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4日上午，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支部在中南海懷仁堂西廳召開的第22次整黨會議上，楊獻珍作為中顧委委員在做對照檢查時，就過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錯誤作了沉痛地反省，並概括為兩句話："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

楊獻珍何以對自己作出如此犀利嚴苛、驚世駭俗、自貶、自省之詞，要了解其中的原委還必須從40年代初他調到北方局出任秘書長和到北方局黨校專職從事黨校教育工作講起。

1940年1月楊獻珍奉命調到中共北方局擔任了兩年秘書長。1942年2月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彭德懷為了加強北方局黨校的領導工作，決定將楊獻珍調到北方局黨校擔任黨委書記兼教務主任。在此之前，楊獻珍在出任北方局秘書長不久，時任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經請示彭德懷批准，就將他原來為北方局黨校講授《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聯共黨史》)的任務交給了楊獻珍。

當時的北方局黨校三個月舉辦一期學習班，條件非常艱苦，名曰北方局黨校，實際連一間正式課堂也沒有，學員宿舍也是向群眾借來的民房，不論學校領導還是學員，大家睡的都是土炕。上課時，有時在山坡上，有時在農民草屋裡。參加學習的人員，有軍隊的，有地方的，軍隊是團一級的軍政幹部，地方是縣委書記、縣長一級的幹部，也有部分地委書記和專員一級幹部。楊獻珍自接手講授《聯共黨史》的任務後，一向以治學嚴謹著稱的他，便將這項工作當做黨交給他教育提高黨的軍政幹部思想政治素質的一項神聖任務去對待去完成。

1943年，日寇加緊瘋狂進攻我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冀南平原根據地受到重大摧殘，很多根據地被日寇侵占。1943年冬冀南區黨委把冀南大批幹部共約700多人集中到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編成六個大隊，名曰後梯隊，由區黨委書記李菁玉親自領導進行整風學習。同時，冀南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副司令員王宏坤、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華清、冀南區黨委組織部長張策，還有冀南行署、地委書記、專員等一級的幹部如劉建章、任仲夷、李爾重、沈亞剛、賀亦然、曹海波、張文松、陳登昆、龐均、吳罡等好多人，都在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

黨中央對北方局黨校的整風運動十分重視，校長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黨校的實際領導工作由北方局書記鄧小平負責，楊獻珍作為教務長負責組織領導日常的教學任務。學習以自學為主，輔導為輔，楊獻珍根據學員的學習進度和提出的問題，隔幾天給大家輔導一次。

正當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學習按照計劃正常、順利地進行時，在延安整風審幹中，出現的那場背離黨的整風精神，違背黨的幹部政策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風暴刮到了太行山，刮進了北方局黨校。由康生煽起的所謂"失足者"的"搶救運動"其手法就是大搞"逼供信"，召開"坦白"大會，號召大家互相檢舉揭發。"坦白交待"好的，吃西紅柿雞蛋下掛麵，"坦白交待"不好的或是抗拒坦白交待者，就挨鬥爭關禁閉。對過去在白區從事過地下工作的幹部或從白區到延安的同志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視為有問題的人。一時間在延安查出了許多國民黨特務、托派、"紅旗黨"等等各式各樣有問題的人。就是在這股歪風的影響和支配下，北方局黨校和後梯隊相繼轉入了審幹運動。審幹由北方局派張際春代表北方局住在黨校領導這一工作。校方由楊獻珍和幾個大區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幹部組成"審幹委員會"，具體負責在學員中開展反特除奸"搶救失足者運動"。後梯隊的審幹工作由李菁玉直接領導。冀南後梯隊的審幹運動開始後，由於領導運動的負責人對幹部隊伍的情況作了完全錯誤的判斷，無根據地誇大了敵情，對審查對象採取了極不正當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幾乎把後梯隊幾百名幹部都打成了特務，最後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廝咬的情況下，連李菁玉也被咬成了特務。在這種一片混亂的時候，後梯隊把所有株連到在北方局黨校學習的冀南幹部的材料不管是真是假一律轉到北方局組織部。北方局組織部也不進行審查，又原樣照轉到北方局黨校，讓北方局黨校"審幹委員會"處理。北方局黨校看了由組織部送來的後梯隊的材料，便認為是組織上轉來的正式材料也就信以為真，就拿着這些材料對當事人進行逼供，將他們當做"失足者"去進行"搶救"，於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黨校學習的冀南幹部被打成了特務。

