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9-22

本來是要扔的一本書了。

突然看到一個索引，就又把它撿回來重新翻了翻。龍應台的文筆，還真不是一般地好。只是她也習慣於那種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的宏大敘事，拼命煽情，卻又往往說得頭頭是道。當然，也不能說她全是瞎說。否則，怎麼能上得廳堂、下得書房，在兩岸都賣得動呢？

重翻《大江大海1949》，在南京大屠殺那一段，她提到唐生智，說他指揮無能，使保衛首都的數十萬大軍在撤退時互相踐踏；又提到宋希濂，說部隊撤退時竟然沒有收到命令，反而在城牆上架起機關槍，不讓士兵出城！

說到三萬多國民黨軍隊撤離十萬大山，經越南轉回台灣，她又提到黃杰。按照書中的說法，黃杰與駐越南的法國將領達成協議，武器封存，五百人為一組，卻被法國人送進鐵絲網圍住的集中營，一關就是三年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好在這三萬人，加上老弱病殘，最後還是活了下來。至於這樣的活下來究竟是喜是悲，也很難說。

但真正讓我把這本書重新翻出來的，還是那個索引，就是該書第三部第二十七章《小城故事》。

龍應台寫的是崇禮，在她的敘述中，崇禮的天主教徒曾經幫助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撤退以後，卻反過來殺害崇禮人，焚毀教堂，並且不准收屍，甚至要留下現場等記者來報道，把殺害崇禮人和燒毀教堂的罪名扣到另一邊頭上。

看到這裡，我愣了一下。這好像是一個被顛倒了黑白的故事。但歷史這種東西，不能只憑好像兩個字。碰巧今天看到推上有人貼出來一份1946年12月的《中央日報》，標題很直接：《崇禮血案》。

• 本月九日，察北共軍陳宗昆約三旅之眾，乘國軍恪遵停戰令不採任何行動的當兒，突然攻占距張家口九十華里的崇禮縣城，盤據三日，到十二日方由國軍予以收復。在共軍攻入縣城的三日間屠殺焚燒無辜的男女老幼千餘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粹腦裂屍，女的多遭割乳劓鼻，刺刀亂刺。血手所及，連七八十 歲的白髮老人和幼稚的兒童，都不免一死，崇禮養老院被放火焚燒，院中老人逃出者僅一人，其餘全部變成了焦炭。不滿十歲的兒童，被共軍挽到街上當皮球來踢，踢來踢去，以被踢兒童的哀號慘叫為樂事，等踢得將死，才用一條麻繩勒死那兒童，兒童死於這踢皮球的魔鬼手裡者，數達二十餘人。崇禮天主教堂的一位外國老神父，告訴參觀劫餘崇禮城的人們：“我今年六十多歲，傳教已四十年，到的地方很多，兩次世界大戰我都經過，從沒有見過這樣慘這樣可怕的現象。不但殺了神父（徐神父），而且燒了教堂。更慘的是把二百多個教民，燒死在教堂里，一個十餘歲的小孩，曾逃了出來又被投進了火坑，你看多麼慘！”共軍又不僅殺人放火而已，並且是一面殺人放火，一面搶劫居民所有的物資，連孤兒院二百多個孤兒的衣着也被剝得精光。劫後的崇禮城，到處都是慘死者的屍體，到處都是劫餘的灰燼，並且到處都是父母哭子，孀婦哭夫的聲音，身歷其境的人們，莫不懷疑自身是在做一場惡夢，幾乎不相信世間有這種慘無人道比神怪小說里的魔鬼更兇殘的吃人活魔。中共本是靠殺人的血手來奪取政權，其到處伸出屠殺的血手，本不足怪，但過去的屠殺還多少留着自己辯護的口實。說某也國特、某也土豪劣紳、某也頑固分子，所以要殺。現在則不然。現在屠殺到了養老院中的苦老人和黃口的孺子，連任何藉口都不要了。過去讀史者，都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慘怛墜淚，後之讀史者，倘讀此次共軍在崇禮的屠殺暴行，則將無淚可揮。中共或者還以為這種屠殺手段，足以奪取政權，亦未可知。但事實上，中共越是伸長殺人的血手，就越發加速其自身的崩潰。最近中共到處進攻都終於失敗，就是中共殘忍成性，人民憤恨達於極點的結果。人民的向心力，決非屠殺所可招致，屠殺不能引起人民的歸心，只能造成人民“與汝偕亡”的心理。中共如果要在政治舞台上活躍，那就必須放下血淋淋的殺人屠刀。而今中共一隻手想抓政權，另一隻手卻握着血淋淋的殺人屠刀，以“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恫嚇人民，人民那有不倔起自救的道理？孟子說“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我們以此警告中共。中共倘仍執迷不悟，則必有自食其果的一日。我們過去還以為中共終有自動放下屠刀，為人民留一條生路，為國家留一線生機的一日。今觀於中共在崇禮縣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能再存中共能自動放下屠刀的希望了。但我們雖已絕望於中共的自動放下屠刀，而在人民已不甘坐待中共屠殺的今天，我們深信中共手裡的屠刀，縱不被奪，也將鑄成自殺的大錯。（京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圖：被共匪焚毀的西灣子主教座堂舊照：

