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9

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説戲曲研究資料叢書《金瓶梅資料匯編》 ，編者為侯忠義和王汝梅。其中刊有清末民初奇人黃人（字摩西，1866 -1913）先生撰《明人章回小説》一節，原文是黃人《小説小話》中的一章，見解不凡。現摘引如下：

• 有明一代之史，多官樣文章，葫蘆依樣，繁重而疏漏，正與宋史同病。私家記載，間有遺軼可補，而又出於個人恩怨，及道路傳聞。若夫社會風俗之變遷，人情之滋灕，輿論之向背，反多見於通俗小說，且言禁方嚴，獨小說之寓言十九，手揮目送可自由抒寫，而內容宏富，動輒百萬言，莊諧互引，細大不捐，非特芻蕘補簡冊，又可為普通教育科本之資料。雖或託神怪，或墮猥褻，而以意逆志，可為人事之犀鑑。蓋勝朝有種種積習，為治亂存亡之原動力者，史多諱而不言，可於小說中仿佛得之。。。。故當時有心之士多著小說，又喜評小說。而文學家中通俗小說遂與八股傳奇鼎峙。。。。。

• 黃摩西（1866年-1913年），名振元，字慕庵，後更名人昭，字羨涵，又字慕韓、慕庵，別號江左儒俠、野蠻、蠻、夢闇、夢庵、慕雲。以書癖、才奇、文怪、言狂、詩虎、詞霸而被列為清末蘇州五大奇人之首。中年後更名黃人，字摩西，江蘇常熟人。他是清末民初知名的文學家、小說理論家、社會活動家及南社骨幹，曾主編《小說林》，並編纂了中國近代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大型百科全書《普通百科新大辭典》。

黃人還特別指出，據張宗子《嫏環山館雜記》所見，僅就章回體而言，明人小說已有“四百餘種”。他認為，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首發於不平等專制之毒：

• 不平等專制之毒，未有劇於明者也。君主威福過於上帝，諸臣雖身登三事，列清要，而以奴隸蓄之，盜賊待之，夷戮髡鉗，惟意所施，故明之士夫，未有不受刑辱者，而受刑辱者，君子尤多於小人，非臆說也。試觀有明卿相之受誅，不數倍閹寺嬖倖乎？而士夫則乙科以上，對於編氓，皆得而魚肉之；大僚之對於下吏，亦皆得操其生死榮辱。重重壓力，成此弱肉強食世界。故小說人物，每假一巨閥，遘讒罹禍，駢首夷族，其裔流為奴廝，或潛草澤，至一日得志，乃盡殺其仇家以報，且以嘯聚暗殺為忠義，淫奔賄遷為佳話，蓋怨毒之甚而出此也。

其次是科舉之毒：

• 科舉毒明人，視登高第若遐舉，故有一種遺傳科第熱。修德立行，為科第也；讀書考古，為科第也；傾軋標榜，鑽營苞苴，為科第也。即名人宏制，出其餘沈，而必高談時藝，重科第也。不得則如在九幽，一得即直騰霄漢，泥金報捷，則貧者富，弱者強，死者亦幾可復生。尤重進士第一人，謂是入閣捷徑，蓋世奇榮“狀元宰相”四字，奔走傾倒一世之人。其實，明之狀元，不論才品，多以門蔭，募金得之，朝廷亦以俳優待之，閣臣亦絕無古宰輔價直，不過天子之外記室，為閹人司禮秉筆之副而已。然舉世瞢然不惜也，其現象可於小說中驗之。一、迷信。學仙奉佛，及崇奉因果報應，已思想最高矣，以星命、堪輿為方計，以鬼狐眚祥為故實，故神怪小說，最為社會歡迎。一、奢淫。明時無藩鎮之分斂，及金繒之歲輸，故物力稍紓於唐宋，而侈風起焉。宮廷倡之，上行下效，一命以上，中人之家，必有園林聲伎之奉，縉紳無論矣。一土豪、一游士，以至胥吏、仆御，亦器用飾金銀，家人曳紈綺。消耗既巨，立致窮困，則設法取足，於是上婪賄，下中飽，弱者用詐，強者肆力。而宵人之獵食，常遍於江湖；穒徙之御人，不絕於都市。以間諜為業，而釀成倭虜之巨創；以嘯聚營生，而卒召闖獻之革命。彼小說中以采蘭贈芍為佳話，以揭竿斬木為英雄，非喪心焉，實有慨乎其言之也。

