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的西湖旅行

（吴润凯）

1927年9月10日，恰是农历中秋佳节，上海的秦翰才偕同友人，于下午五时十分登上沪杭快车。难得此趟列车乘客稀少，避免了“车厢社会”的混杂与烦闷，旅客们颇感舒适，也有心境欣赏车窗外的暮色与月色。十时二十四分，列车准点抵达杭州城站。先期在杭的友人已在站外等候，带领他们到了湖滨的天然饭店。稍事歇息后，一行人即放舟西湖，闲谈，赏月，“淡妆西子，在兹月色之下，益增妩媚”。直到午夜二时许，游人才兴尽返岸，各回旅馆。

次日清晨，秦翰才散步湖滨，等候友人，一起到清泰门乘汽车赴海宁观潮。正午十二时一刻，仍乘汽车回杭，再次雇舟畅游西湖。四时半，舍舟登岸，乘五时三十分的快车返回上海。

以上是秦翰才的杭州之旅，“偕良友，游胜地，度佳节”，可惜“来去匆匆”，包括来回车程，总共才花费了三十小时。他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各项活动所耗费的时间：“在火车中：十一小时。在汽车中：三小时。在人力车中：二小时。在西湖舟中：四小时。在观潮亭上：一小时。在旅馆床上：四小时。在饭馆等处：五小时。”

对于时人而言，自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之后，杭州真正成为了上海的后花园，一百九十公里的旅程被置换成五个小时左右的期待。与此同时，现代都市制度时间的规训与星期工作制度的推行，使上海市民的闲暇时间被压缩成周末与公共假期。交通方式的改善，闲暇时间的缩短，这两方面促使秦翰才等居沪人士三十小时游历杭州成为可能，也变得必要。在秦翰才的精细时间统计中，我们似乎看到，旅游空间正被日益夷平为时间，时间成为丈量空间与距离的标尺。

按照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的理论，现代旅游的一大“离心”动机是时间上的而非空间上的，那是一种驱使人们逃离此时此地的欲望，有可能是为了寻找更现代的未来（科技展览或超现代城市），但更多的是为了寻找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过去。 这种由怀旧情绪所引发的旅游动机对于分析民国时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市民，尤其是文人团体，显然是适用的。1930年代初期，《旅行杂志》的主编赵君豪就曾写道：“在上海的人们，提起春天，便会联想到旅行，更会联想到杭州。杭州好像是上海人们旅行的唯一目的地。上杭州去，一年一度，杭州是百去不厌的。”“其实到了杭州，在西湖里，在马路上，在公园里，你都会遇到在上海所常见的熟人。或者，在上海所不能常见面的朋友，也须会一笑相逢，他乡遇到故知。”

问题在于，为什么是杭州？杭州西湖为什么成为游客，特别是来自上海的游客逃离现代都市，宣泄怀旧情绪的旅游胜地呢？这与历史上西湖的文学传统与形象建构密切相关。1935年出版的一份市政刊物对西湖的例常勾画，已足以见出西湖在时人观念中呈何种印象与情境：“西湖在城之西，周围约三十里，雅洁圆莹，秀丽无比；庄第别墅，梵刹琳宫，星棋罗布，轻桡画舫，瓜艇汽船，往来如织，朝夕晴雨，四时总宜；南北群山，峥嵘围绕，松桧参天，篁竹阴翳，溪谷缕注，银泉璜泻，波光岚影，相映成绝，其名胜古迹之多，世界各大城市，殆罕与其匹。” 在旅游类型上，西湖介于文化旅游与自然旅游之间，既满足了游客对传统的怀旧，也迎合了他们对自然和自然人（nature and the people of nature）的怀旧，而后者正是“现代都市生活节奏的一副解毒药”。

吊诡的是，都市游客本为怀旧而来，期待在时间上重返传统，但他们的到达却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旅游空间的现代性转移。对杭州市政府和地方商人来说，来自大都市上海的游客的需求是西湖旅游设施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参照因素。此外，民国时期市政建设的趋新与西化理念，以及杭州市政府利用西湖吸引外国游客的努力，均使西湖这一旅游空间在硬件上步步朝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从而导致了上海与西湖之间的历时性旅行又趋向于共时性。现代派作家施蛰存敏锐地发现，杭州新造的房子“都完全成为上海式的石库门，最考究的也学了上海式的三层楼小洋房”，夜晚的路灯，以及喧嚣的无线电声音，也使坐在人力车上的旅客有一种身在上海的感觉：“（杭州）市政也许是修明了，人的生活也许是摩登了，但到杭州来的旅客已经不能感觉到他是在杭州了。”

