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精英政治传统源远流长。从上古时代开始，治理国家的理想人物就是“贤人”和“能人”，《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必须“有德”，而且遵行“大道”。尧舜禅让传为佳话。

自夏禹之后开始了权力世袭，不选了，也不举了，血统成了权力的来源。老百姓唯一的盼望是遇着“明君”而不是“暴君”。“明君”治下国泰民安，是为盛世，“暴君”治下民不聊生，是为乱世。乱世群雄四起，声称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建立一个与民休息的好政府。但令人失望的是，新政府往往还不如老政府， 更坏更贪婪。因此中国历史从未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著作《权力的转移》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蛮荒时代和极权主义时代都属于暴力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属于财富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金钱代替了暴力，金钱支配权力，掌控权力；后工业时代或后资本主义时代属于知识社会。知识创造财富， 知识也将成为权力来源。

今天的中国社会还处于极权主义时代，而目前的中国还属于暴力社会。中国的执政党一直是一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暴力的政党，依靠暴力取得政权，也依靠暴力维护政权，社会所有权力都来自暴力，社会所有财富都由权力来分配。王震就说过，共产党的政权是三千万人头换的，谁想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一语道破了这个政权暴力的本质。暴力社会显然不是理想的社会，统治这种社会的政府也不是好政府，尽管它标榜“人民政府”， 但它和人民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能代表人民。

依靠暴力无法建立一个好政府，那么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呢？有没有可能建立好政府呢？回答是否定的。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曾盛行过一阵子“好政府主义”，一批知识名人积极议政，参政，颇具声势，甚至破天荒地组成了一个“好人政府”，但只维持了两三个月，最终还是在暴力胁迫下失败了。

20世纪初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不少人都怀有政治热情，亲眼目睹中国政治的黑暗，无不希望借鉴西方的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胡适说他在留美期间，“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以闻之”。

1922 年5月14日，蔡元培在《努力周报》第二号发表了一篇由著名学者签名的知识分子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引发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激烈论战。在这份“宣言” 上签名的有十六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这些教授们认为：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最低限度，这个国家里的好人们应该积极站 出来，做一点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至少，还可能造就一个“好人政府”。他们理想的从政的“好人”至少有两个方面要求：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一是才具上的可以有为，就是德才兼备，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

这批学者、教授们鼓吹的“好人政府”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古典共和主义就非常强调官员的美德，把它看作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关键。美国建国者一开始几乎全盘接受了这种共和主义观 念，相信“自由政府”如果“离了美德是无法站得住的”，而“这种美德就是对我们国家的热爱”。他们相信，“公共美德的精神可以超越一切私人的考虑”。直到制宪时期，很多人仍坚持这种观念，认为掌权者的美德是良好政府的保证，“建立一个良好政府的最大奥秘，在于让好人来掌权”。显然，这种“好政府主义”的逻辑是建立在人性善的观念之上的，认为人性具有美好的一面，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会把人性好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人性也不会因制度之恶而恶。即使在制度恶的情况下，美好的人性也会让制度变好。好的人性在好制度下能使品德高尚的人更加高尚、人性更加完美。

但是，这种观念在美国制宪时期就遇到了挑战。不少政治精英认为，把美德作为共和政体的基石是很不可靠的，因为美国人民实际上并不具备这种美德。早在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从各州民众的精神状态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在美利坚根本没有美德可言”。有人指出，孟德斯鸠等政治作家把美德作为共和国的基石，但这种美德“从来不曾也决不可能在人类社会存在”；事实上，“支配每一个人并指导其行动的真正原则，乃是自我利益”。而对“一个依据理性原则构成的民主政体”而言，美德就不是特别必要的；“像斯巴达那种建立在严格的平等观念之上的政府已经失败了，因为它们的形成是与自然对立的”；它们“迫使人性变成扭曲的形态”。

汉密尔顿等人认为，在一个缺乏美德、没有平等、财富丰裕、生活奢华的社会，同样可以建立真正的共和政体。他指出，“以往依赖纯粹的爱国主义，这是我们许多错误的根源所在”；人类在整体上是邪恶的，他们可能受到情感的支配；假定人类比他们实际上更高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的主导性情感是野心和利益”，明智的政府必须利用这些情感，使它们服从于公共福祉。

回头说中国知识界发生过的那场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论战。北京的《晨报》发表了社论《政治主张的根本问题》，对此提出质疑，“蔡胡诸君的政治主张，大都是普遍的心理所同，没有很大问题的……但要实行这些具体的主张，十之八九都不能不责成于所谓 ‘好政府’。这其间却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好政府从哪里来?” 而南方的革命党人则认为，所谓的“好政府”根本行不通。邵力子在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评论《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等， 批评“好政府主义”就是不敢革命，宣称没有彻底改革就不可能产生“好政府”。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则批评“好政府主义”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宣言上签名的三位知识分子不久果然加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内阁，但只是作为点缀而已，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因此，有些人便拿他们宣言里“好人政治”的话来讽刺挖苦他们。最终，这三位“好人政治”的实践者遭到了北洋军阀阴谋暗算而倒台，“好政府主义”实践以失败而告终。胡适曾对“好人内阁”寄予厚望，但结果发现“全不是我们想的那么一回事”，承认自己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好人”蔡元培则选择了 “不合作主义”，愤而辞去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中国后来的走向是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个目标达到了吗？大家有目共睹， 完全没有！新政府比昔日的政府还坏，甚至比军阀政府更腐败、更专制，更残暴。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必须回到人性恶的原点，不再幻想建立一个“好政府”，而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有限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