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4
參觀威斯康星大學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費城博物館和迪美博物館，都繞不開一幅中國古代人物肖像，那就是當年的世界首富伍敦元（1769 - 1843），即伍秉鑒，外商稱他為浩官（Howqua）：
兩百年前的世界首富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廢除海禁，設泉州、廣州、明州（今寧波）和上海四個對外通商口岸，分設閩、粵、浙、江四海關。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廷將西洋商船貿易集中於廣州，下令關閉了除廣州以外的其他三個海關。只設廣州一個口岸對西洋通商，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條約》再開放五口通商為止，共85年的時間內，廣州得天獨厚一枝獨秀，發展成為廣東十三行，壟斷了清朝和西洋各國的商業貿易，一時間風頭無兩。
十三行外銷的商品以絲綢、瓷器、大黃和茶葉為主的二十多種產品。其中的茶葉，一度被西方世界譽為綠色的黃金。19世紀以前，茶葉在中國本土以外，尚難以大量種植成活，其他國家也沒有掌握複雜的茶葉加工技術。茶葉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繼絲綢之路和瓷器之路之後，茶葉之路也由此展開，深刻影響了歐美國家的社會生活與制度變遷，從而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國。
廣州十三行的茶葉倉庫
與十三行茶葉出口貿易相伴的，還有外商向中國出口五十多種工業產品和走私鴉片的活動。歐美等西洋外商在4至9月的貿易季外必須返國，或是前往澳門過冬，稱為住冬。因此，澳門成為廣州的外港，也是外國商人唯一長期留居中國的城市。澳門於是，也成為外商貯藏鴉片的地方。
1802年，葡皇發佈命令，賦予葡國商人在澳門進口鴉片的特權，並允許澳葡承運、儲存、幫助銷售西方各國運進澳門的鴉片，也就是在這一年澳門設立了鴉片管理局，並在司打口建立了洋藥公棧，葡文作fábrica de ópio，意為鴉片廠，澳門人稱其為鴉片屋。是當時遠東最大的鴉片倉庫，歸澳門洋藥公會所有。
澳門洋商們的鴉片倉庫
清朝的廣州十三行，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說它是商館可以，說它是清廷管理中外貿易的特殊機構也可以。洋商要做生意，不能隨便找中國人交易，而是必須通過官府指定的行商。行商既要替外國商人辦理貿易手續，又要替朝廷傳遞命令、監督外國商船，甚至還要承擔擔保責任。說到底，就是一個中介。右手賣茶葉，左手賣鴉片，紅頂商人，裏外通吃。
右手賣茶葉，左手賣鴉片 兩邊都能吃，賺點辛苦錢
可以讓你活，也可以讓你死。生意做得好，就可以富甲天下；生意做不好，或者官府認為你沒有盡到責任，也可能被摘去頂戴，甚至傾家蕩產。怡和行的伍敦元，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伍敦元（1769 - 1843），也就是伍秉鑒，外商稱他為浩官（Howqua）。他經營怡和商行，是廣州十三行的總商，也是十九世紀初中國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伍家的財富來自中外貿易，茶葉出口是其中的重要業務。英國東印度公司等外國商人需要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而伍家正是連接中外貿易的重要中間人。道光六年(1826年)他將怡和行行務處交其第四子伍元華（1800 - 1833）掌管，自己退居幕後，但仍掌握怡和行和公行的實權。
以伍敦元為主角的廣東十三行的故事，還被不通歷史的某導與時俱進，拍成了電視劇被當成正能量被大肆弘揚，然而爭議很大。因爲在電視劇裏把伍敦元塑造成了偉光正，代表十三行和粵海關監督鬥智鬥勇，與東印度公司、美利堅合眾國進行友好貿易來往，發揚了中華獨立風骨，在內憂外患的時代中依然堅守自我、救世濟民。還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伍敦元大義凜然，保護了廣州城，並發誓這份恥辱與苦難，中華民族將絕不會永久承受下去。
真正的歷史是，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就頒布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第一道禁煙諭旨《懲辦興販鴉片煙及開設煙館條例》。當時主要打擊的是開設煙館的販賣者和引誘他人吸食者，對吸食者的懲罰相對較輕。從嘉慶五年開始，嘉慶皇帝再度頒布嚴令，不僅重申禁止鴉片進口，還首次明確禁止國內種植罌粟。也是小衛思韓舊藏的《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一書中就有如下的記載：
問題在於，外國商人想從中國購買大量茶葉等商品，卻又不願意始終以白銀支付。鴉片利潤豐厚，逐漸成為外國商人向中國走私的重要商品。而茶葉是正經買賣，鴉片是違禁品；但在實際的貿易世界裡，兩者卻並非毫無關係。外國商人一邊需要中國的茶葉，一邊又試圖通過鴉片貿易獲得利潤。清廷則希望藉助廣州行商控制外國商船，防止鴉片流入內地。於是，紅頂商人伍敦元，便被推到了這個矛盾的中心。