故而，秦翰才所经历的时空置换体验说到底只是一种表象与错觉，实质上，被时间化的旅游空间因为现代性的填充，而复原其空间属性。从上海到西湖，无论沪杭列车如何“匆匆匆！催催催！”（徐志摩诗），都只是一次共时性的空间转移。都市文人旅游者的西湖之旅，最终又跌入了过去的、曾经的、历史的西湖梦境，念想着已然逝去的时空，怅然不已。只不过，此怀旧已非彼怀旧。

二

1937年，杭州当地的一本文史掌故杂志《越风》刊载了天虚我生（陈栩）的《涌金门外谈旧》，回忆清末的西湖旧事。1930年代的西湖景观与游湖活动跟清末尤其是光绪年间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因此，适时地将已然消逝的物事文学化与经典化是必要而且恰当的。对西湖而言，这份怀旧工作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做，天虚我生也仅是其中的一员而已。作者在文中为我们描绘了光绪中叶的游湖线路。其时，“游湖必出涌金门，经望湖居，至三雅园而止。买舟放棹，则自问水亭解缆，先至净慈寺、白云庵、高庄。而后三潭印月、湖心亭、外行宫、蒋公祠、俞楼，饭于楼外楼，或两宜楼，泊舟于跨虹桥畔，乃至岳坟、刘公祠、凤林寺、苏小墓前下船，入西泠桥，至冯小青墓前上岸。登孤山放鹤亭，谒林和靖墓，绕出平湖秋月，顺道至苏白二公祠及照瞻台，乃复乘舟至断桥，入昭庆寺，顺道至张公祠游览，经向水闸，而循钱塘门外之王庄一带，自北而东，仍沿三雅园之湖壖而归问水亭原址”。

其后，伴随沪杭线的铺设，游客的西湖旅游体验在宣统年间开始发生一些改变。蒋维乔宣统年间的两次游湖就经历了这种改变。宣统元年（1909）四月初一，蒋维乔从上海乘小轮，次日凌晨到嘉兴，登岸后换乘浙路公司火车，经半日始抵达闸口。下车后顺便游览了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之后乘汽车回拱宸桥，下榻客栈。“时尚无新式旅馆，只有旧式客栈，湫隘嘈杂，夜不得眠！”第三日晨起，雇小舟赴西湖。舟沿运河南行，从上午九时开行，到十二时才抵达松木场。“盖当时湖边荒凉，无游客驻足之所，必从拱宸桥雇舟，乃可抵湖边也。”登岸后，这才重到湖滨雇船，荡漾于西湖之中。当时，“湖上除寺宇外，无可宿之旅馆，乃暂租刘果敏公祠为寓所”。如此曲折的游湖经历，怕是一两年后初到西湖的游客所难以体验的。蒋维乔在1930年代的《西湖回忆》中便感慨道：“湖边寂静无声，既无电灯，亦无行人，与现代之繁华适相反！”

第二年重来，蒋维乔发现“此次游西湖，则与前次已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乘沪杭火车直达杭州。湖边葛岭下，也已有新式的惠中旅馆可以投宿，“房舍被褥，均清洁”。旅馆前正对着孤山，想必晨昏欣赏湖景均极为方便。游湖也便捷许多，出门即有画舫。相比此前游湖的颇费周折，这一回可谓简便直接得多了。

当然，更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新市场开辟之后。民国元年（1912）7月，杭州市政当局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建立湖滨公园。次年，开始拆除旧旗营城墙，开辟新市场。西湖现代建设由此起步。时人游记记载：“自旗营开辟，垣毁，西湖宛在城中。杭谚有云，大变情形，西湖入城。今乃验矣。” 此前，由于旗营“为八旗兵丁驻防所在，钱塘门逼近旗营，游者为之裹足”，所以涌金门成为游湖线路的起点，“春秋佳日，士女如云”，而问水亭则是舟行的中转站。 “西湖入城”之后，新市场取代了涌金门的地位，涌金门及西湖南路渐形萧条，日益淡出市政当局的视野。问水亭亦已仅存荒址，无人问津。洪岳1920年代增订《杭俗遗风》时，便特别强调：“自民国纪元，西子湖亦从而革命。西湖何能革命？革旧有地位势力之命也。新市场成立，即为西湖之一大游览地，向之涌金门外，无势力存在之余地。所谓藕香居、三雅园、西悦来等肆，已早销声匿迹，地亦为他人别墅矣。”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整个西湖进入了旅游的“繁盛时代”：“西式楼台，岁见增益，环湖马路，以次兴筑，改建平桥，亦复略参西式。又因杭城城垣既拆，市场新辟，轮轨四达，交通便利。每当春秋佳日，士女如林，远近皆来，西商外旅，慕名而至者，亦络绎不绝。故今日之西湖，遂又入于繁盛时代矣。”

