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27 说起甲骨文的发现,后来最流行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病,家人到药铺买药,偶然发现所谓龙骨上刻着奇怪的文字。于是,中国最重要的古文字材料之一,就这样被发现了。
所谓发现甲骨文,其实至少包含三个不同的动作:1)发现地下的甲骨,2)发现甲骨上的文字,3)确认这些文字属于殷商。前一个动作发生在小屯的地下,第二个动作以王懿荣为关键人物;第三个动作,则是在罗振玉、孙诒让等人的考释和研究中逐渐完成的。
可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在王懿荣之前,中国人难道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所谓的龙骨吗?
谭爱美(Amy Tan)的小说《正骨匠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倒是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想象。小说中说,主人公宝姨的祖先从宋代起就世代从事正骨,并且早已知道一种特别的龙骨:
谭爱美当然不是在写甲骨文发现史,她写的是一个正骨世家的传奇。但这个虚构故事恰好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如果龙骨本身可以作为药材,那么1899年以前,中国人当然可能早已见过、挖过、买过、用过这种东西。只是他们看到的是龙骨,而不是甲骨文。
我们小时候,老家还有一种叫化石猴的东西,是从外乡买来的,据说可以用来消炎。如今想来,它或许就是民间所说的某类龙骨。当然,这只是个人记忆,不能拿来证明甲骨文发现史。
所以,1899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如果翻一翻清末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事情就更加有意思了。《清稗类钞》中有两则材料,分别题为《刘铁云藏龟甲牛骨》和《罗叔蕴藏龟甲牛骨》。一则讲甲骨如何被发现、流入古董市场并成为收藏;另一则讲这些刻在龟甲牛骨上的文字,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辨认为殷商遗物。
把两则材料放在一起看,甲骨文的发现,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首先,《刘铁云藏龟甲牛骨》开头写道:
这里的光绪己亥,就是世纪之末的1899年,也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然而徐珂笔下的场景,与后来那个药铺发现龙骨的故事完全不同。没有药铺,没有抓药。也没有一个突然发现文字的传奇时刻。这和王懿荣因病买药,发现龙骨上有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甲骨刚出土的时候,根本不是今天博物馆里干干净净、一片片摆在展柜里的样子,而是一团团带着泥土的废骨头。这才比较符合一件古物最初被发现时的状态。农民挖出来的,只是一堆龟甲牛骨。他们并不知道,那上面刻着的是三千多年前商王的占卜记录,更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会被称为甲骨文。接下来,它们才进入古董市场: 这里的王文敏,就是王懿荣。刘铁云,就是刘鹗,后来以《老残游记》和《铁云藏龟》闻名。范某就是范维卿,赵执斋也是古董商人。方药雨,通常指方若。于是,按照徐珂所记录的线索,甲骨的早期流传过程大致是:小屯农民挖出 → 山东古董商收购 → 范维卿携甲骨进京 → 王懿荣高价购藏,此后赵执斋等继续大量搜集。王懿荣在其中当然极为重要,但至少从徐珂的记录来看,他并不是第一个见到甲骨的人,更不是把甲骨从地下挖出来的人。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些东西具有特殊价值,并大量收藏的人。 王懿荣并不是偶然看见几片龙骨便突然灵光一现的普通官员。他本来就是晚清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与潘祖荫、陈介祺、吴大澂、张之洞等金石学家多有交往,长期浸淫于钟鼎、碑刻、古钱、瓦当等古文字材料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当范维卿将带有刻辞的龟甲带到北京时,他能够意识到这些看似普通的骨片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不久,庚子之乱爆发,王懿荣殉难,他所收藏的甲骨又继续流散。其子出售藏品偿债,其中一部分流入方若之手,另一部分则到了刘鹗手中,中间人是王孝禹。刘鹗此后继续大量收集:前后收得三千馀片。丙午、丁未间,又屡有所获。总计所藏,约有一万五千馀片。继王懿荣之后,又一位大量收藏龟甲骨片的,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丹徒人刘鹗,他真正的历史地位,在于大规模收藏、整理和传播。刘鹗后来出版的《铁云藏龟》,使原本主要在收藏圈中流转的甲骨材料,开始进入更广泛的学术视野。 其次,面对这些龟甲牛骨,晚清的金石学家首先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 他们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属于哪个时代。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批材料的意义不仅在文字本身。一方面,它可以补充汉字文字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它甚至可能用来重新检验传统史书。 第三,《清稗类钞》的第二则《罗叔蕴藏龟甲牛骨》,重点已经从发现和收藏,转向了鉴定和考证。这里的罗叔蕴,就是罗振玉。徐珂写道: 这段记录非常重要。刘鹗收藏了大量甲骨,如果只是把它们锁在家里,它们仍然只是古董。罗振玉所推动的,则是把甲骨拓下来、印出来,让更多学者能够研究。于是,孙诒让、日本学者林泰辅等人也参与了考释。罗振玉自己则继续从来自河南的古董商那里广泛观察甲骨:博观龟甲、牛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而真正的关键突破是:
这几句话,几乎就是甲骨文身份被真正确认的关键。真正让这些甲骨获得明确历史身份的,不只是看见上面有字,而是把文字、出土地和文献记载联系起来。一方面,知道了它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另一方面,又从刻辞中辨认出了殷帝王名谥十余。于是,原来那些身份不明的龟甲牛骨,终于可以被明确地认识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也就是说,罗振玉等人所完成的,不只是认出上面有字,而是进一步确认:这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占卜文字。从这一刻开始,这些原本作为古董收藏和流通的龟甲牛骨,终于有了明确的历史身份。它们不再只是身份不明的古物,而被确认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卜辞。 可是后来,为了方便叙述,国人写史,往往喜欢找一个代表人物。于是,甲骨文的发现,被浓缩成了: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八个字,干净利落,春秋笔法。
至于此前是谁挖出来的、谁收购的、谁带到北京的,后来又是谁收藏、拓印、出版、考释,统统可以压缩到脚注里面。于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传奇。而药铺买药发现龙骨的故事,又比山东古董商收购、范维卿携甲骨进京、王懿荣收藏、刘鹗拓印、罗振玉考释好讲得多。
于是,故事胜过了档案,传奇胜过了过程。
这样说当然不能算完全错误。王懿荣确实是甲骨文发现史上的关键人物。但如果把徐珂《清稗类钞》的两则材料放在一起,事情显然比这个故事复杂得多。
所以,我反倒觉得谭爱美小说中那个宋代正骨匠发现龙骨的故事,很有意思。它当然不是甲骨文发现史的证据。但它提醒我们:发现甲骨和发现甲骨文,本来就是两回事。
中国人可能早已认识龙骨这种东西,只是同样是一块骨头,不同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正骨匠发现的是龙骨,王懿荣发现的是文字,罗振玉等人发现的,则是文字背后的殷商。
而更重要的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终于从这些文字里认出了一个已经消失三千多年的世界。
从龙骨到甲骨,从甲骨到甲骨文,从甲骨文到殷商历史,这才是甲骨文真正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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