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上台伊始，便提出了“中國夢”概念 ，一大批文人“學者”聞風而動， 爭相解夢、圓夢，努力把它上升到理論高度。12月9日，復旦大學成立了全球第一個“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任務之一大概就是為習主席圓夢的。習總提出的“中國夢”的概念內涵似乎還不夠確定，比如他曾說過，中國夢和美國夢是相通的。這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也不好理解。中國夢和美國夢怎麼能相通呢？通在何處呢？

“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當然是設法證明中國發展模式存在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所謂中國發展模式的特點當然就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本來是摸着石頭過河摸出來的模式，現在實踐成熟了，要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這還不夠，還要再拔高，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發展道路的開闢，更“意味着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式的誕生”。正因為有了這麼一種神奇的中國模式，西方文明模式從此走下神壇。因此，中國人不僅應該驕傲，而且有資格傲慢。

“中國發展模式”當然和西方發展模式截然對立，水火不相容，因此必須對普世價值加以批判。普世價值算個什麼東西？那只不過是西方主導世界以來形成的“西方中心論”的幻覺罷了，簡直一錢不值。隨着西方的沒落，西方的話語霸權也將終結了，普世價值也就沒有市場了，當然也就沒有價值了。

不僅普世價值應該被拒絕，西式民主更應該被拒絕。宋魯鄭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一文中尖銳地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第一，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西方現在的債務危機就是它們的模式下普選的後果。第二，西方的政治受制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財團。民主制度問題太多，老百姓太愚昧，而且自私，如此這般，中國還搞什麼民主？精英統治、權貴統治是最理想的制度；中國人民被代表大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完美的民主制度。中國最高領導人上台不需要財團提供巨額的選舉資金，只要幾個政治大佬關起門來商量一下就可以定下來了，既高效又省錢。

可是，我總覺得，這些竭力抨擊西方式民主和普世價值，盡情謳歌“中國模式”的文人墨客可能沉浸在習總的“中國夢”中睡得太沉，以至於看不清中國面臨的嚴峻現實。我想對他們當頭棒喝：喂！醒醒！睜開眼看看中國的現實！

中國和朝鮮政壇最近上演的大戲令人眼花繚亂。朝鮮的獨裁二愣子“金三胖”用殘忍手段羞辱並處決輔佐他上位的第二號人物張成澤，公然宣稱“白頭山血統”世襲罔替，引起舉世震驚；在中國官場，貪污腐化、罪惡累累的周永康黨羽正被一一剪除，公開審理康師傅那一天也許不遠了。

中國和朝鮮曾結成抗美聯合戰線，可是這種“用鮮血結成的友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甚至恥笑。人們看到的是兩個拒絕現代文明的專制政體的荒唐、殘忍、無道。在那裡，政客們沒有安全感，為了自保必須搞陰謀詭計、甚至政變、謀殺、公開處決。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可如今仍有人羨慕、讚頌朝鮮政體，試圖復辟文革。朝鮮最近上演的鬧劇正好是一面鏡子，照出三十年前中國的醜陋面目，雖已遙遠，仍舊清晰。這齣悲劇也是一幅上好的清醒劑，促使人們夢醒。原定在人民大會堂上演的紀念毛澤東大型文藝演出無疾而終可能就是後果之一。

中國人民比較幸運，沒有遭受毛家世襲“韶山血統”的統治，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擺脫專制統治，這不是一家一姓的專制統治，而是多家寡頭統治，這種體制甚至不如一家一姓世襲王朝統治。有人說，沒有世襲制的專制是最殘酷的專制，權力與資本合流的政府是最壞的政府。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不幸恰好遭遇到了二者，並深受其害。由於選擇了一條錯誤的發展路線，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相割裂，權力、資本不受約束，導致了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加劇，官員貪腐枉法，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人民深受其害，怨聲載道，一百多個太子党家族完全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他們無厭的貪慾正在毀滅中國，而新權貴比元老家族更貪婪。這些強大的金權階層形成的利益集團頑固抗拒任何改革，他們對付民眾不滿的手段只有鎮壓。可是，高壓維穩已經難以為繼，改革與革命正在賽跑。

近些年，大批體制內官員將家屬和財產轉移到國外，成為裸官，隨時準備跑路。有人調侃說，如果美國名校在九月份開家長會，要求學生家長務必參加，中共十八大就可能開不成，因為大多數“黨代表”們都得打點行裝赴美國開會。人們不禁要問，這些官員的“三個自信”在哪裡呢？

據《經濟學人》發布的消息，中國大陸目前已有一百多萬千萬富翁，人均資產超過160萬美元。其中很大一批人正設法移居國外。據胡潤最近報告，超過16%的中國富人已移居國外，或者正在辦理移民手續，44%的人打算離開中國。超過85%的人計劃將子女送到海外留學，三分之一的人在海外擁有資產。此外，中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共擁有2萬億至5萬億美元的不動產及流動資產。其中有人已經因恐慌而轉移資產。實際上，中國2012年第二季度國際收支平衡已經出現自1998年以來首次赤字，表明隨着恐慌情緒的蔓延，資金出逃速度在加快。人們不禁要問，這些富豪為什麼對中國的制度沒有“自信”呢？

孔子說，“危邦不居，亂邦不入。”中國既非危邦，亦非亂邦，領導人“自信”滿滿，社會制度如此優越，為什麼人們爭相逃離呢？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優先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