除了系統地揭露章羅歷史和現實的“反動言行”之外，還控訴章伯鈞、羅隆基如何給他氣受，把章羅比作“惡婆婆”，把自己比作“小媳婦”。以此表明自己和章羅不是一個系統，而且是早就和章羅“對着幹”的。

1957年7月7日，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吳晗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火力十足地討伐章羅聯盟，他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是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還有各方面反動分子的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的兇惡敵人!”他的發言博得了“長時間的鼓掌”。

在中央的指示和吳晗等人的批判下，“章羅聯盟”成了全國右派組織上的“統帥”，民盟中央成了右派的“大本營”。民盟的不少負責人被打成“軍師”“謀士”“代理人”“骨幹”“急先鋒”等等，民盟被劃成右派的達6000餘人，占當時全部盟員的20%。

這些“右派分子”從此陷入悲劇的泥潭，從那時一直到文革，他們大都在政治上生活上受盡了摧殘折磨，章羅二人後來竟死無葬身之地。而反右派急先鋒吳晗卻踏着同事倒下的軀體，登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寶座，並與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四、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寫出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陷入了人生最大的悲劇。

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談到了明朝故事，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嘉靖皇帝，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海瑞雖然遭受了皇帝的酷刑，依然對皇帝忠心耿耿。我們應當提倡這種剛正不阿的精神。

吳晗從胡喬木那裡得到這個消息，立刻激動起來，一連寫了多篇讚揚海瑞的文章：《海瑞罵皇帝》《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論海瑞》等。為了表明自己反對彭德懷的政治立場，在《論海瑞》的結尾寫道：“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是，他們同海瑞恰恰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面，不去反對壞人壞事，卻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說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這個過直了，那個弄偏了，這個有缺點，那個有毛病，太陽裡面找黑子，十個指頭專找那一個有點毛病的，儘量誇大，不及其餘，在人民群眾頭上潑冷水，泄人民群眾的氣。這樣的人，專門反對好人好事的人，反對人民事業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不但和歷史上的海瑞毫無共同之點，而且和當年海瑞所反對而又反對海瑞的大地主階級代表們的嘴臉一模一樣。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本來面目，根本不是什麼海瑞!

“這樣看來，研究海瑞，學習海瑞，反對對於海瑞的歪曲，是有益處的，必要的，有現實意義的。”

為了歌頌真正的海瑞，批判“假冒”的海瑞，吳晗在一些人的建議下，於1960年嘔心瀝血寫作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該戲由京劇大家馬連良主演，演出贏得了不少喝彩聲。但是，在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的時候，一些極左大將硬是從《海瑞罷官》中嗅出了嚴重問題。

1962年 ，柯慶施向毛澤東進言，吳晗的《海瑞罷官》有為彭德懷翻案的嫌疑，當時毛澤東不置可否。但是當柯慶施說：“彭德懷對廬山會議一直不服氣，要翻案”時，毛澤東堅定地說道：“彭德懷這個人我了解，他不能平反!”

還是在這一年，江青(很可能是得到授意)調來《海瑞罷官》觀看，認為此劇有嚴重“政治問題”。什麼“冤獄重重要平反”，是污衊社會主義冤獄重重，更是為彭德懷翻案;什麼“退田方能使民安”，是在鼓吹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於是便予以封殺。

江青在1962年就想批判《海瑞罷官》，在北京物色不到合適的作者，便於1965年跑到上海，與張春橋密謀策劃，由姚文元執筆寫作，由毛澤東審閱修改，炮製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吳晗的這部戲劇打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翻案、鼓吹“單幹風”復辟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即刻在全國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

對於姚文元的構陷，吳晗不服，說道：我的《海瑞罷官》是在1960年寫的，怎麼會鼓吹1962年的“翻案風”和“單幹風”?我在1959年曾經寫過批判彭德懷的文章，我和他本就不是一條道的，我怎麼會替他翻案呢?

很多人為吳晗打抱不平，對姚文元隨意搞映射、胡亂打棍子做法十分憤慨，他們從歷史真實的角度指責姚文元編造和映射的拙劣。他們不知道，對歷史一知半解的姚文元，給《海瑞罷官》構陷的兩大罪名，完全是江青事先規定的，姚文元作為操刀手，只能奉命行事。

毛澤東在得知吳晗的辯解以後，一時無語，忽又來了靈感，說道：《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樣一來，就使吳晗百口莫辯：你那題目就是“海瑞罷官”，這不是為罷官的彭德懷鳴冤叫屈嗎?

毛澤東為何要死死地抓住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這個“要害”問題呢?他也知道吳晗是堅定的左派，吳晗和彭德懷可能沒有什麼瓜葛。但是毛澤東最忌恨彭德懷為廬山會議翻案，最忌恨有人揭露大躍進的錯誤。然而吳晗不僅聯絡鄧拓、廖沫沙組成“三家村”，不斷用雜文形式揭露大躍進的黑暗，和彭德懷一個腔調，而且在戲劇《海瑞罷官》裡叫嚷“冤獄重重”“家家皆淨”，人民困苦到了極點，只有“退田才能使民安”，這和新中國大躍進後出現的情景何等相似!和彭德懷、劉少奇等人的言論何等相似!難道這些描寫都是無意的巧合嗎?不，吳晗是善於搞映射史學的，他的歷史創作大都是配合現實政治的;他能將朱元璋的形象變來變去，以映射現實人物，你能說他把海瑞寫得那樣為民請命、那樣剛正不阿、那樣艱苦樸素，不是為彭德懷歌功頌德鳴冤叫屈嗎?

有人說，吳晗倒霉就倒霉在他是北京市副市長，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第一炮就是要打倒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為了打倒彭真，就要以吳晗為突破口;批判吳晗，彭真肯定要保護，就會使彭真處於江青的槍口下。所以吳晗肯定要當彭真的殉葬品!如果他是上海的副市長，或天津的副市長，就可能躲過一劫。

此言似乎有理。但我們不要忘了，毛澤東、江青、柯慶施在1962年就認為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就開始着手批判之，而此時毛澤東很可能無意打倒彭真。儘管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張清算毛澤東的錯誤，使毛澤東耿耿於懷，但此時要打倒的目標估計還沒有彭真。毛澤東朝思暮想要壓制的，是彭德懷的“翻案風”;即使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發動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也是抓住其“三大焦點”：“翻案風”“單幹風”“要害是罷官”，而這三點，都和彭真沒有關係。所以，無論吳晗是北京副市長，還是上海、天津副市長，只要認為他有“為彭德懷翻案”的嫌疑，他肯定在劫難逃!

毛澤東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導火索，點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打倒了彭羅陸楊等一大批領導幹部。而《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則被打成“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為彭德懷翻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後又被扣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罪名，關進監獄，遭受百般摧殘。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勞改。夫妻二人於1969年先後悲慘死去。他們的女兒後來也被逼自殺。一家4口竟因吳晗的一篇文章死了3口!

善於“跟風”的吳晗，最終被無情的“風”吹進了悲劇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