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4

首先得說，這是一個轉帖，有刪節。該文有力地詮釋了《晏子春秋》中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的古訓。

1841年6月，林則徐因中英交涉之事被貶謫革職，與魏源在京口（今鎮江）相逢。寒暄之餘，林氏將其在廣東編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等資料全數交予魏源，囑託他編輯、補充與整理，以期儘早刊行，舉開化國民之事功。

魏源不負林氏所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廣泛收集外國文獻和著述，編纂輯錄，終經三修乃定成《海國圖志》一書。此書於1842年12月編就，共50卷，計約50餘萬字；1843年5月正式在揚州公開發行；1847年5月重新增訂為60卷本之後再行出版；1852年，魏源又將之增補為百卷，於次年刊行。《海國圖志》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狀況和先進科學技術，是當時國內針對西方最精詳的一部百科全書。

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序言中開宗明義：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但實際上，《海國圖志》在當時清朝知識界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更遑論與政治運動結合了。

姚瑩曾說魏源編撰出版《海國圖志》後的遭遇：舉世諱言之，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談《海國圖志》幾乎蔚為士林之禁忌。到了民國時期劉師培也認為，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後乎，無疑是一種單純立足經學傳承的評判。

1902年，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界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頗有深意地指出：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復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

由此可知，梁氏認為日本尊王攘夷、銳意維新的思想至少部分源自於《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的過程頗有幾分傳奇色彩。自江戶時代始，由於天主教的傳播威脅到了本土文化根基，1633年至1639年幕府連續發布了五道鎖國令，日本正式進入了閉關鎖國時代。同時實施嚴格的禁教政策，涉及基督教的書籍禁止傳入和民間私藏，更不允許貿易。當時日本只保留長崎一口與外界聯繫，1692年幕府在長崎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基督教內容的書籍方可輸入。

大約在1851年，《海國圖志》首次由中國商船亥二號帶入日本港口，共計三冊，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暨魏源修訂的第二版。負責檢查進口書籍內容的長崎官員向井兼哲（書物改役）發覺書內有介紹基督教的文字後，以違禁品名義將其沒收。在向井兼哲的貨物底賬中如此記錄：此項內有御禁制文句，向井外記為此向御役所報告，御所令全部交出。向井外記於子十一月十八日告知商人，並將信函附於賬籍之上。

然而正是這次意外地剋扣促成了《海國圖志》在日本的流傳。被港口官役查禁的三冊書，分別被御文庫御用、學問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取去。1852年中國商船子二號又帶入一部，由於仍屬違禁書籍之故，為長崎會所負責保管。

日本社會與西方世界交流的加快，一部分日本學人開始留意夷情，德川幕府亦開始重視對西方世界的探求。而《海國圖志》對西方諸國政治、地理與民情等基本情況的介紹，認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滿足了幕府及各藩了解西方的需求。特別是1853年黑船（くろふね）事件後，德川幕府改變了以往的方針，不再視《海國圖志》為禁書，正式批准該書可以公開發售。到了1854年，中國船主陶梅和姚洪通過商船寅一號共帶來《海國圖志》十五部，被官方征去七部，剩下八部得以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之後被批准進口。

除了知識階層的推崇與傳播，一些捕獲到商機的書商對《海國圖志》的翻刻、改譯也提高了其影響力，僅僅1854-1856年，翻刻版本就達二十餘種。1854年，日本學者鹽谷宕陰和箕作阮甫在其出版的《翻刊海國圖志》二卷二冊訓點版時說：此書為客歲清商所舶載，左衛門尉川路君（即川路聖謨）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余翻刊。原刻不甚精，頗多訛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稱，則津山箕作摩西（即箕作阮甫）注詳音於行間。這應是日本知識分子最早對《海國圖志》進行的一次編改。

此後，各種版本的《海國圖志》紛紛面世，有《海國圖志夷情備采》、《海國圖志國地總論》、《海國圖志籌海篇譯解》、《翻刻海國圖志英吉利國》、《翻刻海國圖志普魯士國》、《海國圖志佛蘭西總記》、《海國圖志俄羅斯總記》、《美利哥總記和解》等名目。其中，加注假名、訓讀符和翻譯簡本，被稱為和解本。鑑於此，甚至有人認為此時乃日本的《海國圖志》時代。

《海國圖志》在日本社會的受歡迎程度也可以從其價格變動體現出來。在1851年和1852年，其售價是130目；到了1854年該書已經漲價至180目；1859年的價格更是驚人，提高至436目，可見日本對這部書的歡迎程度以及供求之反差。據《江戶時代日中秘話》記載，《海國圖志》到了江戶則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日本學者大谷敏夫指出《海國圖志》乃成為幕末日本了解列強實力的必備文獻，供作隨手翻查之用。

1853年美國佩里叩關事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催化因素。1854年《日美親善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簽訂後，西歐強國接踵而至，企圖通過武力將日本納入自己的殖民體系內。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各藩及思想界急切需要了解西方知識，而魏源的《海國圖志》恰恰適應了這種需要。經世學家廣獺旭莊在其評論集《九桂草堂隨筆》中稱讚：《聖武記》、《海國圖志》，均為有用之書，無可倫比。當時在日本的金澤、福井、出石、田邊、神戶、延岡、武雄、伊勢、度會等地的學館私塾，《海國圖志》曾被選作為課本進行教學。詩人梁川星岩曾描述自己讀了《海國圖志》以後的情況：忽然摩眼起快讀，落手邵陽籌海篇。

魏源《海國圖志》的傳入，對日本了解夷形夷情、加強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大槻禎評價《海國圖志》時說，其敘海外各國之夷情，未有如此書之詳悉者也。杉木達在《美理哥總計和解》跋中不吝讚美之詞：本書譯於幕末海警告急之時，最為有用之舉，其於世界地理茫無所知之幕末人士，其功實不可沒也。當時的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為了增加對英國的了解，購《海國圖志》備用。後不久薩英之戰爆發，《海國圖志》便成了薩摩藩的必讀之書。

《海國圖志》在日本幕末時期的傳播，影響了幕末許多政治家的學說，有力地促進日本思想界的革命。井上清在其《日本現代史》第1卷中，對於《海國圖志》一書在日本傳播世界知識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幕府末期的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經由中國輸入的文獻所學到的西洋情形與一般近代文化，並不比經過荷蘭所學到的有何遜色；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也認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無不得《海國圖志》，讀之而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則源有以發其機也。甚至，橫井小楠等人的思想起了革命，摒棄陳說，傾向於開國主義，亦是讀了《海國圖志》後所催動的。

日本著名開國論者吉田松陰在1854年11月22日寫給其兄衫梅太郎的信中稱讚：林則徐同魏源二人皆為有志之士，特別精通 蟹行書（介紹西洋之書因橫行書寫文字，故被稱為蟹行書）。1855年，學者賴醇在《海國圖志訓譯》序中也說：清魏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纂述賅博，擇取而用之，其於海衛邊備，必有裨益者矣。他期望《海國圖志》能夠全部譯出刊行，務必使海內盡得觀之，庶乎其為我邊備之一助矣。此書在知識階層中流播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1856年，吉田松陰在長州藩正式開辦了松下村塾，培養了大批有志門生。他讀過《海國圖志》以後，高度評價了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學說，並加以改造，教授給其門生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在吉田的引導與影響下，日本走上了以開國應對西方衝擊的道路，正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脈相承、相得益彰。鑑於此，安井息軒甚至推崇《海國圖志》是雖聖人復起，其必有所取焉的不二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