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的西湖旅行

（吳潤凱）

1927年9月10日，恰是農曆中秋佳節，上海的秦翰才偕同友人，於下午五時十分登上滬杭快車。難得此趟列車乘客稀少，避免了“車廂社會”的混雜與煩悶，旅客們頗感舒適，也有心境欣賞車窗外的暮色與月色。十時二十四分，列車準點抵達杭州城站。先期在杭的友人已在站外等候，帶領他們到了湖濱的天然飯店。稍事歇息後，一行人即放舟西湖，閒談，賞月，“淡妝西子，在茲月色之下，益增嫵媚”。直到午夜二時許，遊人才興盡返岸，各回旅館。

次日清晨，秦翰才散步湖濱，等候友人，一起到清泰門乘汽車赴海寧觀潮。正午十二時一刻，仍乘汽車回杭，再次雇舟暢遊西湖。四時半，舍舟登岸，乘五時三十分的快車返回上海。

以上是秦翰才的杭州之旅，“偕良友，游勝地，度佳節”，可惜“來去匆匆”，包括來回車程，總共才花費了三十小時。他在遊記中詳細記錄了各項活動所耗費的時間：“在火車中：十一小時。在汽車中：三小時。在人力車中：二小時。在西湖舟中：四小時。在觀潮亭上：一小時。在旅館床上：四小時。在飯館等處：五小時。”

對於時人而言，自1909年滬杭鐵路通車之後，杭州真正成為了上海的後花園，一百九十公里的旅程被置換成五個小時左右的期待。與此同時，現代都市制度時間的規訓與星期工作制度的推行，使上海市民的閒暇時間被壓縮成周末與公共假期。交通方式的改善，閒暇時間的縮短，這兩方面促使秦翰才等居滬人士三十小時遊歷杭州成為可能，也變得必要。在秦翰才的精細時間統計中，我們似乎看到，旅遊空間正被日益夷平為時間，時間成為丈量空間與距離的標尺。

按照旅遊人類學家納爾遜.格雷本（Nelson Graburn）的理論，現代旅遊的一大“離心”動機是時間上的而非空間上的，那是一種驅使人們逃離此時此地的欲望，有可能是為了尋找更現代的未來（科技展覽或超現代城市），但更多的是為了尋找歷史的、文化的、自然的過去。 這種由懷舊情緒所引發的旅遊動機對於分析民國時期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市民，尤其是文人團體，顯然是適用的。1930年代初期，《旅行雜誌》的主編趙君豪就曾寫道：“在上海的人們，提起春天，便會聯想到旅行，更會聯想到杭州。杭州好像是上海人們旅行的唯一目的地。上杭州去，一年一度，杭州是百去不厭的。”“其實到了杭州，在西湖里，在馬路上，在公園裡，你都會遇到在上海所常見的熟人。或者，在上海所不能常見面的朋友，也須會一笑相逢，他鄉遇到故知。”

問題在於，為什麼是杭州？杭州西湖為什麼成為遊客，特別是來自上海的遊客逃離現代都市，宣泄懷舊情緒的旅遊勝地呢？這與歷史上西湖的文學傳統與形象建構密切相關。1935年出版的一份市政刊物對西湖的例常勾畫，已足以見出西湖在時人觀念中呈何種印象與情境：“西湖在城之西，周圍約三十里，雅潔圓瑩，秀麗無比；莊第別墅，梵剎琳宮，星棋羅布，輕橈畫舫，瓜艇汽船，往來如織，朝夕晴雨，四時總宜；南北群山，崢嶸圍繞，松檜參天，篁竹陰翳，溪谷縷注，銀泉璜瀉，波光嵐影，相映成絕，其名勝古蹟之多，世界各大城市，殆罕與其匹。” 在旅遊類型上，西湖介於文化旅遊與自然旅遊之間，既滿足了遊客對傳統的懷舊，也迎合了他們對自然和自然人（nature and the people of nature）的懷舊，而後者正是“現代都市生活節奏的一副解毒藥”。

