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竺可桢早年的弟子胡焕庸说,“竺老可能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已记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竺可桢日记》第Ⅰ册“编者前言”之脚注)。按此,竺可桢记日记应始于他入哈佛大学的1913年夏季。由此起算,至1974年2月去世,历年足一甲子且有余。 不幸的是,这60年日记没能完全保存下来。它遭遇了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他所在的教学楼(口字楼)于1923年闹了一场大火,楼毁了。胡焕庸说,竺老的早年日记亦毁其中。屈指一算,那是10年的日记。另一次劫难是日寇侵华。抗战前,竺可桢筹款在南京珞珈路盖了一座小楼,1936年4月赴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并未作长久计,“家”还是在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校西迁,近年日记留在了南京寓所。据其1938年10月5日所记:“接宋楚白函,知珞珈路廿二号屋又为日本军官所特务机关长官所占,室内书籍送金陵女大”。这就是说,竺宅被日寇军官据占,藏书转移到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来不知所终。据竺可桢1962年7月3日所记:“晚阅过去日记,我现留存日记惟余1936年以后,1936年以前大约尚存10年,则在抗日战争中失去。” 1936年以后的日记,由竺可桢本人精心保存下来,其中只有1941年1月前半月的内容失存。其后所记,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一天,即1974年2月6日。 至20世纪80年代,“竺可桢研究会”着手组织整理编订《竺可桢日记》和编写《竺可桢传》,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日记本从竺家移出。但因参与者甚众而又缺乏严格的保管制度,竟然先后丢失了1953年和1961年(含记于其中的1960年10—12月内容)的两册日记本。 竺可桢生前往往随身携带袖珍型的小笔记本,随时记录备忘。1980年代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1953年、1961年和1960年10—12月的文字,即利用这些记录本(又称“日记草稿本”)选录补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