這當然是黃人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時代判斷，不能簡單當作明代科舉制度史的客觀結論；但它恰恰反映了晚清知識分子對於明代科舉及其政治功能的激烈反感。黃人隨後又談到迷信、奢淫、賄賂以及社會秩序的敗壞。在他看來，小說中那些看似荒誕、香艷甚至離經叛道的故事，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現實社會積弊的一種文學投影。

另外，《金瓶梅資料匯編》還摘錄了晚清小說評論家王鍾麒的《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原載1907年《月月小說》第一卷第十一期）：

• … …吾謂吾國之作小說者皆賢人君子，窮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則姑婉篤詭橘以言之。即其言以求其意之所在，然後知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說者，蓋有三因：一曰憤政治之壓制。吾國政治出於在上，一夫為剛，萬夫為柔，務以酷烈之手段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士氣。士之不得志於時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說以抒其憤，其大要分為二：一則述已往之成跡，若《隋唐演義》、若《列國志》諸書。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國家興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懼；一則設為悲歌慷慨之士，窮則為寇為盜，有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俠五義》、《水滸傳》皆其倫也。二曰痛社會之混濁。吾國數千年來，風俗頹敗，中於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貴者，不必賢也，而若無事不可為；貧且賤者，不必不賢也，而若無事可為。舉億兆人之材力，咸敢取於一範圍之下，如羊泵然。… … 既無可自白，不得不假徘諧之文以寄其憤。或設為仙佛導引諸術，以鴻冥蟬蛻於塵埃之外，見濁世之不可一日居，而馬致遠之《岳陽樓》、湯臨川之《邯鄲記》出焉，其源出於屈子之《遠遊》。或描寫社會之污穢濁亂貪酷淫蝶諸現狀，而以刻毒之筆出之，如《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侈，《儒林外史》、《禱機閒評》之寫卑劣。讀諸書者，或且管古人以淫冶輕薄導世，不知其人作此書時皆深極哀痛，血透紙背而成者也，其源出於太史公諸傳。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憑一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執路人而強之合，馮敬通之所悲，劉孝標之所痛，因是之故，而後帷薄間其流弊乃不可勝言。識者憂之，於是構為小說，言男女私相慕悅，或因才而生情，或緣色而起慕，一言之誠，之死不二，片夕之契，終身靡他。其成者則享富貴，長子孫；其不成者則拚命相殉，無所於悔。吾國小說以此類為最鞍，老師宿儒或以越禮呵之，然其心無非欲維風俗而歸諸正，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焉已耳。由是以言，而後吾國小說界之價值與夫小說家之苦心，乃大白於天下… …

• 王鍾麒（1880 - 1913），號無生，別署天僇生、天頫，安徽歙縣人（寄居江蘇揚州）。他是清末著名的小說家、小說評論家與激進報人。他發表過《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1907)、《中國歷代小說史論》(1907)、《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1908)、《劇場之教育》等論文，運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闡述小說、戲曲的社會作用和社會地位，肯定了我國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批判了輕視小說、戲曲的傳統觀念和民族虛無主義。這在當時既堪稱獨樹一幟，又具有開創性意義。其中的《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刊登在《月月小說》第二卷第二期，否定了《金瓶梅》傳統淫書說的看法，是近代對《金瓶梅》研究首開先聲的標誌性論著，將中國古典小說的批評引向了注重世態人情描摹的現代學術軌道。 

可見，利用小說反黨，並不是什麼當代人的發明。

所謂利用小說反黨，當然不是說古代小說家已經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反黨意識。明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這裡的反黨是有意借用1960年代的政治語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的政治語言，恰好重新命名了一種在中國文學史上早已存在的現象，當現實不能直說時，人們借小說曲折地說出來。