弔詭的是，都市遊客本為懷舊而來，期待在時間上重返傳統，但他們的到達卻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旅遊空間的現代性轉移。對杭州市政府和地方商人來說，來自大都市上海的遊客的需求是西湖旅遊設施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參照因素。此外，民國時期市政建設的趨新與西化理念，以及杭州市政府利用西湖吸引外國遊客的努力，均使西湖這一旅遊空間在硬件上步步朝向現代化的目標邁進，從而導致了上海與西湖之間的歷時性旅行又趨向於共時性。現代派作家施蟄存敏銳地發現，杭州新造的房子“都完全成為上海式的石庫門，最考究的也學了上海式的三層樓小洋房”，夜晚的路燈，以及喧囂的無線電聲音，也使坐在人力車上的旅客有一種身在上海的感覺：“（杭州）市政也許是修明了，人的生活也許是摩登了，但到杭州來的旅客已經不能感覺到他是在杭州了。”

故而，秦翰才所經歷的時空置換體驗說到底只是一種表象與錯覺，實質上，被時間化的旅遊空間因為現代性的填充，而復原其空間屬性。從上海到西湖，無論滬杭列車如何“匆匆匆！催催催！”（徐志摩詩），都只是一次共時性的空間轉移。都市文人旅遊者的西湖之旅，最終又跌入了過去的、曾經的、歷史的西湖夢境，念想着已然逝去的時空，悵然不已。只不過，此懷舊已非彼懷舊。

二

1937年，杭州當地的一本文史掌故雜誌《越風》刊載了天虛我生（陳栩）的《涌金門外談舊》，回憶清末的西湖舊事。1930年代的西湖景觀與游湖活動跟清末尤其是光緒年間相比，已有天壤之別。因此，適時地將已然消逝的物事文學化與經典化是必要而且恰當的。對西湖而言，這份懷舊工作每時每刻都有人在做，天虛我生也僅是其中的一員而已。作者在文中為我們描繪了光緒中葉的游湖線路。其時，“游湖必出涌金門，經望湖居，至三雅園而止。買舟放棹，則自問水亭解纜，先至淨慈寺、白雲庵、高莊。而後三潭印月、湖心亭、外行宮、蔣公祠、俞樓，飯於樓外樓，或兩宜樓，泊舟於跨虹橋畔，乃至岳墳、劉公祠、鳳林寺、蘇小墓前下船，入西泠橋，至馮小青墓前上岸。登孤山放鶴亭，謁林和靖墓，繞出平湖秋月，順道至蘇白二公祠及照瞻台，乃復乘舟至斷橋，入昭慶寺，順道至張公祠遊覽，經向水閘，而循錢塘門外之王莊一帶，自北而東，仍沿三雅園之湖壖而歸問水亭原址”。

其後，伴隨滬杭線的鋪設，遊客的西湖旅遊體驗在宣統年間開始發生一些改變。蔣維喬宣統年間的兩次游湖就經歷了這種改變。宣統元年（1909）四月初一，蔣維喬從上海乘小輪，次日凌晨到嘉興，登岸後換乘浙路公司火車，經半日始抵達閘口。下車後順便遊覽了錢塘江邊的六和塔，之後乘汽車回拱宸橋，下榻客棧。“時尚無新式旅館，只有舊式客棧，湫隘嘈雜，夜不得眠！”第三日晨起，雇小舟赴西湖。舟沿運河南行，從上午九時開行，到十二時才抵達松木場。“蓋當時湖邊荒涼，無遊客駐足之所，必從拱宸橋雇舟，乃可抵湖邊也。”登岸後，這才重到湖濱僱船，蕩漾於西湖之中。當時，“湖上除寺宇外，無可宿之旅館，乃暫租劉果敏公祠為寓所”。如此曲折的游湖經歷，怕是一兩年後初到西湖的遊客所難以體驗的。蔣維喬在1930年代的《西湖回憶》中便感慨道：“湖邊寂靜無聲，既無電燈，亦無行人，與現代之繁華適相反！”

