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過去已經快二十五年了，但時間並未磨滅歷史的記憶，六四情節深印在國人的腦海中，六四也成了中共當局揮之不去的夢魘。每年六四之前都要採取大動作，打壓，抓捕，而今年尤甚。當局如臨大敵，草木皆兵，從清明節開始防範，行動逐步升級，最近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新一輪抓捕行動，在北京以泄密罪和尋釁滋事罪拘捕了高瑜、浦志強、胡石根、徐友漁、郝建、劉荻、向南夫等人，在廣東等地也展開了抓捕異議人士行動，罪名也是“尋釁滋事”。

所謂“泄密罪”和“尋釁滋事”都是莫須有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真正的原因是恐懼，這種恐懼是無論高喊多少個“自信”都難以緩解的。

據說王歧山曾向人們推薦閱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觀點震聾發聵：革命並不經常發生在人們處境最壞的時刻，反而更可能爆發於經濟條 件改善以後，尤其是當改革帶來物質條件的完善之時。“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中國一些學者試圖把這種“托克維爾悖論”解說成一種“鬆動崩潰”意義上的“托克維爾定律”。

托克維爾描述的大革命前夜的法國社會和當下的中國的確很相似：“當人們讀到十八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個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專制特 徵，但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儘管戰驚恐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嚴加防範，可是，暴力革命還是發生了。托克維爾警告說，當專制者試圖變革時，它帶來的不是穩定，反而是動盪的浪潮，加速埋葬舊制度。而當人們以為告別舊時代，卻發現他們創造的新現實不過是舊制度的延續。

習近平的執政理念顯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這本書的影響。既然改革會導致革命，那乾脆就不改革，既然鬆動會導致崩潰，那就乾脆收緊。既然“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 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那就乾脆不改善他們的處境。從“七不講”（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到封網、控制輿論、打擊公知，鎮壓抗議示威，應該都是循着同一個思路。

我要說，這是一種危險的思路！這才是真正的“邪路”！禍國殃民，莫此為甚！

我要告訴王岐山，你的托克維爾已經被嚴重誤讀。托克維爾只不過是二百年前一個法國業餘歷史學家，他的所謂“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的論點只不過是他個人的粗淺觀察而已，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以此作為治國的理論基礎是危險的，必定走向歧途，甚至帶來災難。

再說，這些論點並非托克維爾要表達的中心思想。他之所以提出這兩個觀點，目的只是為了啟發讀者去探尋大革命的真正起因，而在他看來，真正引起革命的恰恰是舊制度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權政策，以及採取的新形式的壓迫和剝削。老百姓心中有桿秤，善政從來好於苛政，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過去多年實行的剛性維穩政策造成的每年十幾萬起群體抗暴事件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這樣的反壓迫反暴政事件每天都在中國上演。

由於中國政治家的急功近利、自私和短視，中國政改長期滯後，又因為左右互爭，利益集團阻撓，目前已陷入僵局。代表利益集團的政治精英以“托克維爾悖論”為根據竭力反對改革，極力誇張“改革是找死”，純屬別有用心。用兩百年前發生在歐洲的法國革命作為今天拒絕改革的藉口實屬荒唐可笑，誤國誤民。東亞的日本、南韓、台灣都順利實現民主轉型，難道不是更好、更近、更實在、更值得效法的榜樣嗎？中國在20世紀初的確發生過改革成為革命催化劑的悲劇，但歷史已經到了21世紀，中國人的政治智慧難道還不如前人嗎？中國政府要想真正避免革命，就應該果斷啟動憲政民主政治體制改革，清償歷史舊賬，把希望還給人民。時不我待，否則就真的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