從隋唐傳奇、宋元話本到明代章回小說，小說逐漸承擔起正史之外的社會記錄功能。這當然與政治權力對言論的限制有關，但也與城市商業、書坊出版、說書傳統以及市民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正史有其體例和禁忌，私人記載又有個人利害，而小說則憑藉虛構、寓言、神怪和戲謔，為現實經驗提供了另一種保存方式。

到了明代，君主專制、科舉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等級和利益網絡，使大量現實矛盾進入了小說。官場的腐敗、科舉的荒誕、士人的困頓、豪強與胥吏的橫行，以及社會對於神怪、因果、俠義和報仇的迷戀，都成為通俗小說反覆書寫的主題。

小說未必是在直接反對朝廷，但它可以把正史不願說、不能說或者不便說的東西保存下來。讀者也未必不知道小說是虛構，卻能從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中認出真實的社會。

到了清代，尤其是康雍乾時期，文字獄以及其他言論禁忌進一步收緊了這種空間。小說、戲曲乃至文字本身都可能成為政治風險，借古諷今、影射時事也越來越容易招致禍患。於是，小說作為社會記憶和民間表達的功能，反而更加敏感。在這樣的環境中，借古諷今、影射現實的閱讀方式也變得格外敏感；後世讀者因此更加注意小說文本可能存在的第二層政治、社會意味。而當後人重新閱讀這些小說時，恰恰需要把這第二層意思重新挖出來。

黃人所謂史多諱而不言，可於小說中仿佛得之，而補正史之諱；以及王鍾麒認為小說是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的曲折語言，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利用小說反黨其實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倒置：越是不能直接議論現實，現實越可能借小說說話。

晚清民初的小說革命，曾經把這種繞着說的文學傳統徹底翻轉過來。昔日只能藏在狐鬼神怪、因果報應、俠客復仇和才子佳人背後的東西，開始以新思想、新文學、啟蒙和救亡的名義，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學舞台。小說開始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政治使命。

而有意思的是，當新的政治秩序建立之後，昨天被視為進步的文學表達，又可能重新成為今天需要批判和禁止的東西。1962年《劉志丹》事件中，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成為最具標誌性的政治語言。根據薄一波等人的回憶，這句話源於康生遞給毛澤東的一張條子，毛澤東在會上念出後，又進一步談到通過文學和意識形態製造輿論的問題。關於遞條子的具體過程，後來的史料記載並不完全一致。小說《劉志丹》後來被點名批判，並引發大規模株連，據有關材料統計，此案前後牽連甚廣，涉及人數達數萬，常見資料稱約六萬人。面對這種政治環境，知識分子選擇各不相同：有人離開，有人沉默，有人轉向古籍、文物和學術，也有人努力退回私人生活。與其籠統地稱為逃避政治，不如把它看成知識分子在政治壓力下尋找精神生存空間的不同方式。概括而言，無非直說、曲說和不說。三者看似不同，實際上都是在尋找政治權力之外的精神空間。

於是，歷史形成了一個頗有諷刺意味的循環：昨天因為不能直說，所以借小說說；後來因為小說說了，又禁止小說說。

所謂利用小說反黨，並不只是一個戲謔的標題。它真正值得玩味之處在於：當權力規定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時，文學總會尋找另外一條表達現實的道路。

有時是歷史小說，有時是神怪傳奇，有時是俠客盜賊，有時是才子佳人，有時甚至只是一段荒誕不經的故事。作者未必真的在反對什麼，讀者卻往往能夠從虛構中認出自己的現實。

小說未必比歷史更真實，卻有時比正史更接近一個時代的人心。

而一個時代越是不允許人們直接談論自己的現實，人們就越會在小說的第二層意思里尋找它。

這或許才是中國小說史上最值得玩味的反黨傳統：不是小說天生喜歡反對權力，而是當現實不能直說的時候，現實總要尋找一個可以說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