第二年重來，蔣維喬發現“此次游西湖，則與前次已大不相同”。這次他是乘滬杭火車直達杭州。湖邊葛嶺下，也已有新式的惠中旅館可以投宿，“房舍被褥，均清潔”。旅館前正對着孤山，想必晨昏欣賞湖景均極為方便。游湖也便捷許多，出門即有畫舫。相比此前游湖的頗費周折，這一回可謂簡便直接得多了。

當然，更大的變化還是發生在新市場開闢之後。民國元年（1912）7月，杭州市政當局開始拆除錢塘門至涌金門城牆，建立湖濱公園。次年，開始拆除舊旗營城牆，開闢新市場。西湖現代建設由此起步。時人遊記記載：“自旗營開闢，垣毀，西湖宛在城中。杭諺有雲，大變情形，西湖入城。今乃驗矣。” 此前，由於旗營“為八旗兵丁駐防所在，錢塘門逼近旗營，游者為之裹足”，所以涌金門成為游湖線路的起點，“春秋佳日，士女如雲”，而問水亭則是舟行的中轉站。 “西湖入城”之後，新市場取代了涌金門的地位，涌金門及西湖南路漸形蕭條，日益淡出市政當局的視野。問水亭亦已僅存荒址，無人問津。洪岳1920年代增訂《杭俗遺風》時，便特別強調：“自民國紀元，西子湖亦從而革命。西湖何能革命？革舊有地位勢力之命也。新市場成立，即為西湖之一大遊覽地，向之涌金門外，無勢力存在之餘地。所謂藕香居、三雅園、西悅來等肆，已早銷聲匿跡，地亦為他人別墅矣。”

與此形成強烈對照的是，整個西湖進入了旅遊的“繁盛時代”：“西式樓台，歲見增益，環湖馬路，以次興築，改建平橋，亦復略參西式。又因杭城城垣既拆，市場新辟，輪軌四達，交通便利。每當春秋佳日，士女如林，遠近皆來，西商外旅，慕名而至者，亦絡繹不絕。故今日之西湖，遂又入於繁盛時代矣。”

然而，這個“繁盛時代”卻非所有的文人旅遊者都願看到。其時便有人疾呼：“繁華之區，罪惡之淵藪也。吾不禁為西湖危。” 基於西湖建設、發展與繁榮所表現出來的現代化問題，文人旅遊者進入了一個自由表述的空間。民國的不少旅遊者，要麼心中早有文學傳統建構出來的西湖空間，認同在先，要麼一生多次遊覽西湖，面對景觀變遷，心有所感，因此，針對現代化的評判，其實是把曾經的影像對準了當下，而觀看的角度和立場，往往決定了二者是否契合。

三

無錫人王蓴農自幼隨父親遊宦杭州，兒時蹤跡多在六橋三竺之間，對清季西湖概貌可謂爛熟於胸。事隔二十餘年後，他於1913年春重遊舊地，“見夫柳浪聞鶯，一易而為桑林蛙唱。名園喬木，劫外僅存。祠中梡鞠，或付樵丁作爨下薪。而鑿山浚谷，金碧藻繪，侈為土木之觀者，又衡宇相望也”。此時，西湖的自然景觀無人維持，甚至屢遭人為損壞，而四處在大興土木，諾大的西湖儼然成為一個建築工地，更加破壞了景觀的和諧。他惟有慨焉興嘆，對同游者表達了他的不滿與憂慮：“西子有知，行蒙不潔之誚。夫湖山佳麗，貴得其真，若徒以人力爭勝，一趨於耳目之新異以為快，則豈足以盡西湖天然之真意哉？” 此後，這種議論持久不息，可以說與西湖的每一步建設相始終。到1930年代，仍有遊客發出感慨：“觀環湖新構，金碧輝煌，嘆物質文明雖極其能事，而大好湖山，損色多矣。”