道光元年（1821），兩廣總督阮元（1764 -1849）上了一道奏摺，題為《奏請將經理不善之洋商摘去頂戴責令嚴禁杜絕鴉片以觀後效折》。這份奏摺的內容指名道姓，相當直接。阮元說，鴉片來自外國，流毒內地，雖然官府屢次嚴加查禁，卻總是禁而不絕。他認為，問題不僅在於沿海官兵查緝不力，也在於負責與外國商人打交道的廣州行商伍敦元沒有盡到責任，徇私舞弊。因為外國商船夾帶鴉片，行商比官府更容易知道內情；如果行商不徇私情，發現有船夾帶鴉片便立即報告，並依照朝廷命令拒絕其貿易，外國商人自然不敢輕易拿正經買賣冒險。但阮元認為，過去多年間，洋商從未報告過一艘夾帶鴉片的外國商船。他在奏摺中指責這些商人只顧討好外國商人，不顧鴉片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危害，並特別點名伍敦元：
這可不是後人隨口編造的故事，而是兩廣總督正式呈交朝廷的奏摺。阮元指控伍敦元等洋商共同隱瞞外國商船夾帶鴉片的情況，並請求摘去伍敦元的三品頂戴，責令他帶領其他洋商嚴加查禁。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區別：阮元指控伍敦元通同徇隱，也就是與其他洋商共同隱瞞鴉片走私，並沒有在這份奏摺中直接證明伍敦元本人就是鴉片的銷售者。但對於一個以總商身份居首、又負責傳達朝廷命令的商人來說，這項指控已經相當嚴重。
道光二年（1822），阮元等人又向朝廷奏報查獲販賣鴉片的人員。奏摺開頭再次提到伍敦元，說明他此前已經因為外國商船夾帶鴉片而被奏請摘去三品頂戴。隨後，奏摺列舉了澳門等地查獲的多名鴉片販賣者。
到了道光三年（1823），阮元又在奏摺中回顧這件事，稱伍敦元等洋商此前多年未能查出外國商船夾帶鴉片，顯然有徇隱之嫌。朝廷要求行商加強查驗，外國商船必須具結保證沒有夾帶鴉片，方可進港起貨；如果查出鴉片，則應依照規定將船貨駁回，驅逐出境。
從這些奏摺可以看出，伍敦元並不是一個與鴉片問題毫無關係的普通茶商。他處在清廷、廣州官府和外國商人之間，既是貿易中間人，也是朝廷寄望於控制外國商船的關鍵人物。清廷認為他沒有盡到查禁責任，甚至懷疑他與其他洋商相互包庇；而他所經營的茶葉貿易，又恰恰依賴外國商人。而且這不是孤例，到了15年之後的道光十六年（1836），刑部左侍郎姚元之（1773-1852）再次上書道光皇帝，指控伍敦元的五兒伍紹榮（1810 - 1864），即繼承父業的伍崇曜，幾乎同樣的問題：
這便是廣州十三行的尷尬之處：朝廷希望行商既能賺錢，又能替朝廷管住外國人；外國商人則希望行商幫助他們順利完成貿易，最好不要因為禁令而影響生意。兩邊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行商卻必須同時應付兩邊。至於伍敦元本人，他既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參與者。當鴉片走私越來越難以控制時，清廷自然會追究這些最接近外國商人的總商的責任。
茶葉銷往海外，給伍家和十三行帶來了巨額財富；鴉片流入中國，卻成為清廷越來越難以收拾的禍患。兩者並不是同一門生意，但它們在當時的中外貿易體系中彼此牽連。歷史的諷刺往往就在這裡：一個靠中國茶葉貿易成為巨富的商人，最終卻因為未能阻止外國商船夾帶鴉片，而被清廷點名問責。
歷史驚人地相似，到了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伍氏父子的怡和洋行和其他廣州十三行的紅頂商人們便首當其衝：
當年表揚林大人虎門銷煙，批判廣州十三行的連環畫
1842年，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落下了帷幕，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大清國開闢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第二年，伍敦元死了，享年七十四歲，還算是壽終正寢，備極哀榮。可是在他死後，廣州十三行的經營環境急劇惡化，伍家及其他行商也相繼陷入困境，昔日的繁華逐漸消散。像伍敦元這樣的行商，既是最熟悉外國商船、最有能力掌握走私內幕的人，又是最不願意讓貿易中斷的人。
然而形勢比人強，大清帝國，已經飄搖慾墜，沒有多長時間了。
清帝國已經被鴉片掏空了國庫，也被鴉片撕開了一個王朝的制度漏洞。白銀不斷外流，禁令一道接着一道，官員忙着查禁，商人忙着應付，吸食者卻越來越多。朝廷想禁，卻禁而不絕；想查，卻查不勝查。起初，朝廷或許還以為鴉片只是少數人的惡習；後來，吸食鴉片的風氣逐漸蔓延，連大量的朝廷命官也有人參與其中，甚至還有人公器私用，借銷售鴉片保護鴉片走私牟利。這像極了後清的反腐：越反越腐，尾大不掉。更加嚴重的是，原來我們的大清只是通過十三行從海外市場進口鴉片，後來終於學會了種植罌粟和熬製鴉片，正像1905年出版的《中國和她的臣民》那本書中所描述的那樣，China，這個曾經的瓷器生產大國，在十九世紀末已經是遍地開花，自產自銷，成了全球數得著的毒品生產大國！原本由外國商人牟利的生意，也逐漸變成了國內各方爭奪利益的產業。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不斷學習和引進中國的制茶技術，發展出了自己的陶瓷工業。前清曾經憑藉茶葉、瓷器和絲綢贏得世界市場，卻沒能守住自己的貿易優勢，更沒能及時應對隨之而來的危機。禁煙的詔書可以一道道頒下去，反腐的戲碼也可以一代代的演下去，可是王朝所無法解決真正的積弊，卻沒有因此而自動消失。
林欽差的這份戒毒宣言，像極了朱總理的100口棺材
捐了個三品頂戴，就以爲自己也姓趙。這才是紅頂商人伍敦元和廣州十三行留給後人的歷史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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