這些文字今天讀起來，已經很難不讓人產生強烈的情緒。但我反而不敢直接把報紙上的每一個數字、每一個細節都當作已經完全核實的歷史事實。因為這畢竟是1946年的《中央日報》。它不是一份今天意義上的中立調查報告，而是國民黨時期的官方報紙；更何況，報道本身還帶有非常明顯的政治宣傳色彩。文章最後甚至直接把崇禮血案上升為對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攻擊。

我又順着報紙里的一個名字往下查。其中的陳宗昆，應為陳宗坤之誤。因在《冀熱察軍區創建之初的三戰三捷》一文中，有下面這一段，在地點、職位和時間點上都完全對得上：

• 12月8日，崇禮戰鬥正式行動。這日風雪交加，氣溫下降到了零下40度，只穿了一件單薄棉衣的十三旅戰士在旅長黃鵲顯、政委陳仁棋、參謀長李榮順等的帶領下，冒着刺骨的寒冷，百里急行軍，按時到達了指定的位置。與此同時，察北軍分區司令員陳宗坤和政委梁正中也帶領騎兵三團從獨石口趕到崇禮附近。

陳宗坤少將 （1915-1982）

於是，一個原本看起來很簡單的小城故事，開始變得複雜起來。

而我之所以對西灣子這個地方特別敏感，是因為不久前我剛剛去過那裡。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舉辦地崇禮，如今已經是一座頗為現代的旅遊城市。那次我和朋友去了張家口附近，無意之間來到西灣子，看到今天的天主教堂。並在不久前寫的一個博文《從草原天路到官廳湖畔》中提到過，因此對這個改開之後新修的教堂印象深刻：

• 今早散步，沿河而下，參觀了西灣子天主教堂。一位67歲的西灣子村民介紹，最早的教堂建於1726年，名為歸正堂。後來又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建成了一座規模更大、更宏偉的教堂，當時有不少外國傳教士長期駐留於此。教堂歷經義和團運動而保存下來，卻在文革期間被拆毀，教士墓碑也未能倖免。改革開放以後，當地信眾籌資約兩千萬元，重建了如今這座教堂。。。。對面的山腳下，矗立着一面巨大的水泥宣傳牆。正面是一幅雙手背後的毛澤東畫像，下方寫着毛主席萬歲幾個紅色大字；背面則是毛澤東戴着紅軍帽的畫像，看上去像是幾十年前留下來的舊物，不過也不排除後來重新修建或翻新的可能。畫像與對面的教堂相望，形成一種頗具時代意味的景觀。

我當時沒有多想。因為教堂前面的《西灣子教會的建堂歷史》，對於那段歷史的描述更加簡單，只說教堂在戰爭年代不幸被毀於戰火。

一句話，把一場巨大的歷史災難輕輕帶過。

可是今天重新翻到《小城故事》，又碰巧找到1946年的《中央日報》，我才突然發現：原來這座我曾經站在門前拍照的教堂，背後竟然有這樣一段歷史。一座1930年代初建成的大教堂，十幾年後毀於戰火。而究竟是誰燒的？當時死了多少人？那些人究竟是怎樣死的？今天還能找到多少當年的記錄？

更有意思的是，同一個故事，在不同年代已經有了不同的版本。1946年的《中央日報》，是一種說法。後來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裡的《小城故事》，又是一種說法。當地的居民，也是一種說法；而今天教堂前的介紹牌，則只剩下一句毀於戰火。四種說法，四個時代。

教堂對面聳立着的巨幅偉人像

我站在今天重建的西灣子教堂前，看見的是一座新建築。可是那座1932年的老教堂，以及1946年冬天發生在那裡的一切，已經永遠消失了。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奇怪。建築可以重建，教堂可以重建，城市可以重建。可是記憶一旦被燒掉，就很難再原樣找回來。所以我又把這本本來準備扔掉的書又撿了回來。

不是因為龍應台一定說對了，而是恰恰相反。是因為她讓我重新注意到了一個我曾經親自走過、卻並不知道背後真實發生過什麼的小城。

小城的故事，原來看起來，並沒有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