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國是個古老國家，號稱五千年文明史，實際上遠遠不止五千年。很多記載都沒有保存下來。 然而，這麼長的歷史，為什麼至今還沒有真正現代化呢？中國的五千年文明是一種現代文明嗎？顯然不是，中國的五千年文明是一種低水平的文明。雖然歷朝歷代都或多或少跟西洋文明打交道，但真正使得中華民族覺醒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樣東西是現代文明所必需的。 從“五四運動”至今已經有九十多年了，“賽先生”在中國已經是家喻戶曉了。只是中國的科學精神仍然缺乏相應的土壤，所以，中國新的發明創造比較少，基本上都是抄襲，引進，應用西方的現有科學成果。無論原子彈，還是航天飛船，還是電子計算機，互聯網絡，汽車，三聚氰氨等等，全部都是泊來品。 “德先生”那就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了。人們基本上看不到希望。 所以很多人對中國的前景感到悲觀。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提出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改革是一個半吊子的改革，有的人稱之為跛腳改革，因為只涉及經濟領域，政治上完全不能動。所以造成現在的中國存在許多社會問題，腐敗遍地，權力完全不受約束，也因此造成貧富差距非常的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果被少數寡頭權貴壟斷。 所以現在的中國，雖然整體國力似乎上升了，但是這個國家卻無比的脆弱，百姓看不到希望，連到富人也同樣要往外移民。 那麼中國到底往何處去呢？能回到過去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嗎？有人帶頭搞唱紅歌運動，似乎紅歌能救國，聽起來荒誕不經。有的人覺得奇怪，怎麼改革開放三十年了，這個紅歌還能流行？ 其實我覺得，唱紅歌，與文化大革命一樣，甚至與大清朝的義和團運動，太平天國運動等等，都是一脈相承的。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我曾經在《談談盲目崇毛的病態心理》一文里說過，這是一種病症，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症候群”。讀者可詳見《談談盲目崇毛的病態心理》一文。 如果不能消除產生這樣症狀的土壤，那麼回到文革，或者類似文革的那種荒誕不經的境地是完全可能的。 我覺得，中國現在經濟相對發達了，本身是好事，可以有實力來改變自身，改造自身的文化。我們知道，西方經歷文藝復興之後，逐漸走向了現代文明。近代，現代的許多科學發明，創造，等等，幾乎全部來自西方。為什麼中國就沒有呢？ 這是因為中國文化裡面缺少“思辨”的精神。最主要缺少“思”的精神。思辨精神在古希臘就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是思辨的典範之一，在那個時代就預言我們的世界是由原子組成的；畢達哥拉斯定理的證明不僅僅是其本身令人讚嘆，更重要的是其體現的思維理念；芝諾悖論睿智和詭異，一直都在顛覆着我們對於常識的信任。 古希臘哲學家基本上都是某種程度上的科學家，他們的思想閃爍着思辨精神的光輝。相比之下，我們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卻沒有一個是科學家。在先秦時期，思想鼎盛，也是辨有餘而思不足。所以真正能夠傳下來的，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就幾乎沒有了。 但是，你看，歐洲，歐幾里得的幾何不僅在今天我們的課堂里幾乎原封不動地被教授，更重要的是它創立了一套完整的認識世界的科學體系。這體系歷經數千年，依舊巍然屹立。 所以說，我們一直說，我們中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但是在科學方面，在認識世界方面，我們還只是個兒低能兒。 那麼是不是中國人本身就是那麼笨呢？不是，顯然不是，你看，中國人出去了，有很多在科學技術領域都有驕人的成就，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大有人在。但是中國本土的，則完全沒有。這說明什麼問題？說明了我們中國的文化土壤使得人們不能科學的思考。所以更新這樣的土壤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中國的文化裡面，缺乏公平競爭的精神。競爭精神是公平的競爭，守信的競爭，而不是傾軋。中國古代的各諸侯國也有競爭，但更多的是傾軋，是爾虞我詐。在中國，有“出頭的櫞子先爛”“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等等的說法，一般的人是不願意公開出來競爭的，所以民主競選在中國很難。中國人善於暗箱操作。在競爭的時候也缺乏誠信。招商引資，往往是“開門招商，關門打狗”。在現在的社會，各種假冒偽劣毒的商品充斥着市場，名聲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覺得，中國文化更新，需要引進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公平競爭精神。你比如奧運會中的競賽，本身就是很好的守規則（公開規則，而不是中國的潛規則）的競爭。奧運會源自於古希臘，這說明古希臘文明里就有這種公平競爭的精神。我想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資本主義能夠在歐洲得到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吧。 第三，中國文化裡面缺乏批判精神。幾千年來，統治中國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強調忠君，強調君臣父子師生這樣的關係。學生是不能懷疑老師的，更加不能批判老師。兒子也是不能懷疑父親，也不能批判父親，那樣就是大逆不道，等等。誰要是逆之而為，那必定遭到社會的不容。 但是在西方文明中，任何一門學派都可以自由的提出自己的學說，也容忍別人的批判。社會上對待這樣的批判一般採取開明的，寬容的態度。 