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23

在景德镇新开张的外销瓷博物馆中，有一款乾隆新彩基督教人物故事带盖酱醋壶。可以清晰看到其壶口配有经典的V字/三角形敞口短流槽，以及圆珠钮圆盖，这种结构正是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外销欧洲瓷器中非常典型的一类小器样貌。

博物馆的器物介绍中说：此器物壶口配v字行短流槽，长颈，鼓腹，圆圈足，耳形手柄，附圆珠钮圆盖，器型俊秀，小器大样。壶身绘耶稣受难纹饰，绘画生动写实，层次丰富。

• 自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中国、欧洲航海事业快速发展，开启了全球海上贸易，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量逐渐达到新的高峰。景德镇工匠的手艺之灵巧传到欧洲耶稣会和神职人员的耳中，开始向中国大量订购宗教主题的瓷器，景德镇工匠灵活变通，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生产出一系列基督教题材的外销瓷器。圣经故事系列除了这件酱醋壶上的耶稣受难主题，一般还有耶稣复活等。为了给匠人提供更准确的模本，欧洲商人将西方画家创作的宗教版画、油画、有关基督出生、受难、复活和升天的系列版画带到中国。在信息交流不发达的年代，景德镇匠人通过欧洲客人提供的模本接触到西方艺术绘画，看到了耶稣的诞生、受洗、受难和复活，也一笔笔勾勒下西方的神话故事，最后在外销艺术品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把这件乾隆新彩基督教人物故事器称为带盖酱醋壶，显然已经注意到这种器型与传统中国执壶并不完全相同。可是如果把它放回十八世纪欧洲人的餐桌和饮食习惯中去看，事情可能比简单地叫作酱醋壶更有意思。因为这种器物本来就不是为中国人的茶桌设计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一类似的藏品，说是18世纪（1770-1780）的景德镇产品，针对欧洲市场而生产的。

在荷兰莱顿拉肯哈尔博物馆 (Museum De Lakenhal)里，有登记编号为 B 371 的藏品。其基本形制（大敞口鸟嘴流、圆腹、高圈足、C型手柄及盖纽）与上述的这两个藏品属同一规格的外销瓷，只是表面纹饰为伊万里花卉纹。

博物馆对该器物的介绍如下：

• Kleine kan met deksel van Chinees porselein. Gedecoreerd met florale motieven in onderglazuur blauw en bovenglazuur ijzerrood en goud, het zogenoemde Chinees Imari. De kan heeft een bolle buik, een kleine schenktuit en een C-vormig oor. Het deksel is licht gewelfd en heeft een kleine knop. Niet gemerkt.

换成人话就是：

• 中国瓷制带盖小执壶，饰有釉下青花及釉上铁红加彩描金花卉纹，即所谓的中国伊万里风格。该壶鼓腹、小流（短流口）、C形柄。盖面微鼓，上有小纽。无款识。

这就是所谓的自康熙朝开启了的仿日本伊万里风格的景德镇外销瓷。壶身上的花卉和山石勾勒线条虽然模仿了日本风格的松散画法，但其结构依然保留了景德镇画工非常熟练的中式线条与比例，属于面向欧洲市场生产的中国式装饰，其中既保留了景德镇画工的传统技法，又吸收了欧洲市场所熟悉的日本伊万里式色彩与构图趣味。它的壶嘴（流）不是中国传统茶壶那种细长的管状流，而是这种三角形的敞口短流（Spout）。在瓷器工艺上使用了釉下青花作为重色打底，上面再叠施釉上金彩。红色部分使用的是矾红彩（Iron Red）。这种红蓝金三色的经典搭配，在300年前的欧洲社交界是极其奢华的象征。

中国传统茶壶讲究的是长流、细流，便于控制出水；而这种外销小壶却采用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大开口V形短流。壶嘴直接从壶口边缘延伸并向上挑起，形成一个尖角或圆弧形的敞口。这类短流与中国传统茶壶的细长管状流明显不同。

从中国传统器型的角度看，它既不像普通茶壶，也不像常见酒壶，甚至与一般的水注都不太一样。可是把它放回十八世纪欧洲人的餐桌和饮食习惯中，这种形制就容易理解得多。十八世纪欧洲人的早餐、下午茶和餐后饮食中，热巧克力、咖啡、牛奶、奶油以及各种调味液体，都需要不同形式的壶具。今天博物馆对于这一类中国外销瓷的定名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称 milk jug，有的只是笼统地称为 jug、small jug 或 kan。名称虽然不同，却恰恰说明这类器物并不能简单地套进中国传统的茶壶、酒壶的分类。

因此，与其断定它就是某一种专门的热巧克力壶，不如说它属于十八世纪欧洲饮食器具体系中的一类小型倾注器。那个宽阔的敞口短流，显然比中国传统细长壶流更适合欧洲市场对于牛奶、奶油、巧克力饮料以及其他液体的使用习惯。对于景德镇工匠来说，客户需要什么，景德镇就烧什么。至于这种东西在中国究竟应该叫什么，反倒是第二位的。

在西方各大博物馆中，这类300年前的实用外销执壶，其盖子在长期的使用或流传中极易磕碎丢失（很多馆藏现存品都失去了原盖，或后期由欧洲银匠打造了金属盖代替）。

同样一个器型，可以画《圣经》，也可以画中国伊万里风格的花卉；可以烧成青花、矾红加金，也可以使用粉彩、新彩。画什么只是外衣，器型才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如果莱顿拉肯哈尔博物馆的 B 371，以及其他欧洲收藏中同类器物，都能够找到相近的尺寸、壶嘴、盖钮和手柄结构，那么至少可以说明：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这件乾隆器，并不是一件偶然出现的奇怪中国小壶，而是属于一个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专门面向欧洲市场生产的器型系统。

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画面可以变，装饰可以变，客户也可以变；但是那个大敞口的三角形短流，却一直留在那里。

康熙时候，它可以配伊万里式花卉；乾隆时候，它可以画耶稣受难；换一个客户，又可以换成中国人物、山水楼阁。青花可以换成矾红描金，矾红描金又可以换成粉彩、新彩。

纹饰是客户说了算，器型却是市场说了算。

所以研究外销瓷，有时候不能只盯着画的是什么。画面太容易变，也太容易讲故事。真正值得追踪的，反而是那些不怎么起眼的东西：壶嘴怎么做，手柄怎么弯，圈足多高，盖钮是什么样，尺寸有多大。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讲一个漂亮的中国故事而存在。它们是欧洲人的餐桌、饮食习惯和消费市场，一点一点反过来塑造景德镇窑工留下的物证。

三百年前，欧洲人需要什么，景德镇就烧什么；三百年后，我们重新研究这些器物，才发现原来一个小小的壶嘴，也能把中国和欧洲之间那条早已消失的贸易路线重新画出来。

画上的耶稣和宝塔早已各奔东西，真正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反倒是同一个壶嘴。

这大概就是外销瓷最有意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