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23

在景德镇新开张的外销瓷博物馆中，有一款乾隆新彩基督教人物故事带盖小壶。壶口配有经典的 V 字形、三角形敞口短流，圆珠钮圆盖，长颈鼓腹，耳形手柄，圈足。这种器型，在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面向欧洲市场生产的外销瓷中，可以看到不少相近的实例。

博物馆的器物介绍中说：此器物壶口配v字行短流槽，长颈，鼓腹，圆圈足，耳形手柄，附圆珠钮圆盖，器型俊秀，小器大样。壶身绘耶稣受难纹饰，绘画生动写实，层次丰富。

• 自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中国、欧洲航海事业快速发展，开启了全球海上贸易，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量逐渐达到新的高峰。景德镇工匠的手艺之灵巧传到欧洲耶稣会和神职人员的耳中，开始向中国大量订购宗教主题的瓷器，景德镇工匠灵活变通，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生产出一系列基督教题材的外销瓷器。圣经故事系列除了这件酱醋壶上的耶稣受难主题，一般还有耶稣复活等。为了给匠人提供更准确的模本，欧洲商人将西方画家创作的宗教版画、油画、有关基督出生、受难、复活和升天的系列版画带到中国。在信息交流不发达的年代，景德镇匠人通过欧洲客人提供的模本接触到西方艺术绘画，看到了耶稣的诞生、受洗、受难和复活，也一笔笔勾勒下西方的神话故事，最后在外销艺术品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只壶最显眼的当然是壶身上的耶稣。可是，如果仔细看，真正值得玩味的东西，反倒不是耶稣，而是壶嘴。因为耶稣可以换成宝塔，宝塔可以换成花卉，青花可以换成矾红描金，纹饰甚至可以换成完全不同的西洋人物故事；但是这个大敞口、三角形的短流，却在不同的外销瓷器上反复出现。

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把这件乾隆新彩基督教人物故事器称为带盖酱醋壶，显然已经注意到这种器型与传统中国执壶并不完全相同。可是如果把它放回十八世纪欧洲人的餐桌和饮食习惯中去看，事情可能比简单地叫作酱醋壶更有意思。因为从现存器型和欧洲馆藏的使用分类来看，它更像是为欧洲餐桌需求而设计的一类小型倾注器，而不是中国传统茶桌上的标准茶壶。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相近的景德镇外销瓷小壶，年代约为 1770—1780 年，同样具有圆腹、短流、手柄和带盖等基本特征。它的用途说明也没有简单归入中国传统茶壶一类，而是作为面向欧洲市场生产的器物来收藏和研究。

再往欧洲看，在荷兰莱顿的拉肯哈尔博物馆（Museum De Lakenhal），有一件登记编号为 B 371 的中国瓷制带盖小壶。其基本形制（大敞口鸟嘴流、圆腹、高圈足、C型手柄及盖纽）与上述的这两个藏品属同一规格的外销瓷，只是表面纹饰为伊万里花卉纹。

博物馆对该器物的介绍如下：

• Kleine kan met deksel van Chinees porselein. Gedecoreerd met florale motieven in onderglazuur blauw en bovenglazuur ijzerrood en goud, het zogenoemde Chinees Imari. De kan heeft een bolle buik, een kleine schenktuit en een C-vormig oor. Het deksel is licht gewelfd en heeft een kleine knop. Niet gemerkt.

换成人话就是：

• 中国瓷制带盖小执壶，饰有釉下青花及釉上铁红加彩描金花卉纹，即所谓的中国伊万里风格。该壶鼓腹、小流（短流口）、C形柄。盖面微鼓，上有小纽。无款识。

这就是所谓的自康熙朝开启了的仿日本伊万里风格的景德镇外销瓷。属于面向欧洲市场生产的中国式装饰，其中既保留了景德镇画工的传统技法，又吸收了欧洲市场所熟悉的日本伊万里式色彩与构图趣味。它的壶嘴（流）不是中国传统茶壶那种细长的管状流，而是这种三角形的敞口短流（Spout）。在瓷器工艺上使用了釉下青花作为重色打底，上面再叠施釉上金彩。红色部分使用的是矾红彩（Iron Red）。这种青花、矾红与金彩的组合，正是18世纪欧洲市场非常熟悉、也颇受欢迎的东方装饰语言。