然而，这个“繁盛时代”却非所有的文人旅游者都愿看到。其时便有人疾呼：“繁华之区，罪恶之渊薮也。吾不禁为西湖危。” 基于西湖建设、发展与繁荣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问题，文人旅游者进入了一个自由表述的空间。民国的不少旅游者，要么心中早有文学传统建构出来的西湖空间，认同在先，要么一生多次游览西湖，面对景观变迁，心有所感，因此，针对现代化的评判，其实是把曾经的影像对准了当下，而观看的角度和立场，往往决定了二者是否契合。

三

无锡人王蓴农自幼随父亲游宦杭州，儿时踪迹多在六桥三竺之间，对清季西湖概貌可谓烂熟于胸。事隔二十余年后，他于1913年春重游旧地，“见夫柳浪闻莺，一易而为桑林蛙唱。名园乔木，劫外仅存。祠中梡鞠，或付樵丁作爨下薪。而凿山浚谷，金碧藻绘，侈为土木之观者，又衡宇相望也”。此时，西湖的自然景观无人维持，甚至屡遭人为损坏，而四处在大兴土木，诺大的西湖俨然成为一个建筑工地，更加破坏了景观的和谐。他惟有慨焉兴叹，对同游者表达了他的不满与忧虑：“西子有知，行蒙不洁之诮。夫湖山佳丽，贵得其真，若徒以人力争胜，一趋于耳目之新异以为快，则岂足以尽西湖天然之真意哉？” 此后，这种议论持久不息，可以说与西湖的每一步建设相始终。到1930年代，仍有游客发出感慨：“观环湖新构，金碧辉煌，叹物质文明虽极其能事，而大好湖山，损色多矣。”

这也难怪。单就西湖道路桥梁而言，自1920年起，市政当局为修建环湖马路，陆续改建了苏堤六桥和白堤两桥，改石阶踏步为斜坡桥面，苏、白二堤也被铺成碎石路面。 如此改造，在适应近代交通工具介入的同时，却给徒步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和美感的丧失。许杰就在体验了白堤的改建成果后，大失所望：“白堤上，同上海一样铺着黄砂的马路，怪讨厌的细砾，时常要跳入我的‘凉鞋儿’中，和我的脚底捣乱：－－虽然两旁都是清清的湖水，团圆的明月在年老的垂柳梢头闲游，轻风伴着女性的柔语在湖光中沐浴，但是我总觉得是同样令人厌倦的。”即使幽微的钟声传来，他仍觉得“在这样沙沙然的马路上走着的人，哪一个能领略这些东西”。更为严重的，他认为改建后的断桥“令人欲呕”，“简直是一个工整的狗洞”。在他眼里，西湖景观的自然之美已被俗气的建设遮蔽了。

无独有偶，徐志摩对西湖的马路建设也颇多微辞，极尽反讽：“近年来就‘事业’方面看，杭州的建设的确不少，例如西湖堤上的六条桥就全给拉平了替汽车公司帮忙；但不幸经营山水的风景是另一种事业，决不是开铺子、做官一类的事业。” 王桐龄则对断桥的改修愤愤不平，“交通便利矣，未免杀风景也”。而且，他认为修汽车路仅是“为大官，巨绅，富商及纨绔子弟谋便利”，却使“历史上，文学上最有名之白堤”“带上许多俗恶尘氛气”，实在是不值。

而这还只是西湖马路建设的肇端，到1930年，西湖四围已建成的主要马路还有南山路、北山路、岳坟路、灵隐路等等，其中有些路面并由碎石路改为沥青路。马路既辟，游具的改变也就接踵而至。1922年，商人潘宝泉和陆宝泉分别组织宝华汽车行和永华汽车行，在湖滨至灵隐9公里长的风景线上行驶汽车，供游客乘坐。 一开始的经营并不顺利，后经过合并重组，并借助官方力量，生意蒸蒸日上。游客原来至天竺、灵隐等处，必由湖东雇舟到茅家埠登岸，但“自公共汽车行，多半改道”，茅家埠重演了问水亭的衰落悲剧。 与此同时，“被柏油马路践踏了的西湖，已不再如七八年以前的庄静清幽，现在游湖，也讲究‘速度’。如果只凭一双眼去游‘断桥残雪’，或‘苏堤春晓’这些地方，包管你被呜呜的汽车扰得心绪不宁”。