這也難怪。單就西湖道路橋梁而言，自1920年起，市政當局為修建環湖馬路，陸續改建了蘇堤六橋和白堤兩橋，改石階踏步為斜坡橋面，蘇、白二堤也被鋪成碎石路面。 如此改造，在適應近代交通工具介入的同時，卻給徒步遊客帶來了諸多不便和美感的喪失。許傑就在體驗了白堤的改建成果後，大失所望：“白堤上，同上海一樣鋪着黃砂的馬路，怪討厭的細礫，時常要跳入我的‘涼鞋兒’中，和我的腳底搗亂：－－雖然兩旁都是清清的湖水，團圓的明月在年老的垂柳梢頭閒遊，輕風伴着女性的柔語在湖光中沐浴，但是我總覺得是同樣令人厭倦的。”即使幽微的鐘聲傳來，他仍覺得“在這樣沙沙然的馬路上走着的人，哪一個能領略這些東西”。更為嚴重的，他認為改建後的斷橋“令人慾嘔”，“簡直是一個工整的狗洞”。在他眼裡，西湖景觀的自然之美已被俗氣的建設遮蔽了。

無獨有偶，徐志摩對西湖的馬路建設也頗多微辭，極盡反諷：“近年來就‘事業’方面看，杭州的建設的確不少，例如西湖堤上的六條橋就全給拉平了替汽車公司幫忙；但不幸經營山水的風景是另一種事業，決不是開鋪子、做官一類的事業。” 王桐齡則對斷橋的改修憤憤不平，“交通便利矣，未免殺風景也”。而且，他認為修汽車路僅是“為大官，巨紳，富商及紈絝子弟謀便利”，卻使“歷史上，文學上最有名之白堤”“帶上許多俗惡塵氛氣”，實在是不值。

而這還只是西湖馬路建設的肇端，到1930年，西湖四圍已建成的主要馬路還有南山路、北山路、岳墳路、靈隱路等等，其中有些路面並由碎石路改為瀝青路。馬路既辟，游具的改變也就接踵而至。1922年，商人潘寶泉和陸寶泉分別組織寶華汽車行和永華汽車行，在湖濱至靈隱9公里長的風景線上行駛汽車，供遊客乘坐。 一開始的經營並不順利，後經過合併重組，並藉助官方力量，生意蒸蒸日上。遊客原來至天竺、靈隱等處，必由湖東雇舟到茅家埠登岸，但“自公共汽車行，多半改道”，茅家埠重演了問水亭的衰落悲劇。 與此同時，“被柏油馬路踐踏了的西湖，已不再如七八年以前的莊靜清幽，現在游湖，也講究‘速度’。如果只憑一雙眼去游‘斷橋殘雪’，或‘蘇堤春曉’這些地方，包管你被嗚嗚的汽車擾得心緒不寧”。

遊船也在變化。據豐子愷觀察，西湖遊船的形式在民國年間“變了四次，但是愈變愈壞”。由於遊船營業競爭的激烈，船家於是苦心窺察遊客貪圖舒服的心理，在船艙的座位上苦心孤詣，時常翻新，由長藤椅，到躺藤椅，再到沙發。最後，“船身還是舊式的，還是二十年前裝藤穿木框的船身，只有座位的部分奇蹟地換了新式的彈簧坐墊，使人看了發生‘時代錯誤’之感”。西湖景觀出現了極其不可調和的可悲現象。 尤為引人側目的是，汽船也在“三尺的柔波里興風作浪”。 根據洪岳的記述，這種汽船是“用小划船一隻，尾置一小機器”作成，“機聲軋軋，駛行如飛，極乘風破浪之樂”。 這又使人興發一種今昔對比的感慨：“湖上小艇穿波，畫舫蕩漾，每當皓月之夜，擊空明，發幽歌，徘徊中流，樂何如之。乃今者，漸有小汽船航行，速則速矣，然終不若扁舟短槳引人入勝也。”

