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

一九九六年我們家的生活開始有所改善。我一九九四年自學大專畢業，一九九五年考取了律師資格，一九九六年開業當律師。這兩年的變化非常快，迅速的扭轉了自己的人生和家裡的經濟環境。母親最近對別人說她享了七年福。算起來就正是我做律師的七年。母親苦了一輩子，在她晚年的時候我終於盡了一些力量讓她過上了一段好日子。

從部隊復原後，我四處打工、推著小車走街串巷賣菜，什麼都干，活得狼狽且渺茫，但心裡還有一種期待－－未來我會好起來的。

一九九一年我賣菜，那時候還沒有小塑料袋，很多機關的幹部是用報紙包菜，記得那天有個人買我的菜的時候，撕下半張報紙包菜，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我把他扔下的報紙撿起來，是《法制日報》，上面寫著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十五萬名律師，自學法律大專將是考取律師的最佳途徑。讀完這篇文章之後我心裡躍躍欲試：只要每年能考過一門，十四門課程大不了十四年就能拿下了。

那幾年我走路在看書，坐公共汽車，也保證是一個手抓著扶手，另一個手在讀書。心裡總在告訴自己：我在積蓄成功的能量。結果很幸運，頭一年我報考三門，三門都過了。十四門課程我兩年半全拿了下來，一九九四年獲得法律大專文憑。

畢業那天人們很激，許多人和朋友、家人一起慶祝去了，我心裡很平靜，因為這不是我的終極目標，我的目標在大專快畢業的時候已經清晰了，就是要考取律師資格。拿到畢業證書我逕直就奔書店。等我把那套《律師資格考試》大致翻完之後已經渾身是汗。一九九四、九五年考取律師資格只有1％的錄取率，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我一個年屆三十、半路出家的泥腿子，成功的機率幾乎等於零。
我在書店裡徘徊了許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買下這套價格一八十七元的書。那時候我們的生活還非常拮据，一 八十七元不是個小數目，更要命的是，拚搏還沒開始，失敗似乎已經擺在那了。翻來覆去考慮的結果，我還是把那套書抱回了家。

律師資格考得異常艱苦。人家說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試前三個月，我和另外四個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間房子，兩塊錢一晚上，每天學習到早晨五點，用冷水洗把臉就去上班。那時候心情非常亢奮，感覺今年考試只要有一個人成功，那就是我。

我就是未來的律師，應該說那種亢奮狀態使我支撐了下來。那一年我考上了。

有些事情現在看上去很具戲劇 。每年律師資格考試之前，律師學會都要請資深律師給應考生講課。一九九四年的輔導課有五多人。年輕人喜歡互相攀比，像我這樣低學歷的考生，很多人根本瞧不起。那天課間休息時大家在那玩，我說，「有一個數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話，可能都不會這麼開心了。如果我們新疆考生要和全國水平持平，今年我們這五 人裡面只能考上五個人。」

當時就有一個很牛比的，二十來歲的正連級的軍官沖著我說：「高智晟，就是考上一 個也不會有你。」

我那時自尊相當脆弱，非常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領揪住問：「您叫什麼名字？」

「我叫方曉波（化名）。怎麼，你要打架？」

我狠狠地扔給他一句話：「方曉波，明年你就在此地聽我講課。」趁著那傢伙驚訝得目瞪口呆，我又加了一句：「記住高智晟這個名字，它會讓你記住一生。」

姓方的也不軟乎：「好！大夥作證，明年別說他來講課，只要他能考上，我叫他一輩子老師！」

第二年，我果然登上了給律師資格考生講課的講壇，在那五、六 聽課的考生當中，果然就有方曉波。
我往講壇上走的時候喊了一聲「方曉波」。

軍人嘛，「到！」他刷地就站筆直了。

我說：「您坐下。去年咱倆約定再次在這個教室里共同學習，看來我們都是說話算數的，只不過今年的學習你我是面對面的。」這事以後，咱倆做了朋友。

那一次的講課效果很不錯。課講完以後，方曉波上來問我：「高老師，你怎麼一下子就到了今天這一步？」我說：「你小子今年還考不上。你怎麼知道那是一下子，而不是兩下子或者一下子？」
我說的是事實，對我來說那的確不是「一下子」。

那一年，我經常早早起來，對著麥田，把稻麥當成聽課的人給他們講課。只要有時間我就去推銷自己。烏魯木齊的冬天非常冷，凍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每到一家辦公大樓，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間。因為那時候我還比較窮，穿得比較單薄。廁所有暖氣，我要待在那裡面，什麼時候對著鏡子覺得說話自如了，才走進人家的辦公室。

大部分律師推銷自己都是標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關係。

我沒有這些關係，都是實話實說。我為大學、工廠、企業、部隊舉辦了四十七場免費的法制報告，最多的時候聽眾有幾千人。那些單位後來大都成了我的客戶。

包括給考生講課的機會也是這麼爭取來的。我設計、打印了講課效果問卷調查表，然後跑到律師學會作決策的人面前，告訴他們我想給考生講課。他們很驚訝，問我是誰。我說我去年是聽課的考生，我最知道考生需要什麼。你今年給我一個機會，五人聽課，如果有五個人在我第一堂課講完以後說我講得不好，我站在門口讓每個人抽我一巴掌。

我做的所有這些不是因為跟誰打了那場賭，我是以極高的亢奮和熱情準備迎接未來在律師領域的搏擊。

最被自己感的是那一年我沒有拿過聽課單位的一個紅包，沒有吃過他們的一次「請客」。一方面每作完一場報告我拒絕了至少有五、六元的紅包，另一方面每次講完課坐公車回家，我經常為了節省一毛錢而提前一、兩個站下車；因為吃不起外面的飯，經常是餓著肚子。這一年，我大規模的、多次的、高頻度地對一個律師所必備的語言藝術、語速和應對各種大場面的從容，進行了礪練、鍛鍊和考驗了自己的韌 ，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師行業中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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