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
歷史上的人殉最早有多殘酷？在殷商時期，答案就已經非常清楚了。從考古發掘的商代貴族墓葬中，可以發現大量殉葬者的遺骸。有的墓葬殉一兩人，有的幾十人，甚至達到數百人。根據胡厚宣在《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一文中的統計，已經發掘的商代墓葬中，殉葬者有近四千人。到了周代，人殉依然存在。《墨子·節喪》說：
連殉葬人數都可以按照身份分等級，說明人殉已經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一套與貴族等級、身份秩序相聯繫的制度。到了春秋時期，秦穆公死後，據《左傳》記載，殉葬者達到一百七十七人。其中還有子車家的三位良民奄息、仲行、針虎和他們的後代。秦國百姓因此悲痛，在《詩經》之中作《黃鳥》三章哀悼。 交交黃鳥，止於棘。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臨其穴，惴惴其栗。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桑。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臨其穴，惴惴其栗。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楚。 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御。 臨其穴，惴惴其栗。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這首詩的悲涼之處在於：這些人本來不應該死。他們不是因為犯罪被處死，也不是死於戰爭，而是因為一個君主死了，所以他們也必須死。這正是人殉制度最核心的邏輯：死者的身份，可以決定活人的生死。而這種邏輯，後來會被歷史逐漸淘汰。 戰國以後，人殉開始走下坡路。鐵器推廣，農業生產發展，人口和勞動力的重要性不斷提高。一個活人越來越不像一件可以隨便帶進墳墓的物品。與此同時，人的價值也開始進入思想家的視野。於是，人殉開始遭到批判。活人越來越貴，死人越來越不能隨便消費活人。於是，陶俑和木俑開始取代真人。秦獻公在公元前384年下令廢止人殉，更是這一變化的重要標誌。司馬遷在《史記》倦五《秦本紀》中這樣記載：
短短的七個字，標誌着中國歷史上人殉制度的重大變革。當然，制度性的大規模人殉逐漸退出，並不意味着這種觀念立即死亡。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就說：
但是大量的兵馬俑，已經開始替代了活人。大趨勢已經非常清楚：人殉正在從制度變成例外，從合法變成非議，從正常變成了野蠻，是人類文明的進步。
西漢以後，制度性的大規模人殉基本退出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此後雖然偶有殉葬、自殺殉死的事情發生，卻很難再看到商周時代那種大規模、制度化地殺人陪葬。漢宣帝時期，趙繆王劉元逼迫奴婢十六人殉葬，便因此受到懲處。唐太宗死後，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等人曾主動請求殉葬，也被唐高宗禁止。一個持續了數百上千年的習俗，就這樣一點一點退出歷史。不是一天消失的，但它確實在消失。這才是歷史正常的方向。 然後，一千多年後，老畢養的祖師爺之一，小和尚朱元璋出現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朱樉去世。他的兩名王妃殉葬。這件事情本身已經足夠令人不適，但更重要的是，它發生在朱元璋的晚年。兩年以後，朱元璋自己死了，大批宮人殉葬。一個已經退出中原王朝政治生活很久的制度，重新出現在皇宮。這就是朱元璋復辟的第一步：把人殉從歷史的廢墟里重新挖出來。更重要的是，他並不是簡單地恢復一個古老習俗。他恢復的是古代人殉背後的權力關係。在這種關係裡，宮人不是一個獨立的人。她首先是皇帝的女人、皇帝的奴婢、皇帝的附屬。皇帝活着，她們服侍皇帝。皇帝死了，她們便可以陪皇帝一起死。於是，一個活人的生命價值，被徹底納入了皇帝的私人秩序。皇帝生前擁有她們，死後依然擁有她們。這才是人殉復辟真正可怕的地方。 而這項做法並沒有隨着朱元璋的死亡而結束，反而被後來的幾位皇帝繼續沿用。成祖朱棣死後，有宮人殉葬；仁宗朱高熾死後，有宮人殉葬；宣宗朱瞻基死後，依然有宮人殉葬。於是，一個皇帝的決定逐漸變成了皇室的慣例。慣例再變成制度。制度再變成傳統。這時候，人殉已經不再是朱元璋個人的殘酷。它成為明代皇權秩序的一部分。
皇 帝 | 宮人殉葬情況 | 太祖朱元璋 | 宮人多從死，見《明史》《大明會典》 | 成祖朱棣 | 繼續實行宮人殉葬 | 仁宗朱高熾 | 繼續實行 | 宣宗朱瞻基 | 繼續實行 | 代宗朱祁鈺 | 亦有妃嬪殉葬 | 英宗朱祁鎮 | 遺詔禁止殉葬 |
在商周時代，君主死了，可以讓臣民死。到了明代，皇帝死了，又重新可以讓宮人死。時間過去了一千多年。權力邏輯卻繞了一圈，重新回到了原點。
並且這時候，有了儒家文化和理學三綱五常的加持，再看殉葬兩個字，會發現它其實非常有欺騙性。殉聽起來像主動，像絕對的忠誠，像一個人為了感情、恩義或者信仰，自願追隨另一個人而去。可是制度性的人殉和表忠，恰恰不是這麼回事，總會在現實面前被擊得粉碎：
真正的問題是：誰有權決定你是不是自願？如果一個宮女被告知皇帝死了，你也要死；如果一個妃嬪被安排陪葬，而她沒有拒絕的權利；那麼所謂的從死，究竟是忠貞，還是服從？古代史書有時候會用非常漂亮的詞來描述殉葬。從死、殉節、蹈義。甚至給死者追贈名號，死亡於是被包裝成榮耀。被迫死亡的人，反而被要求為自己的死亡感到光榮。這正是權力最厲害的地方：不僅可以決定一個人死不死，還可以決定這個人的死亡應該被如何解釋。而朱元璋重新恢復人殉，恢復的正是這樣一套權力邏輯。 直到歷經劫難，做了兩次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鎮的第二次登基，才力挽狂瀾，改邪歸正。
天順八年（1464年），明英宗朱祁鎮病重，開始安排後事，其中有一條非常重要。在《明史·本紀第十二·英宗後紀》中，原文為：
根據《明英宗實錄》的記載;
俗話說，弱主民之福。有時候，一個皇帝一生未必做過多少讓普通人受益的事情，但朱祁鎮在臨終前做的這一件，卻直接改變了宮人的命運。英宗死後，遺詔正式規定：罷宮妃殉葬。《明會要》也把這段歷史記得很清楚： 於是，持續了幾十年的明代宮人殉葬制度，就這樣結束了。從結果上看，這是一次遲到的終結。而這個終結，也留下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考古註腳。 後來到了萬曆年間，皇帝死了，定陵里陪葬的已經是木俑、明器和各種隨葬品，而不是成批被迫殉葬的宮人。三百多年後，郭沫若主持發掘定陵。地宮裡發現的，是萬曆皇帝、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的棺槨，以及大量隨葬文物，卻再也沒有成批被迫陪葬的宮人，發現的反而是木俑。 這個終結本身，又有一個非常諷刺的地方。是誰恢復了人殉？皇帝。是誰讓它成為制度？皇帝。是誰最終廢除了它？還是皇帝。所以明代人殉的整個過程，其實可以濃縮成兩句話：朱元璋把死人時代的制度帶了回來，朱祁鎮又把它送回了歷史。前者叫復辟，後者叫終結。而夾在兩者之間的，是幾十年宮女、妃嬪無法選擇的生命。 朱元璋復辟的，表面上是人殉，實際上是人殉背後的權力觀：皇帝不僅可以擁有活人的一生，連他的死亡，也可以替他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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