時人詠湖濱公園，有“錯疑風景落歐西”的句子。 由此不難想見，民國西湖的許多建設，均打上了西化的痕跡。建築學家劉既漂就對西湖邊“那些沒有藝術價值的洋房”感到慚愧。他以保俶塔旁英人建設的西式醫院為例，說明洋房與西湖古蹟的結合是如何生硬，讓人看了不舒服。然而，“最劣”的西式建築卻是當時最“時髦”的建築。 在徐志摩眼裡，“連樓外樓都變了面目”：“地址不曾移動，但翻造了三層樓帶屋頂的洋式門面，新漆亮光光的刺眼，在湖中就望見樓上電扇的疾轉。” 難怪有人開始萌生了濃厚的懷舊情緒：“至於建築方式，昔之樓台亭閣，多依古法營造，幽茜秀雅，合於山林自然之美，今則西子西裝，艷而近俗，既乏邱壑胸襟，只增富貴氣象，宜其貽譏於大雅矣。”

當然，也有旅遊者認為“西子西裝，益饒風味”。 比如，吳靈園就有條件地贊成環湖馬路計劃，認為“馬路之成，正足以點綴湖山，清理腸胃，尚未致於鑿天真，失自然”，只是，他希望竣工之後，工程局應當繼續發揮作用，“夾植樹木，以便游步息足，禁止汽車之衝突奔駛，釀成貴族禍人之弊端”。 周黎庵也不反對湖上造洋房、行汽車，但卻有另類的擔憂：“我以為造洋房就得造洋房，別不中不西造怪樣子；中國美人也可以穿西裝，一樣漂亮，但切不可露出一雙小腳。行使汽車也是應該的，總不能老把西湖保持十九世紀狀態，而且汽車的行駛也很美，譬如昨天夜裡，在湖中看見一輛汽車從白堤駛過，車子的燈光給堤柳間隔，一隱一現，怪好看的。但可厭的便是那車聲，我真不明白杭州的市政當局為什麼不出令禁止，而讓這些暴發戶們在湖畔跋扈飛揚，唐突西子，我擔心她不久會變聾子。”

只是，就筆者寓目的民國西湖遊記而言，像這樣有條件地對西湖現代化建設表示贊成的聲音並不多見；而且，其中有些聲音，恐怕還是杭州市政當局為尋求輿論支持而製造出來的。比如，由杭州市政府秘書處編印的《杭州市政季刊》上就曾有這樣的言論：“西湖之美，世所認精神之美所寄託也，二十年前游其地者，童山濯禿，道路傾圮，濱湖一帶，多屬荒墟，此種印象盡人皆知，今之談者，每又謂西湖近有新式建築，深以歐化為可慮，所發感嘆，足駭流俗，殊不知時代既殊，景物亦異，保留古蹟固所應有，泥於古蹟則近愚昧，使今日至雙峰插雲見車馬之喧囂，過柳浪聞鶯，睹垃圾之污穢，猶徘徊詠嘆流連不去，而曰於此求文明焉，必其人嗜好之殊異非常理所能測也。杭人近來民生疾苦已極，其癥結所在，乃由於工商業凋落，絲綢二業逐年低降，因之人民生活艱難，窮愁困苦，於此不加之意，而曰精神之寄託乃專在山水之間，更在於辨別中國化與歐化之間，其毋亦不思之甚矣。”

此話雖然通達，但頗有轉移話題之嫌，其實關注西湖的中國化與歐化問題，與關注民生疾苦是並行不悖的，而不是如其所言，顯得水火不容；況且，一般文人旅遊者並非頑固地排拒西湖的建設成就，比如對於市政當局的浚湖工程、四山植樹工程等，就頗表稱頌，他們所反對的是西湖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不合理、不合諧現象。

總之，西湖是文人旅遊者一個遙遠的夢境，代表了他們對於傳統中國的鄉愁。在他們的想象世界中，西湖應該是一切中國化元素的集成，是文學與歷史、自然與藝術的完美融合。尤其是在歐風美雨的同化浪潮之中，西湖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旅行勝地之一，應當秉承古典中國的風範，而不應在現代化的呼號中迷失方向。再者，作為都市旅遊者懷舊情緒的寄託，從上海到西湖的旅程，一直被塑造成從現代到傳統的歷時性旅行。然而，當西湖也成為西化與現代化侵蝕的主體，傳統中國的典範之夢就此驚醒；當都市旅遊者滿懷期待來到西湖，卻看到一個小上海，難免有所失落。正如《申報》的一位作者對此所發出的疑問：“若夫崇樓傑閣、大道廣衢、陸有汽車、水有汽船，則通都大邑多矣，吾人何必獨愛此湖哉？” 因此，看到“西湖的俗化”一日千里，徐志摩每次遊覽“總添一度傷心”：“西湖，西湖，還有什麼可留戀的！”