游船也在变化。据丰子恺观察，西湖游船的形式在民国年间“变了四次，但是愈变愈坏”。由于游船营业竞争的激烈，船家于是苦心窥察游客贪图舒服的心理，在船舱的座位上苦心孤诣，时常翻新，由长藤椅，到躺藤椅，再到沙发。最后，“船身还是旧式的，还是二十年前装藤穿木框的船身，只有座位的部分奇迹地换了新式的弹簧坐垫，使人看了发生‘时代错误’之感”。西湖景观出现了极其不可调和的可悲现象。 尤为引人侧目的是，汽船也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 根据洪岳的记述，这种汽船是“用小划船一只，尾置一小机器”作成，“机声轧轧，驶行如飞，极乘风破浪之乐”。 这又使人兴发一种今昔对比的感慨：“湖上小艇穿波，画舫荡漾，每当皓月之夜，击空明，发幽歌，徘徊中流，乐何如之。乃今者，渐有小汽船航行，速则速矣，然终不若扁舟短桨引人入胜也。”

时人咏湖滨公园，有“错疑风景落欧西”的句子。 由此不难想见，民国西湖的许多建设，均打上了西化的痕迹。建筑学家刘既漂就对西湖边“那些没有艺术价值的洋房”感到惭愧。他以保俶塔旁英人建设的西式医院为例，说明洋房与西湖古迹的结合是如何生硬，让人看了不舒服。然而，“最劣”的西式建筑却是当时最“时髦”的建筑。 在徐志摩眼里，“连楼外楼都变了面目”：“地址不曾移动，但翻造了三层楼带屋顶的洋式门面，新漆亮光光的刺眼，在湖中就望见楼上电扇的疾转。” 难怪有人开始萌生了浓厚的怀旧情绪：“至于建筑方式，昔之楼台亭阁，多依古法营造，幽茜秀雅，合于山林自然之美，今则西子西装，艳而近俗，既乏邱壑胸襟，只增富贵气象，宜其贻讥于大雅矣。”

当然，也有旅游者认为“西子西装，益饶风味”。 比如，吴灵园就有条件地赞成环湖马路计划，认为“马路之成，正足以点缀湖山，清理肠胃，尚未致于凿天真，失自然”，只是，他希望竣工之后，工程局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夹植树木，以便游步息足，禁止汽车之冲突奔驶，酿成贵族祸人之弊端”。 周黎庵也不反对湖上造洋房、行汽车，但却有另类的担忧：“我以为造洋房就得造洋房，别不中不西造怪样子；中国美人也可以穿西装，一样漂亮，但切不可露出一双小脚。行使汽车也是应该的，总不能老把西湖保持十九世纪状态，而且汽车的行驶也很美，譬如昨天夜里，在湖中看见一辆汽车从白堤驶过，车子的灯光给堤柳间隔，一隐一现，怪好看的。但可厌的便是那车声，我真不明白杭州的市政当局为什么不出令禁止，而让这些暴发户们在湖畔跋扈飞扬，唐突西子，我担心她不久会变聋子。”

只是，就笔者寓目的民国西湖游记而言，像这样有条件地对西湖现代化建设表示赞成的声音并不多见；而且，其中有些声音，恐怕还是杭州市政当局为寻求舆论支持而制造出来的。比如，由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杭州市政季刊》上就曾有这样的言论：“西湖之美，世所认精神之美所寄托也，二十年前游其地者，童山濯秃，道路倾圮，滨湖一带，多属荒墟，此种印象尽人皆知，今之谈者，每又谓西湖近有新式建筑，深以欧化为可虑，所发感叹，足骇流俗，殊不知时代既殊，景物亦异，保留古迹固所应有，泥于古迹则近愚昧，使今日至双峰插云见车马之喧嚣，过柳浪闻莺，睹垃圾之污秽，犹徘徊咏叹流连不去，而曰于此求文明焉，必其人嗜好之殊异非常理所能测也。杭人近来民生疾苦已极，其症结所在，乃由于工商业凋落，丝绸二业逐年低降，因之人民生活艰难，穷愁困苦，于此不加之意，而曰精神之寄托乃专在山水之间，更在于辨别中国化与欧化之间，其毋亦不思之甚矣。”

此话虽然通达，但颇有转移话题之嫌，其实关注西湖的中国化与欧化问题，与关注民生疾苦是并行不悖的，而不是如其所言，显得水火不容；况且，一般文人旅游者并非顽固地排拒西湖的建设成就，比如对于市政当局的浚湖工程、四山植树工程等，就颇表称颂，他们所反对的是西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不合理、不合谐现象。

