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1

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的农民在挖山药的时候，发现了一批封泥，约有百余枚，被文物贩子运到了北京，其中若干为当时着名学者刘喜海、龚自珍和阎帖轩等人所得。

刘喜海（1793-1853），山东诸城人，清末金石学家，藏书大家。

吴荣光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行的《筠清馆金文》中首次着录了6枚封泥（其中1枚自藏，5枚为龚自珍所藏），但他不识封泥的性质，认为是汉世印范子，不过其中却记载了最初发现封泥的简况：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帖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这是对封泥的最早着录。

吴荣光（1773 - 1843），广东南海人，道光中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工诗文、擅书画，尤酷嗜金石，精鉴赏，名极一时。

刘喜海、赵之谦等人也分别在各自的着作中收录各地出土的封泥，并对封泥的用途进行了分析。至晚清刘鹗在《铁云藏陶》一书加以详细分析，从而引起了封泥收藏和研究风气的兴盛。

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号诵孙，海丰（今无棣）县人。陈介祺（1813年－1884年），山东潍县人，金石学家。

吴式芬和陈介祺是最早考释封泥并专门纂辑成书的学者，二人是儿女亲家。在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吴式芬与龚自珍曾参与吴荣光《筠清馆金文》的校订，二人隔巷而居，开始见识并收藏不少出自四川的封泥。其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间关中地区出土封泥，吴式芬陆续大量收藏。道光后期，吴式芬将自藏封泥编为《海丰吴氏藏汉封泥》4册，收入封泥165枚。至清咸丰二年（1852年），吴式芬任陕西布政使，收藏的关中封泥数量也日渐增多，达四百五十余枚。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

• 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钱存训在《封泥小视》一文中说：

• 清末以来，古文字大量出土。封泥于道光二年（1822）最先发现，初误为印范，其后续有所获，断为封泥。初咸阳者大多为秦代物，出西安、汉城者为西汉物，出洛阳者为东汉物，出山东临淄者为西汉初、中期物。各地所出亦间有周玺及晋代封泥，但为数甚少。百余年来，四川所出最早，临淄所出最多。前后所获，公私所藏，不下数千枚。但在国外，则绝无仅见。
  

1995年11月20日，西安未央区六村堡相家巷村村民赵臣言在村南挖粪池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带字的泥坨坨。1996年1月7日到3月28日，西安市文物局组织考古队在相家巷开始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针对秦封泥的科学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相家巷村南侧约800米的地方进行调查、布方，发掘总面积为185平方米。总共统计封泥数量是11347枚。初步统计与职官有关的封泥约占60%是7600枚，跟地理名称有关的是11%，约1300多枚，其他240多枚。时任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傅嘉仪先生对这批秦封泥非常关注，收藏了这批封泥中的700余枚精品。

傅嘉仪（1944-2001），山东蓬莱人，字谦石，雅号大兆居士，终南山人，印道人。

职官当中数量比较集中的有郡左(右)邸丞有500多枚，少府有关的有190多枚。另外是地理类，数量比较多的首先是和咸阳有关的300多枚，和华阳有关的80多枚，跟邯郸有关的70多枚等。包括咸阳丞印、参川尉印、四川太守、废丘丞印、频阳丞印、阳陵禁丞、华阳丞印、中车府丞等。其他以人名较多，其中司马歇36枚。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对相家巷进行了考古发掘，又发现了400多枚秦封泥。相家巷发现的这批秦封泥，是继秦兵马俑、秦简、秦木椟之后，秦地下文物的又一重大发现，涵盖了秦始皇叁公九卿政治体制的各类官署，揭示了数十个失载的郡县、宫苑名称，揭示了许多与秦始皇及其秦代文明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容，可以弥补史记、汉书缺憾的珍贵文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 秦汉封泥，主要是封检的形式，它的演化规律是：由平检到上下两边截口的印齿式，即在检上作出横断的凹槽，将泥嵌入槽中，达到稳固的目的。再由印齿式演变成四周封闭的方槽式检，这样形成了封检方式的叁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