也許，正如豐子愷所言，西湖是“愈變愈壞”，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文人旅遊者心目中的“好西湖”也日益呈現出年代特性。王蓴農早在1910年代已對西湖的人力改造表示不滿，認為損害了西湖的天然真意，而他的理想型西湖是以清季為準的。到1920年代，徐志摩遊歷的西湖俗化更甚，馬路、洋房、汽車、汽船等等讓他倍感失望，他所懷念的卻是1910年代偷閒獨自跑去樓外樓“一邊喝着熱酒，一邊與老堂倌隨便講講湖上風光、魚蝦行市”的日子，以及那時的西湖。 再到了1930年代，所有這一切在秦瘦鷗看來，僅是“西子更換新裝”的開始，“但更換得畢竟不多，洋氣也並不重，還沒有根本把她的天然美毀滅掉”，他自己也承認那時他“依舊瘋狂似的戀着她”；而現在呢，他說：“若有人問我：‘上杭州去玩玩如何？’我的答覆必然是謹謝不敏。我覺得寧可合上眼皮回味回味幾年前杭州的景象，滋味倒比此刻再去玩玩的來得好。”

儘管“好西湖”代有不同，但對每一年代的文人旅遊者而言，它都只是存在於回憶之中。因此，各個年代的旅遊書寫對當時當地的批判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這也許是文人旅遊者的懷舊情緒在作祟，但也與1937年之前西湖的現代化傾向日漸深重密不可分。這些旅遊書寫很大程度上均指向杭州市政當局，後者恰是西湖現代化過程的始作俑者與積極推行者。從這一點上看，文人旅遊書寫中的批判視野，顯示出其與地方權力空間運作的背離關係。

另一方面，在“現代化即是西化”的認知體系下，文人旅遊者對傳統西湖空間的懷舊與記憶，實則蘊涵着濃烈的民族情緒。黃濬曾不無憤慨地寫道：“今日西子，不止不淡妝，直全是濃抹。不止濃抹，直大半為裸胸捲髮之歐洲妝。”尤有甚者，他對西湖轎夫的一句平常話也耿耿於懷：“然吾從北高峰下探天竺，過中印庵一邏，叢篁刺天，靜碧雋悄，輿夫為予言：‘此地最佳，外國人最喜來此。’”他接着深入剖析轎夫的話中所透露的信息，認為：“其一，可知輿夫心目中，已品第外國人為鑑賞風物之第一流。其次，可知吾人流汗經營以期邀眄於東西人士者，乃其流連躑躅，初不在乎紅樓馬路邊，而仍在乎荒山叢竹流泉之間。”他為此感到雙重的悲哀，大眾的崇洋心理使民族自信無處擺放，而更為可悲的是，當局的媚外作為似乎也使錯了勁，“彈琵琶學鮮卑語”，西湖的人力改造最終卻與外國人的自然追求南轅北轍。

像其他文人旅遊者一樣，黃濬希望維持西湖的傳統空間，因為這才是中國本質的面容，而非“歐洲妝”。然而，他的民族本位是否也陷入了悖論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在文章中引用轎夫的話，是否也有借重外國人喜歡西湖自然之美的說法，從而達到勸阻市政當局的西化建設的目的呢？聯想到黃濬後來為日本人提供情報，而以漢奸罪處決，似乎也有淵源可尋。民國文人對待西化、現代化的潛意識矛盾確實耐人尋味。

文章來源：《溫故》雜誌

照片來源：網絡（博主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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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游舊湖，

新景驚心又觸目。

反觀民國文人嘆，

實在小巫見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