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造成的衝擊波還沒有消失。 據報道,在劉曉波獲提名期間,資深民運人士魏京生就表示,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有好幾萬,其他人都比劉曉波更有資格獲諾貝爾和平獎,因為劉曉波是願意與北京合作的溫和派。近二十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還聯名致函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反對劉曉波獲獎。理由居然是劉曉波在法庭審訊中曾發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這個陳述曾感動無數人,也是諾貝爾委員會把獎授予劉曉波的理由之一,即“和平非暴力”。可是,在這些民運人士看來,劉曉波在這個陳述中“為中共的監獄美言”,還“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不顧事實地公開讚揚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的行為,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最後得出結論,“劉曉波這樣一個有極大爭議性的人物,已經不具備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應有的道德形象和感召力”。 可是,劉曉波到底還是得獎了。這讓一些人心中如打翻了的醋瓶,很不是滋味,中國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開始公開痛罵劉曉波了。在一篇題為《如今的諾貝爾和平獎給人們提供了什麼?》的文章中,他不僅痛批劉曉波是“劊子手們的幫凶”,道德信用完全破產了,而且攻擊諾貝爾和平獎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對於西方民主的批評。 諾貝爾和平獎曾授予過許多人,雖然爭議不斷,但是其權威性仍然是舉世公認的。馬歇爾、馬丁路德金、戈爾巴喬夫 、華里沙、德蘭修女、基辛格,他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卓著,獲得諾獎當之無愧。歷史也將證明,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是當之無愧的,因為這個獎不是獎給劉本人的,而是獎給渴望以和平非暴力手段獲得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民的,包括六四民主運動的學生群體。劉僅僅是一個符號而已。或者可以說,劉代表中國人民接受了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劊子手們的幫凶”居然會被“劊子手們”判處十一年徒刑,關進大牢,這在邏輯上有點說不通。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在國內受到了全方位封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更是幾次三番強調劉曉波是“罪犯”,沒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魏京生等人則認為劉曉波主張與中國政府合作,也沒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個參加了天安門運動的人,在監獄中向專制低頭、懺悔”,而且他“不僅僅低頭懺悔,而且還在專制政府官方的電視台上幫助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撒謊,說沒看見血流成河的天安門廣場死人,我們已經很難原諒他了。因為他已經成了劊子手們的幫凶。” 魏京生為什麼罵劉曉波?因為劉曉波主張和平演變,漸進民主,反對通過暴力革命實現中國民主,因此,他們之間是兩條路線之爭。海外民運中有不少人思維方式似乎還停留在毛澤東的文革時代,崇尚暴力革命。有些人文革時就是積極參與者,甚至是武鬥高手。這些人至今仍緊抱着革命思維不放,以為暴力革命是中國民主化的唯一出路。他們希望發動民眾起來革命,用暴力推翻共產黨。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大動肝火,指責他“誤導民眾”,妥協投降,是與魔鬼做交易。劉獲得諾貝爾獎必然使這種觀點更加深入人心,贏得更廣泛的支持,他們感到進退失據,因為這意味着他們所堅持的道路實際上是行不通的死胡同,必須改弦更張才有出路。出於不甘心,才會不擇手段,攻擊、誣衊劉曉波和和平獎本身。 魏京生對劉曉波的攻擊的語言很具有“文革”的味道,甚至到了不顧事實、信口雌黃的地步。從六四事件發生一直到現在,參加過六四的當事人包括在天安門堅持到最後的侯德鍵等人,都沒有說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魏京生當時並不在場,又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憑什麼指責劉曉波撒謊呢?如果天安門廣場實際上並沒有血流成河,究竟誰在撒謊呢? 退一萬步說,即使魏京生和劉曉波所持的民主理念不同,對實現民主的手段也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劉曉波真的不配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假如魏京生等真心為中國的民主大業着想,他應該為此感到高興,應該衷心祝賀才是,因為無論誰得獎,都將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進程。橫生枝節,無端攻擊劉曉波只能使人覺得荒腔走板,如果不是出於嫉妒,還能是什麼呢? 早就聽說,海外民運分裂了,墮落了,陷入了義氣之爭,名利之爭,現在看來,還真的如此。有網友對此評論道:“不能因為個人受個小小的挫折,就把怨氣發到‘西方民主’頭上麼。把自己降低到普通怨婦的水準,就沒意思了。庇護贍養老魏的,難道是“東方專制”?既然是爺們,就該不難養,怎能效那“近則不遜,遠則怨”之態?”話雖然不中聽,但值得老魏三思。海外民運如此作為只能使自己更形孤立。 中國的民主要如何搞?我以為有一條是肯定的,中國的民主不能以暴力手段來爭取。試圖以暴易暴改朝換代和民主的目標背道而馳。今日的中國需要的是“天安門母親”在公開信里所提倡的:“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華大地上結束傳統的專制統治,以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權威,要使每一個公民擺脫皇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依附性格和歷史的惰性,在觀念上確立人類普世價值的地位。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放棄了牙眼相報的偏狹,放棄了以惡抗惡的極端,決定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克制來謀求‘六四’問題的和平解決。對於我們這些受難親屬來說,作出這樣的選擇是艱難的,也是痛苦的,但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會的動盪,我們作出了這個理智的選擇。” 劉曉波曾高度讚揚天安門母親,“以愛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約束憤怒,以善意化解敵意,以和解縮小鴻溝,以勇氣呼喚良知,以堅韌贏得尊敬”。他也作出了同樣的選擇,這充分體現在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之中。希望魏京生等人也作出同樣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