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18 我在紀念錢正英的一篇博客中寫過兩件小事，其中的一件，也是關於朱鎔基的。當時為尊者諱，沒有點名，現在貼出來，算做是對朱鎔基的紀念： 都說同行的襯托。一個在民間官聲並不算好的人，尚且會因為看到下崗女工的慘狀而寫信給地方領導；反過來看朱鎔基當年主持的下崗政策，民間為什麼會留下那麼複雜、甚至兩極化的評價，也就不難理解了。 再說一件小事，是最近從網上看到的錄像。朱鎔基演講說到外國元首誇他幽默，並說國人不常見幽默。朱鎔基當作一件趣事，說古代中國就有幽默，並舉例說司馬遷的《滑稽列傳》，並說滑稽者，中國古之幽默也，於是贏得了一片掌聲。 虧得朱鎔基還算克制，沒有某些政治人物那麼個性張揚，否則一旦把這種解釋直接說出口，在外交史上恐怕又是一筆。且不說司馬遷受宮刑本身，就是一段難以張揚的人生奇恥。而一國總理，認為滑稽就是幽默，也滑天下之大稽。 不過，話說回來，朱鎔基這個幽默，倒也不能說完全是裝出來的。事實上，朱鎔基本人確實很會說話，而且非常有現場感，堪稱領袖群倫，演技高超。後來《朱鎔基答記者問》出版，裡面收錄了不少這樣的例子。官方乃至清華方面，都把他的特點概括為坦誠、睿智、幽默。他在記者會上說話，常常不按官樣文章的套路來，偶爾還故意抖一個包袱。比如1999年記者會上談到自己同奧爾布賴特的對話，就頗有機鋒；2000年接受日本電視台採訪時，還拿自己不會笑來開玩笑，這些話後來也都被官方媒體和網絡一片叫好。朱鎔基有幽默感，這件事本身大概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問題在於：會幽默，和知道什麼叫幽默，是兩碼子事。那段關於《滑稽列傳》的話，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據當時的記錄，朱鎔基訪問愛爾蘭時，愛爾蘭女總統談到中國人似乎缺少幽默感。朱鎔基大概當時就在心裡想：中國人怎麼會沒有幽默感？兩千多年前西漢時期司馬遷寫《史記》，裡面就有《滑稽列傳》；滑稽就是中國古代的幽默。只是礙於外交場合，沒有當面說出來，而是回國以後，在國內的一次演講中專門說起這件事。話說到這裡，現場響起熱烈掌聲。掌聲當然沒有問題，特別是當總理親自告訴大家：我們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有幽默了。這很符合國情，也很符合那個年代的表達方式。 那麼，《滑稽列傳》的滑稽，真的就是今天意義上的幽默嗎？當然不能這麼簡單地畫等號。不過，這個問題倒也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中國現代談幽默的人，自己對滑稽和幽默的關係，也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林語堂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認為中國古代有一條幽默的傳統，而且可以追溯到莊子。但林語堂也沒有簡單地把所有滑稽都等同於幽默。他還特意說東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國式的滑稽，卻又不是幽默。老舍則把這層區別說得更加直白。他在《談幽默》中說，滑稽與幽默很接近，卻又不完全相等。而《史記》中的滑稽，本身也有它特定的歷史語境。東方朔、淳于髡等人，並不只是為了逗人發笑。他們的機智、詼諧、諷諫和辯說，往往是在權力結構中以一種特殊方式周旋。這裡面有幽默，卻又遠不止幽默。所以，朱鎔基把《滑稽列傳》拿來證明中國古代就有幽默，這個思路本身並沒有錯；真正值得玩味的，是他把一個可以討論、可以分辨、甚至林語堂和老舍都各有不同理解的問題，一句話說成了定論：滑稽，就是中國古代的幽默。 如果只是普通人這麼說，笑笑也就過去了。偏偏說這話的是一國總理，而且是在外交場合，還說得一本正經。更有意思的是，這個國家長期就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傳統，知識分子和輿論場也不乏逢迎權力的習慣，於是事情就有一點意思了。換句話說：老朱的幽默是真幽默，但他解釋幽默的時候，未必就那麼幽默。甚至可以說，最滑稽的地方，反倒是這句滑稽者，中國之幽默也。因為一個本來很有幽默感的人，忽然鄭重其事地給幽默下定義，而且還當眾宣布：兩千多年前，中國就有了，就多少有了一點把包袱當理論的味道。 至於司馬遷本人，則更不宜拿來作這種簡單的歷史論證。司馬遷在李陵事件中為李陵辯護，因觸怒了漢武帝獲罪受腐刑；《史記》就是在這一巨大人生打擊之後完成的。一個人遭受如此奇恥大辱，卻把個人遭際化成了兩千年之後仍然能夠閱讀的文字。這比滑稽就是古代幽默本身，不知道沉重多少倍。 當然，我說這些，並不是要證明朱鎔基不懂幽默。恰恰相反，朱鎔基是中國政治人物中少見的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他敢說，敢自嘲，能脫稿，有相當好的現場反應能力。正因為如此，這個故事才格外有意思。一個會幽默的人，不一定會解釋什麼是幽默。而更有意思的是，現場那麼多的聽眾，不無鴻儒、國學大師，事前和事後都沒有人出來說：總理，滑稽和今天說的幽默，恐怕不是一回事。大家鼓掌。這其實才是這個小故事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 因為到了那個位置，很多事情已經不是對不對的問題了。總理講一個笑話，大家跟着笑；總理解釋什麼叫幽默，大家鼓掌；總理親自告訴大家：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懂得幽默了，大家更加熱烈地鼓掌。至於這個說法在學術上是否準確，反而沒有那麼重要。 權力一旦進入文化領域，掌聲本身就很容易成為一種論證。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我現在回頭看這件小事，覺得比當年更有意思。當年朱鎔基已經是朱鎔基了。不是那個1988年還只是上海市長候選人、我和導師閒扯時提到的聽說以前是個右派的朱鎔基；而是那個已經成為國務院總理、站在國際外交場合、講話自帶掌聲的朱鎔基。這兩件事，看起來一個說的是官聲，一個說的是幽默，其實卻有一點相通：當一個人還不是那個人的時候，人們聽他說什麼；當一個人已經成為那個人的時候，人們首先聽見的，是他的身份。 1988年的朱鎔基，是一個人；後來那個朱鎔基，是一個符號。一個人可以說錯話，可以說笑話，也可以把滑稽和幽默混為一談。而當一個人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以後，他說出來的話，就很容易不再只是他個人的話。它可以變成一個國家對於中國文化的解釋。 於是，原本可以一笑置之的小事，也就有了另一層意味。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現在重新把這個小故事翻出來。標題沒有用成為朱鎔基，而用了：當朱鎔基已經是朱鎔基的時候。因為我想說的，本來就不是朱鎔基這個人的幽默水平。我想說的是：一個人什麼時候開始不再只是他自己？也許就是從他說話的時候，已經沒有人敢認真地告訴他：總理，這個說法，恐怕不太對，滑稽就是滑稽。到了這個時候，連掌聲都可能成為論據。 而一個本來很會幽默的人，到了不必有人反駁他的位置以後，連什麼是幽默，都可以由掌聲來證明。這，才是真正的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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