關於當年北方局黨校在整風審幹運動中所推行的極左路線的情形，時任冀南五專署專員的任仲夷作為這場運動的親歷者，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於2000年8月17日的《南方周末》上，清晰地回憶道："審查者對每個人的歷史的各個環節都要進行審查和質問，被審查者如果答覆得不滿意，就被懷疑甚至肯定有問題，就對他們進行所謂‘搶救‘，而在白區工作過的幹部尤其是知識分子，更是被懷疑為‘搶救‘的重點對象。""在我被‘車輪戰‘式‘搶救‘折磨時，黨校負責人楊獻珍曾‘勸說‘我徹底‘坦白‘。我向他建議說：‘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主席。‘他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特務機關，後來譯為‘克格勃‘)!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說實在的，我到現在對楊獻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們黨內知名的哲學家。......在當時那種氣氛下(可以說是‘紅色‘恐怖)，沒有一個挺胸反抗者，楊獻珍也不能例外。後來，楊獻珍在哲學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觀點，因為不符合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的論點，而受到嚴厲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飽經折磨。自我黨建黨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路線鬥爭、政治運動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過人，也挨過整，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是如此。"其實，在北方局黨校"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受到摧殘折磨凌辱最嚴重的，要數時任冀南行政公署的副主任劉建章。

劉建章，河北省景縣人，1910年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小喪母，童年孤苦。10歲時離鄉就讀於北平香山慈幼院，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反動派嚴酷的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以小學教員的身份為掩護，奔赴東滿，在延邊地區建立黨的組織開展抗日愛國鬥爭，被捕入獄虎口脫險後，又參與領導了東滿特支發動的"紅五月"大暴動，襲擊了日本人設在延吉的東洋拓植會社間島商店，焚毀了日本人經營的電燈公司，延緩阻止了日寇為侵占我東北三省對延吉鐵路的修築;在延邊由於身份的暴露，遭到敵人的通緝搜捕，由琿春冒死逃回到故鄉，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下，一面積極尋找黨的組織，一面以小學教員的身份自覺地開展黨的地下活動，創建了景縣第一個黨支部，得到了順直省委的承認和肯定，並指定其為首任景縣縣委書記;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發動組織群眾，創建冀南抗日武裝，收編地方游雜武裝，使之納入抗日行列;30年代末40年代初為粉碎敵人的囚籠政策，打退敵人"鐵壁合圍"的連續掃蕩，他浴血奮戰在冀南平原抗日根據地，並在一次與強敵遭遇突圍中不幸胸部中彈負傷。

不料，像劉建章這樣忠心耿耿、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獻給黨、獻給革命的共產黨員，在北方局黨校"搶救失足者"的審幹運動中，竟成為頭號"搶救對象"。在冀南後梯隊掀起的群眾性檢舉、坦白中，後梯隊有人揭發劉建章有問題，當時主持北方局黨校"審幹委員會"工作的負責人，也不向劉本人進行核對，就召開群眾大會，責令他上台坦白交待他的"罪行"，誣衊他是"托派特務"。當劉建章不承認自己有問題時，台下的積極分子就喊口號，說他"抗拒坦白"、"態度惡劣"。會後就將他關禁閉，對他污辱打罵、刑訊逼供，作為北方局黨校教務長的楊獻珍，出於對黨的忠誠，對"失足者"的仇恨，在審查劉建章問題時，他也出手動武打了劉建章，為此而使他愧疚、遺憾終生。

1944年，黨中央作出了關於糾正"搶救運動"錯誤，甄別冤假錯案的指示。這個指示由延安傳到太行山根據地後，在北方局的領導下，北方局黨校和冀南後梯隊的領導，根據指示的精神，很快就對蒙冤受屈的同志逐個進行了甄別平反，恢復了名譽，對逼供信時所產生的材料全部焚毀。只有劉建章和李爾重二人，北方局負責甄別工作的同志認為他們的問題一時難以搞清，要求把他們送往延安，由中央來解決。在延安經過黨中央組織部審查，於1945年"七大"以後中央組織部對他們二人的問題先後進行了公開平反，作了"沒有政治問題"的結論。至此，震驚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北方局黨校和冀南後梯隊的整風審幹"搶救失足者"運動的一段公案才算最終落下帷幕。