所以，在西方，老百姓批評政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你在中國，你批評政府，則有可能像艾未未，或者劉曉波一樣，被判罪，什麼顛覆國家政權罪什麼的。十分可笑吧，作為公民，為什麼就不能顛覆你這個政權呢？ 第四，中國文化裡面缺少對人的尊重。儒家思想裡面，對人有許多清規戒律，說到底是沒有把人當人看。它所強調的往往是社會，是家族，是國家。很少顧及人作為個體應有的基本權利。比如說對婚姻來說，所謂的道德觀念往往不是以婚姻雙方的男女本身的幸福為基準，而是以是否對家庭，家族，社會造成影響為基準，強調的是所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是十分可笑的，都沒有了小我，哪裡來的大我？大我不是由一個個小我組成的嗎？ 反觀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想，在古希臘文明中體就已經現得淋漓盡致。古希臘把人作為萬物的尺度，追求人間的幸福和價值。甚至古希臘的神也有着世俗的特點，他們雖然非常強大，但是仍然具有人的感情和缺點。不僅如此，他們還經常犯錯誤，因此古希臘的神也就更加可愛。其實，古希臘的神是古希臘人的代表，他們和後來其他宗教所描繪的完美無缺的上帝形成了巨大反差。 古希臘的雕塑大多是裸體的，這是古希臘人對於人本身的讚美。甚至古希臘的神也是裸體的，這在中國文明中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對於古希臘人來說，這再自然不過了，因為，神和他們是一樣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全部希臘文明的出發點和對象是人，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進步。” 中國到現在還在否定人權，漠視人權，是不是應該有所改變了呢？ 第五，中國文化裡面缺少民主精神。幾千年的中國史就是一部君權史，老百姓對待長官，對待皇帝，只有服從的分，從來沒有你老百姓說話的權利。 所以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忍，忍，忍，實在忍不下去了，那就起來造反，所謂官逼民反。一次一次的改朝換代就是這麼來的。 相反，在西方，古希臘時代，就有了“民主”的概念。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這段時期是古希臘世界的全盛時期，各城邦都得到繁榮的發展，而地處海灣、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業方面日益發達，當時建立了奴隸主民主制。在雅典，國家不設國王，最高權力機構是全體公民大會，大會由公民抽籤產生，共同對國家事務進行商議。 在現代西方國家語言裡，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語言中的“民主”一詞，都是從古希臘語的“demokratia”一詞演變而來。古希臘語中的“demokratia”一詞，由“demos”和“kratos”兩部分構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區”，“kratos”的意思是“統治”、“管理”，因此所謂“民主”是指“人民的統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雅典當時實行的是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所有的官職向全體公民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抽籤選舉方式擔任政府中的各級官職。雅典的政府官員都有任期，通常為一年，而且大多數的官職，不得連選連任，以避免結黨營私。為了保證民主政治不受侵害，從克利斯提尼時代開始，雅典還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選舉出可能對雅典的民主政治構成威脅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數超過6000，就會被放逐到國外，10年以後才能返回，從而使政治野心家無機可乘。 而我們中國，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實行的是什麼樣的民主呢？我想，這是值得國人深思的。 我對中國古代思想是十分尊敬的，所以經常宣傳中國古代文化，尤其是先秦思想，他們比現代的中國人會思考。但我從來不認為先秦思想是最先進的，至高無上的，完美無缺的。相反，我覺得應該全面更新我們的文化，就像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一樣，在文化上應該大膽的引進西方比較優秀的文化。 大清朝末年，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裡，把引進西方文化，定調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想這是中國這麼多年來對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態度。然而，我完全不認同這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認為，如果西方某些文化真的比我們的中華文化優秀的話，完全可以西學為體。完全沒有必要為向西方學習定下這麼個框框，自我設限，綁手綁腳。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過去人們都說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但是在文化上卻沒有推翻產生帝制的土壤。如果沒有文化上的更新，像毛澤東這樣的變相帝制是完全有可能死灰復燃的。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西方的一些文化，一些思想已經開始影響到我們的普羅大眾了。比如網絡上出現的公民社會覺醒，網絡反腐，獨立人士參選等等。 另外，領導職務的期限限制也算是一種進步，這些都要歸功於改革開放。 但是如果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得不到根本改變的話，所有這些改革成果，都可能是保不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