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造成的冲击波还没有消失。 据报道,在刘晓波获提名期间,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就表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有好几万,其他人都比刘晓波更有资格获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刘晓波是愿意与北京合作的温和派。近二十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还联名致函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反对刘晓波获奖。理由居然是刘晓波在法庭审讯中曾发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这个陈述曾感动无数人,也是诺贝尔委员会把奖授予刘晓波的理由之一,即“和平非暴力”。可是,在这些民运人士看来,刘晓波在这个陈述中“为中共的监狱美言”,还“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不顾事实地公开赞扬一贯践踏人权的中共的行为,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误导作用和恶劣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刘晓波这样一个有极大争议性的人物,已经不具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有的道德形象和感召力”。 可是,刘晓波到底还是得奖了。这让一些人心中如打翻了的醋瓶,很不是滋味,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开始公开痛骂刘晓波了。在一篇题为《如今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人们提供了什么?》的文章中,他不仅痛批刘晓波是“刽子手们的帮凶”,道德信用完全破产了,而且攻击诺贝尔和平奖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于西方民主的批评。 诺贝尔和平奖曾授予过许多人,虽然争议不断,但是其权威性仍然是举世公认的。马歇尔、马丁路德金、戈尔巴乔夫 、华里沙、德兰修女、基辛格,他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卓著,获得诺奖当之无愧。历史也将证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这个奖不是奖给刘本人的,而是奖给渴望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获得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的,包括六四民主运动的学生群体。刘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或者可以说,刘代表中国人民接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刽子手们的帮凶”居然会被“刽子手们”判处十一年徒刑,关进大牢,这在逻辑上有点说不通。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在国内受到了全方位封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几次三番强调刘晓波是“罪犯”,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魏京生等人则认为刘晓波主张与中国政府合作,也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参加了天安门运动的人,在监狱中向专制低头、忏悔”,而且他“不仅仅低头忏悔,而且还在专制政府官方的电视台上帮助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撒谎,说没看见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死人,我们已经很难原谅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刽子手们的帮凶。” 魏京生为什么骂刘晓波?因为刘晓波主张和平演变,渐进民主,反对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中国民主,因此,他们之间是两条路线之争。海外民运中有不少人思维方式似乎还停留在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崇尚暴力革命。有些人文革时就是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武斗高手。这些人至今仍紧抱着革命思维不放,以为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唯一出路。他们希望发动民众起来革命,用暴力推翻共产党。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大动肝火,指责他“误导民众”,妥协投降,是与魔鬼做交易。刘获得诺贝尔奖必然使这种观点更加深入人心,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他们感到进退失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所坚持的道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死胡同,必须改弦更张才有出路。出于不甘心,才会不择手段,攻击、诬蔑刘晓波和和平奖本身。 魏京生对刘晓波的攻击的语言很具有“文革”的味道,甚至到了不顾事实、信口雌黄的地步。从六四事件发生一直到现在,参加过六四的当事人包括在天安门坚持到最后的侯德键等人,都没有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魏京生当时并不在场,又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凭什么指责刘晓波撒谎呢?如果天安门广场实际上并没有血流成河,究竟谁在撒谎呢? 退一万步说,即使魏京生和刘晓波所持的民主理念不同,对实现民主的手段也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刘晓波真的不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假如魏京生等真心为中国的民主大业着想,他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应该衷心祝贺才是,因为无论谁得奖,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横生枝节,无端攻击刘晓波只能使人觉得荒腔走板,如果不是出于嫉妒,还能是什么呢? 早就听说,海外民运分裂了,堕落了,陷入了义气之争,名利之争,现在看来,还真的如此。有网友对此评论道:“不能因为个人受个小小的挫折,就把怨气发到‘西方民主’头上么。把自己降低到普通怨妇的水准,就没意思了。庇护赡养老魏的,难道是“东方专制”?既然是爷们,就该不难养,怎能效那“近则不逊,远则怨”之态?”话虽然不中听,但值得老魏三思。海外民运如此作为只能使自己更形孤立。 中国的民主要如何搞?我以为有一条是肯定的,中国的民主不能以暴力手段来争取。试图以暴易暴改朝换代和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今日的中国需要的是“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里所提倡的:“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了这个理智的选择。” 刘晓波曾高度赞扬天安门母亲,“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敌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他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这充分体现在他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之中。希望魏京生等人也作出同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