然而，帷幕雖已落下，但蒙在楊獻珍心靈上的幕布卻永遠難以落地。長期以來，他每每想起此事，便深感悔恨，深感內疚，尤其當他步入晚年時，他的靈魂更因此而常常受到嚴厲的拷問。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向全黨轉發了中央書記處批準的中央黨校《關於楊獻珍問題的複查報告》，宣布推倒一切強加在楊獻珍頭上的不實之詞，為楊獻珍徹底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黨校為楊獻珍召開了平反大會。在平反大會上，楊獻珍沒有去訴說他自己長期以來蒙受的種種不白之冤和橫遭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一夥的瘋狂打擊和殘酷迫害。相反，卻用了大量篇幅去主動地反省自己過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錯誤。他說："我在工作中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的，相反，不論是在高級黨校工作的17年，還是1948年以前，我都有過不少缺點錯誤。我這個人學了一點唯物主義，也講過辯證唯物主義課，但在實踐中還是有些地方離開了唯物主義原則。例如1944年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審幹中，我曾傷害過一些同志，現在回想起來，心情仍很沉重。1952年的‘三反‘運動開始後，由於當時領導運動的同志離開了唯物主義原則，給黨的工作造成損失。我當時作為機關黨委書記，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加以糾正，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1957年‘反右‘運動時，仍然表現了軟弱性。黨校‘反右‘運動沒有抗住擴大化，我是有責任的。藉此機會，我向在這些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的同志和他們的家屬，表示歉意。此外，在日常工作中，有時由於我在工作作風上的缺點，給工作帶來不利。我說這些話的意思，是想向大家提供一點個人的教訓：即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者，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一定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也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說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看不一定符合實際。我已經85歲了，深深感到，我們的思想行動要不逾唯物主義之矩，主觀認識不逾客觀存在之矩，還真不容易。這裡不光要加強個人修養，還要在全國、全黨形成大講唯物主義，按照唯物主義思想路線辦事的風氣。1957年以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風氣受到嚴重的破壞，唯心主義盛行，形而上學猖獗，為康生、林彪、‘四人幫‘的上台提供了理論上和思想上的條件，所以，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在今後仍然是一項嚴重的任務。"

"吃一塹，長一智"。由於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審幹"搶救運動"中推行的一套極左路線給楊獻珍心靈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因此，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就採取實事求是、謹慎從事的態度，儘可能地做到不再誤傷自己的同志，不再使幹部職工無辜蒙冤受屈。如1952年的"三反"運動在中央黨校展開後，領導這一運動的負責人要把時任馬列學院副秘書長的劉元士打成大老虎，認為劉元士在馬列學院主管總務、財務、修建和機關生產，經常和外邊的工廠、商店、建築單位打交通，便根據"常在河邊站怎能不濕鞋"的推斷，不經調查研究和查證核實，就將他當作大老虎關進一間不到幾平方尺的樓梯下的黑屋裡(當時又叫老虎洞)，一連關了45天，晝夜對其進行車輪戰術，硬逼劉元士坦白交待他貪污受賄的罪行。劉元士不肯招認，領導運動的人便無中生有捏造情節編造了一個馬列學院"打虎"運動的成績、經驗的假報告，呈報給黨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報告，很感興趣，認為像馬列學院這樣的清水衙門都打出了大老虎，足見貪污受賄現象在全國多麼嚴重!於是將這個報告當即批發全國，要求各地學習馬列學院的打虎經驗。