中国传统茶壶讲究的是长流、细流，便于控制出水；而这种外销小壶却采用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大开口V形短流。壶嘴直接从壶口边缘延伸并向上挑起，形成一个尖角或圆弧形的敞口。这类短流与中国传统茶壶的细长管状流明显不同。

而如果把目光从壶嘴移到壶身，又会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壶身上的宝塔、山石和树木，在构图上吸收了日本伊万里式装饰的色彩和构图趣味，画面较为疏朗，但具体描绘仍保留了景德镇画工娴熟的中国传统笔法。宝塔的塔刹、飞檐层次分明，山石以流畅的中式勾线勾勒，建筑比例也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楼阁画的程式化特征。对于欧洲消费者来说，这种由宝塔、山石、树木组成的画面，本身就是一种极易辨认的中国视觉符号。它未必对应某一处真实的名山古刹，却足以构成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世界。

从中国传统器型的角度看，它既不像普通茶壶，也不像常见酒壶，甚至与一般的水注都不太一样。可是把它放回十八世纪欧洲人的餐桌和饮食习惯中，这种形制就容易理解得多。十八世纪欧洲人的早餐、下午茶和餐后饮食中，热巧克力、咖啡、牛奶、奶油以及各种调味液体，都需要不同形式的壶具。今天博物馆对于这一类中国外销瓷的定名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称 milk jug，有的只是笼统地称为 jug、small jug 或 kan。名称虽然不同，却恰恰说明这类器物并不能简单地套进中国传统的茶壶、酒壶的分类。

因此，与其断定它就是某一种专门的热巧克力壶，不如说它属于十八世纪欧洲饮食器具体系中的一类小型倾注器。那个宽阔的敞口短流，显然比中国传统细长壶流更适合欧洲市场对于牛奶、奶油、巧克力饮料以及其他液体的使用习惯。对于景德镇工匠来说，客户需要什么，景德镇就烧什么。至于这种东西在中国究竟应该叫什么，反倒是第二位的。

在西方各大博物馆中，这类300年前的实用外销执壶，其盖子在长期的使用或流传中极易磕碎丢失（很多馆藏现存品都失去了原盖，或后期由欧洲银匠打造了金属盖代替）。

同样一个器型，可以画《圣经》，也可以画中国伊万里风格的花卉；可以烧成青花、矾红加金，也可以使用粉彩、新彩。画什么只是外衣，器型才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如果莱顿拉肯哈尔博物馆的 B 371，以及其他欧洲收藏中同类器物，都能够找到相近的尺寸、壶嘴、盖钮和手柄结构，那么至少可以说明：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这件乾隆器，并不是一件偶然出现的奇怪中国小壶，而是属于一个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专门面向欧洲市场生产的器型系统。

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画面可以变，装饰可以变，客户也可以变；但是那个大敞口的三角形短流，却一直留在那里。

康熙时候，它可以配伊万里式花卉；乾隆时候，它可以画耶稣受难；换一个客户，又可以换成中国人物、山水楼阁。青花可以换成矾红描金，矾红描金又可以换成粉彩、新彩。

纹饰是客户说了算，器型却是市场说了算。

所以研究外销瓷，有时候不能只盯着画的是什么。画面太容易变，也太容易讲故事。真正值得追踪的，反而是那些不怎么起眼的东西：壶嘴怎么做，手柄怎么弯，圈足多高，盖钮是什么样，尺寸有多大。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讲一个漂亮的中国故事而存在。它们是欧洲人的餐桌、饮食习惯和消费市场，一点一点反过来塑造景德镇窑工留下的物证。

三百年前，欧洲人需要什么，景德镇就烧什么；三百年后，我们重新研究这些器物，才发现原来一个小小的壶嘴，也能把中国和欧洲之间那条早已消失的贸易路线重新画出来。

画上的耶稣和宝塔早已各奔东西，真正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反倒是同一个壶嘴。

这大概就是外销瓷最有意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