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萬維出現一股魯迅熱。捧魯和貶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雙方似乎誰也說服不了誰。在我看來，雙方對魯迅多少都有些誤解，包括我本人在內。

魯迅生前名聲就很大，死後又被奉為“文學革命旗手”，對後世影響極大。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會記得，當時書店能出售、可以公開閱讀的書，除了《毛澤東選集》，就是魯迅的書了。可以說，魯迅影響了幾代人的精神世界。

從延安時期開始，隨着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魯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也逐漸定於一尊。毛澤東被神化是他自己故意為之，但魯迅被神化則並非其本意。假如魯迅在世，他也會反對自己被神化，被利用。

有人說，魯迅只會看病，卻不會開藥方，不是一個好醫生。這個問題在魯迅還活着的時候就有人指出來過。梁實秋就寫過一篇文章“不滿於現狀”，質問魯迅，“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魯迅並沒有正面回答問題，但是卻聲明，他並不是罵倒一切，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是哪一種主義？他沒有明說，梁實秋追問他，是不是共產主義？魯迅也不回答，等於默認。反對派說魯迅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 是有根據的。

1937年10月19日，在魯迅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作了題為《論魯迅》的講演，尊魯迅為“現代中國的聖人。”因為 “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顯然，毛澤東對魯迅的了解只是皮毛。但魯迅曾和中共聯繫密切確是事實。魯迅和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過從甚密， 瞿秋白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失意，曾在魯迅家住過一段不短的時間，受到過魯迅經濟上的幫助。瞿秋白被捕後，魯迅曾多方設法營救。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不久，便收到魯迅、茅盾聯名發來的祝賀電報。據說魯迅還輾轉送給毛澤東一條圍巾，就是有一張和江青在一起的照片上戴的那條。

魯迅無疑對共產主義是抱着同情態度的，而毛澤東也把魯迅看作同志，並把魯迅的方向確立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直到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毛仍多次提到魯迅。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談話時曾設想，假如魯迅還活着，情況會怎樣：“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

但是，魯迅寫雜文的目的並不是要解決什麼問題。魯迅一生懷疑一切，包括他自己。魯迅在嚴厲批判別人的同時，更是嚴厲解剖自己。他似乎一生都在黑屋子裡吶喊，但他並不為光明而吶喊，而只是跟黑暗勢力過不去。

魯迅的精神世界有着一種強烈的“中間物”意識和“過客”精神。這在他的詩劇《過客》中有充分表達。“過客”在舊世界中找不到生存的意義，而前方的新世界不過是一片墳地，因此他無法寄希望於未來，他也不能在自己的人性中找到堅實的光明根基，他懷疑一切，甚至連召喚他往前走的聲音都懷疑是不是真的。這種深入骨髓的懷疑精神使得魯迅一生都“彷徨”“在路上”。他信奉過進化論，也嚮往過共產主義，但都貌合神離，並沒有徹底投入。他猛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也強烈質疑西方文化。在我看來，魯迅很像是中國版的索爾仁尼琴。但和索氏不同的是，魯迅並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魯迅十三歲喪父，一生中經歷了親友的生離死別。因此，他有着極深的絕望體驗和幽暗意識。1916年，他曾請人刻了一枚印章“俟堂”，意思就是“等死堂”，他認為人生不過是等死而已。他曾用筆名“唐俟”發過文章，也是從“俟堂”而來的。

魯迅作品中大量描寫死亡，晚年又對陰間鬼魂、女吊、五常很感興趣。夏濟安說，“魯迅看上去是一個專擅刻畫死亡之醜陋的能手”。但魯迅還有很強的懺悔意識和贖罪意識，這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這種懺悔意識和贖罪意識來自於希伯來精神的影響。魯迅一生購買過各種版本的《聖經》，在《摩羅詩力說》中極力推崇希伯來精神，而耶穌的形象在他筆下也多次出現，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耶穌受難。他與果戈理、顯克微支、安德勒耶夫、克爾凱郭爾、舍斯托耶夫斯基等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心心相印。他先後還與天主教神父清水安三和基督徒內山完造成為至交好友。魯迅的思想深受基督教人性“原罪說”的影響，但是並沒有更進一步，尋求救贖， 而只是沉浸於對人性的揭露和批判，因此終生生活在陰暗和絕望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