楊獻珍對把劉元士打成大老虎從一開始就持十分謹慎的態度。認為劉元士是一位大革命時期即加入我黨的資深黨員，參加革命後長期在白區做地下工作，擔任過河北省、北方局地下交通、參與領導河北省最早的五里崗革命武裝暴動，坐過敵人監牢，經受過鐵窗烈火的嚴峻考驗。平時他工作勤奮，作風正派，生活節儉，廉潔奉公。他雖管錢管物，但從未發現他亂花公家一文錢。為了查證劉元士是否有經濟問題，楊獻珍還親自去天津與幾個和劉元士有業務關係的廠子進行實地調查，發現所有馬列學院的投資分文不短，學院本身的經費開支，也都是有明文規定，經過核查也沒發現差錯。為此，楊獻珍一再提醒領導"打虎"運動的負責人，要對劉元士的問題實事求是，謹慎從事。為了查證落實劉元士的貪污問題，馬列學院的主要領導人，將馬列學院學員派出了100多人前往各地進行調查，但調查了很長時間，卻一點事實也沒調查出來。當時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兼任馬列學院黨委書記，他見那麼多人調查了那麼久，劉元士什麼貪污事實也沒有，其本身就證明了劉元士不是大老虎，於是就把劉元士從樓梯下小黑屋裡解放了出來。那時馬列學院副院長陳伯達住在中南海，當他得知經過調查劉元士不是大老虎後，便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聽後，就批評陳伯達說："你們讓我當官僚主義，劉元士不是大老虎，是什麼人有野心吧!"馬列學院開展打老虎運動時，時任馬列學院院長的劉少奇不在北京，他回到北京後，聽說馬列學院打了只大老虎，便叫楊獻珍去向他匯報，楊獻珍向他詳細地匯報了打虎的過程，劉少奇聽後，批評楊獻珍沒有抗住馬列學院"三反"的錯誤做法，是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在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此時馬列學院已改名為中央高級黨校，楊獻珍也由馬列學院院長改任為中央黨校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楊獻珍和副校長、黨委第二書記侯維煜都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當時在全國形成轟轟烈烈的"抓右派""打右派"極度濃厚的政治氣氛下，中央高級黨校在學員支部中已經打了不少右派，為了使這種局面不致失去控制，楊獻珍和侯維煜商量決定在學員中找一名雖有錯誤，但可不劃右派的標兵，以便把運動剎住。楊獻珍和侯維煜當時找了個標兵學員叫王善玲(女)。王善玲，山西省遼縣人，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先後擔任過山西沁縣決死一總隊工作隊分隊長，山西三行政區、太岳區婦救會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太岳一分區婦救會主任。解放戰爭時期擔任過太岳區二專署文教科長、山西晉中區黨委婦委委員長。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前為國家勞動部工資局副局長。王善玲是一位經過戰爭考驗具有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對黨有深厚感情，對黨內外一切不良傾向勇於揭露、大膽批判的同志。由於她性情直爽，口無遮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難免也說過一些過激的言詞，但楊、侯二人都認為像她這樣的學員是可以不劃右派的，所以就選她作為標兵。當時中央機關劃右派都要拿到中央書記處去評比，不料當楊獻珍把王善玲的材料在書記處宣讀後，一位部門的領導同志立即說，像王善玲這樣的人不劃右派，我們部門一個右派都沒有。就這樣使楊獻珍在中央黨校少劃右派，防止反右擴大化的善良願望沒能如願，結果不僅王善玲這個標兵被劃成了右派，而且在學員中打成右派分子的多達28人。事與願違，雖善不賞，這使楊獻珍的心靈受到了極大撞擊。

1986年4月9日王善玲不幸病逝，是年已90高齡的楊獻珍不顧人們的勸阻，堅持驅車前往八寶山去為王善玲送行。在告別儀式上，他扶杖走到王善玲遺體前，將他事先寫就的輓聯："王善玲同志是黨的好女兒，人民的好幹部!楊獻珍1986年4月16日"輕輕地放到王善玲靜臥的遺體上，以此表達他在王善玲問題上的懺悔。

1983年10月黨中央召開了十三屆二中全會，作出了關於整黨的決定，開始全面整黨。楊獻珍作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出席了這次會議。會後，楊獻珍聯繫整頓黨的作風問題，不禁勾起他對自己過去在政治運動中所犯錯誤的回憶，而其中在太行山根據地整風審幹運動中，北方局黨校在"搶救"劉建章時，他犯的錯誤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為了懺悔自己的錯誤，為了當面向劉建章賠禮道歉，1983年12月24日他讓秘書與中顧委委員張策聯繫，約張策一塊去劉建章家中向劉建章賠禮道歉。不料劉建章得知楊獻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後，卻約張策搶先趕到楊獻珍家中，看望了楊獻珍。這天，三位革命老人見面後，個個心緒激動、感慨萬千。楊獻珍對劉建章說，在太行山北方局黨校我領導整風審幹時，北方局組織部轉來材料，說你是托派、是特務，我們就信以為真，就對你搞逼供信，我還動手打了你。趁現在我們都健在，把是非弄清楚，我錯了就應向你賠禮道歉。我記得列寧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着自己的腦袋。"可是，我們常常是自己的腦袋不是長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長在別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腦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聽從當局者的號令，便去橫衝直闖、盲目蠻幹，以致幹了許多誤國誤民的傻事、蠢事、壞事，最後還認為這是自己對黨的忠誠。像這種錯誤在我的一生中曾發生多次。總結經驗教訓，我寫了兩條叫做："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聽了楊獻珍這一番語重心長發自肺腑的自我批評後，劉建章說："當時發生的錯誤，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個人之間不存在什麼恩怨，那完全是一種左的路線造成的，因此我對當時相處的同志事先事後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誼，並沒有發生過反感。"張策接着說："回顧我們黨幾十年走過來的歷史，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線，對我們黨和國家、人民的危害，尤為慘重。我們黨的高級幹部，在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既挨過整也整過人的人很多，但許多人只記住別人整他而記不得他整別人。而楊老對自己過去工作中的過失這樣認真地去反省、檢討，真值得我們很好學習。"這次會面之後，楊獻珍為了表示對劉建章來訪的敬意，於1984年元旦他又約張策一道到劉建章家中，回訪了劉建章，看望了他的夫人劉淑清。至此，長期壓在楊獻珍肩上的這個歷史包袱才算卸了下來。