总之，西湖是文人旅游者一个遥远的梦境，代表了他们对于传统中国的乡愁。在他们的想象世界中，西湖应该是一切中国化元素的集成，是文学与历史、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尤其是在欧风美雨的同化浪潮之中，西湖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旅行胜地之一，应当秉承古典中国的风范，而不应在现代化的呼号中迷失方向。再者，作为都市旅游者怀旧情绪的寄托，从上海到西湖的旅程，一直被塑造成从现代到传统的历时性旅行。然而，当西湖也成为西化与现代化侵蚀的主体，传统中国的典范之梦就此惊醒；当都市旅游者满怀期待来到西湖，却看到一个小上海，难免有所失落。正如《申报》的一位作者对此所发出的疑问：“若夫崇楼杰阁、大道广衢、陆有汽车、水有汽船，则通都大邑多矣，吾人何必独爱此湖哉？” 因此，看到“西湖的俗化”一日千里，徐志摩每次游览“总添一度伤心”：“西湖，西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也许，正如丰子恺所言，西湖是“愈变愈坏”，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旅游者心目中的“好西湖”也日益呈现出年代特性。王蓴农早在1910年代已对西湖的人力改造表示不满，认为损害了西湖的天然真意，而他的理想型西湖是以清季为准的。到1920年代，徐志摩游历的西湖俗化更甚，马路、洋房、汽车、汽船等等让他倍感失望，他所怀念的却是1910年代偷闲独自跑去楼外楼“一边喝着热酒，一边与老堂倌随便讲讲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日子，以及那时的西湖。 再到了1930年代，所有这一切在秦瘦鸥看来，仅是“西子更换新装”的开始，“但更换得毕竟不多，洋气也并不重，还没有根本把她的天然美毁灭掉”，他自己也承认那时他“依旧疯狂似的恋着她”；而现在呢，他说：“若有人问我：‘上杭州去玩玩如何？’我的答复必然是谨谢不敏。我觉得宁可合上眼皮回味回味几年前杭州的景象，滋味倒比此刻再去玩玩的来得好。”

尽管“好西湖”代有不同，但对每一年代的文人旅游者而言，它都只是存在于回忆之中。因此，各个年代的旅游书写对当时当地的批判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这也许是文人旅游者的怀旧情绪在作祟，但也与1937年之前西湖的现代化倾向日渐深重密不可分。这些旅游书写很大程度上均指向杭州市政当局，后者恰是西湖现代化过程的始作俑者与积极推行者。从这一点上看，文人旅游书写中的批判视野，显示出其与地方权力空间运作的背离关系。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即是西化”的认知体系下，文人旅游者对传统西湖空间的怀旧与记忆，实则蕴涵着浓烈的民族情绪。黄濬曾不无愤慨地写道：“今日西子，不止不淡妆，直全是浓抹。不止浓抹，直大半为裸胸卷发之欧洲妆。”尤有甚者，他对西湖轿夫的一句平常话也耿耿于怀：“然吾从北高峰下探天竺，过中印庵一逻，丛篁刺天，静碧隽悄，舆夫为予言：‘此地最佳，外国人最喜来此。’”他接着深入剖析轿夫的话中所透露的信息，认为：“其一，可知舆夫心目中，已品第外国人为鉴赏风物之第一流。其次，可知吾人流汗经营以期邀眄于东西人士者，乃其流连踯躅，初不在乎红楼马路边，而仍在乎荒山丛竹流泉之间。”他为此感到双重的悲哀，大众的崇洋心理使民族自信无处摆放，而更为可悲的是，当局的媚外作为似乎也使错了劲，“弹琵琶学鲜卑语”，西湖的人力改造最终却与外国人的自然追求南辕北辙。

像其他文人旅游者一样，黄濬希望维持西湖的传统空间，因为这才是中国本质的面容，而非“欧洲妆”。然而，他的民族本位是否也陷入了悖论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文章中引用轿夫的话，是否也有借重外国人喜欢西湖自然之美的说法，从而达到劝阻市政当局的西化建设的目的呢？联想到黄濬后来为日本人提供情报，而以汉奸罪处决，似乎也有渊源可寻。民国文人对待西化、现代化的潜意识矛盾确实耐人寻味。

文章来源：《温故》杂志

照片来源：网络（博主选编）

相关博文：隔梦江南：杭州之不识龙井滋味

（博主后记）打油诗一首：试看今日之杭州 --

二十年后游旧湖，

新景惊心又触目。

反观民国文人叹，

实在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