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6
上一篇说,利用小说反党,在中国文学中由来已久,不是当代人的发明。在一千多年前牛僧孺写的唐传奇《玄怪录》一书中,就有一篇《来君绰》,喜怒笑骂,读来令人捧腹: 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蚯蚓精威污蠖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妖怪,反而像一个真正的唐代士子:能谈玄说理,善于辞令,甚至在文字游戏上胜过几位人类秀才。这样的妖与人之间的界限,在《聊斋志异》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蒲松龄笔下的狐、鬼、花妖,往往比现实中的人更有人情味。若要找一个最接近的篇目,可以想到《狐梦》: 《狐梦》和《来君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故事中的“异类”都不是为了吓人而存在的。威污蠖虽然是一条蚯蚓精,却以一个真正的唐代士子形象出现,能饮酒、作令、谈吐、论族姓,甚至在文字游戏上把几位人类秀才弄得无言以对。直到客人离开以后,才发现所谓的宅院不过是污池,所谓的主人不过是一条大蚯蚓。妖怪的身份成为故事最后的反转,而真正被描写的,却是人的才智、性情和社会生活。到了蒲松龄这里,写法已经更加成熟。《狐梦》甚至从一开始就告诉读者:“我狐也。”狐的身份不再是需要最后揭开的秘密,反而成为故事的前提。既然大家都知道她是狐,那么故事真正要写的便不再是“狐是什么”,而是“狐也可以怎样生活”。于是,狐女有自己的家庭、姊妹、婚姻关系和社会交往,有宴饮、游戏、弈棋,也有嫉妒、调笑、离别和惜别。她们生活在一个与人间平行的世界里,只不过这个世界披着狐鬼的外衣。蒲松龄真正感兴趣的,显然已经不是狐本身,而是狐所代表的另一种人生。 尤其有意思的是,《狐梦》里的狐女并不只是一个供书生猎奇的异性形象。她教毕怡庵下棋,纠正他的缺点,劝他“盛气平,过自寡”;临别时又以朋友的身份相赠。她甚至希望毕怡庵为自己作小传,留下文字,使千载之后仍有人记得自己。到了这里,狐与人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究竟是人写狐,还是狐借人留下自己的故事? 这也是《玄怪录》与《聊斋志异》之间很值得玩味的变化。《来君绰》中的蚯蚓精,首先是一个会说话、会作令的妖怪,作者通过它制造奇趣和反转;《狐梦》中的狐女,则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文学人物。她们有自己的情感、家庭、社会关系和价值判断,甚至能够反过来评价人、教育人。到了这个阶段,小说已经不再只是人遇到妖,而开始变成妖也有自己的世界。 这大概就是唐传奇与《聊斋》之间几百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唐人喜欢把现实世界之外的神鬼精怪请进小说,让它们与人相遇;蒲松龄则更进一步,把这个异世界本身也写得有血有肉。狐、鬼、花妖不再只是故事里的异物,而成为可以与人平等交往、甚至比人更懂人情世故的角色。于是,所谓志怪最终并没有离开现实,反而越来越深入现实。 如果说《玄怪录》是在告诉我们“妖怪也可以像人一样说话”,那么到了《聊斋志异》,蒲松龄已经在告诉我们:妖怪为什么不能比人更像人?这也使“借异写实”有了更深的一层含义。鬼狐花妖固然是虚构的,但它们所表现的爱情、友情、婚姻、功名、贫富、世故和人情,却全部来自现实人生。有时候,正因为披上了一层狐鬼的外衣,作者反而能够把现实中的许多话说得更加坦率。 从《山海经》的神怪,到魏晋六朝的志怪,再到唐传奇,最后到《聊斋志异》,中国小说似乎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道路:最初是记录怪异,后来变成编写故事,再后来则是借怪写人。到了蒲松龄这里,鬼狐已经不再只是小说里的配角,它们本身就是观察人间的一面镜子。所以,今天重新读《来君绰》,真正有意思的也许并不是那条数尺长的大蚯蚓,而是唐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一个故事即使写的是妖怪,只要写的是人的性情,它就是在写人。 至于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如果把这句话放回中国小说史中去看,倒真谈不上是什么“发明”。从借神怪寄托人事,到借历史讽喻现实,再到借狐鬼针砭人情,文学家早就知道如何在不能直说、不便直说的时候绕着说、反着说、借着说。如此看来,真正值得研究的恐怕不是谁“发明”了利用小说影射现实,而是:为什么在现实中的话不便直说时,小说里的鬼怪往往就多起来了?这也许才是从《来君绰》读到《狐梦》,再读到《聊斋志异》,最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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