1984年7月4日中顧委第三支部召開整黨會議時，楊獻珍在支部會議上首先作了對照檢查，檢討了自己犯過的"左"的錯誤。他說："1944年我在北方局領導整風審幹的時候，犯有錯誤。當時從延安刮來一股‘搶救失足者‘運動的歪風，一時間搞得氣氛十分緊張，似乎所有參加整風學習的學員人人都有問題。後梯隊的‘特務‘寫材料，供出劉建章(當時在北方局黨校擔任組織科長)是特務。材料送到北方局組織部，北方局組織部把材料一發給北方局黨校，我們見到材料不加分析(其實也不懂對這種材料需要進行分析)，就信以為真，對劉建章進行逼供，如他不按照材料供認，就粗暴對待，甚至動手打他，我就打過他。後來想起這件事，當時真是愚蠢，而這種愚蠢事，還是出於對黨的忠誠做出來的。"

對楊獻珍如此認真誠懇地懺悔自己的過失、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以老邁之軀親自去向直接或間接受到他傷害的人士賠禮致歉，作者作為長期陪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向他提問道："幾十年來，"左"的東西給我們黨和民族造成了沉重的災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幾乎把中國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有的害人，有的受害，有的則是既害人又受害。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贏家，他們靠搞極左、搞運動整人成了‘大紅人‘，但在‘文革‘中卻也未能逃脫挨整的命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卻難得聽到或看到有誰給自己下‘罪己詔‘，公開懺悔在哪次運動中整人、害人的錯誤。唯有你吃盡了‘左‘的苦果，不但不去訴說自己遭受的苦難，反而自覺、主動地給自己下‘罪己詔‘，懺悔自己的錯誤，你這樣做不怕有損你的形象，影響你的威信嗎?"楊獻珍沉思片刻，說："不能說只有我能給自己下‘罪己詔‘，懺悔自己的錯誤，只能說推行了左傾路線，犯了‘左‘的錯誤的人能夠認識錯誤，對自己進行懺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懺悔是需要很大勇氣和自覺精神的。懺悔就是要把自己的靈魂展示給世人去看，沒有勇氣和自覺精神是做不到的。懺悔是一個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現，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現。它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是憑着良知誠實地生活在這個世上的一個重要標誌。有句格言說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愛者而人愛。‘一個不知自重自愛的人和民族是不會受人尊重和愛護的，也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無恥不知其可也。不知羞恥、缺乏恥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難讓他們自省和懺悔的。現在的問題是一些犯了極左錯誤的人在對待自己的過失和罪責時，大都不是直面事實，在事實面前低頭認錯、低頭認罪，而是採取迴避、抵賴或如魯迅先生說的‘瞞和騙‘的手法，藉以達到掩蓋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給客觀，推給運動的發動者而拒絕自省、拒絕懺悔。如此下來，非但‘左‘的東西不能克服和糾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個社會的道德人心，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懺悔、自省是不會損害一個人的形象，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威信的，它不會對你產生負面影響，而只會產生正面作用。古往今來不乏自覺主動自省懺悔的人士，法國人盧梭寫了一本《懺悔錄》，記述了自己平生見不得人和有損他人格的事情，但並沒有影響他的人權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哲學在法國和世界的傳播。毛主席在延安整風審幹大會上公開向所有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的無辜者致以三鞠躬賠禮道歉，不僅沒有使他的形象和威信受到絲毫損害和影響，反而從這件事情上，更加體現了一個偉大人物的博大胸襟和馬克思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此相反，只有那些犯了錯誤根本沒有懺悔意識，躲避自省、躲避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一味文過飾非，寡廉鮮恥的人，才真正會自損形象，自毀威信。"楊獻珍接着又說："我們每個人在自己漫長的一生中，都不可能不犯錯誤，一貫正確、永遠正確的人是沒有的，不犯錯誤的人只有兩種人：一個是在娘肚子裡還未出生的人;一個是已經離開人世的人。犯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錯了，卻沒有勇氣去承認、去改正、去彌補。而比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明知自己錯了，非但不懺悔、不改正，反而還在那裡裝腔作勢，洋洋得意。這種人，輕點說，是政治上的投機倒把;重點說，是混在我們革命隊伍里的蛀蟲。"

楊獻珍對作者這一番擲地有聲的金石之言，正是他作為一代哲人所具有的社會良知和道德文章的完美體現，也是他一生剛直耿介、光明磊落、無私無畏地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