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4-15

在雲林三雄之中，若論性格與路徑之差異，林頂立屬於那種順勢而為、善於借勢而起的人物，如魚得水，遊走於結構與關係之間，叱詫風雲。李萬居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型，他不以權謀取勝，也不以依附立身，而是別開一脈，以書生之骨，行間諜與議會抗爭之事，其志沉毅，其行孤峻，是所謂以筆為刃，以身為局的台灣民主運動先驅。

李萬居（1901-1966）

• 李萬居(1901 - 1966 )，字孟南，出身寒微，自幼喪父，後又喪母。曾西渡大陸，求學上海，其後到法國，留學期間加入中國青年黨。學成歸國，適日寇侵華，抗戰爆發，遂投筆從戎，於粵桂港澳、蜀山漢水之間，從事對日情報工作，任國民政府國際問題研究所港澳辦事處主任。在重慶期間，參與籌組當時大陸最重要的台籍人士政治團體-台灣革命同盟會，任行動組組長，並創辦台灣革命同盟會機關報《台灣民聲報》，任總編輯。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參與接收台灣的準備工作，任國民政府台灣接管委員會專門委員。光復之初，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專任新聞專員，為首批赴台接收人員之一。

李萬居之所以能任職於國民政府國際問題研究所，那是因為他是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1893 - 1946）的連襟。王芃生基於李萬居對日本可能南進的戰略預測，委派其負責粵、港、越一帶的情報收集以及情報網絡的建立，李萬居乃一介書生，深感重大。共赴國難，匹夫有責，義無反顧地投入對日情報工作。這類工作沒有掌聲，也很少留下名字，但風險極高，一旦出錯，往往性命不保。他每天奔波，行蹤隱秘，生活幾乎沒有安定可言。三十多歲的年紀，本可以安居立業，他卻把自己放進最複雜、最危險的環境裡。但真正讓人看到他性格的，不只是這些任務，而是他對人的態度。在那個政治高度緊張、彼此猜疑的年代，很多人為了自保，會與有問題的人劃清界限。但李萬居不是這樣，對朋友兩肋插刀，因此朋友甚多，交遊日廣。

• 謝南光（1902 - 1969）是在上海與李萬居相識的，都是台灣鄉親。在交談中，李萬居覺得謝南光對日本問題有研究，遂介紹謝見王芃生。王芃生對謝的談吐甚感滿意，決定起用謝，並派謝南光到香港從事對日情報的收集工作。謝南光在此之前曾任台灣民眾黨宣傳部長，在上海即已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當時謝在港期間，一次有事赴廣州，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指其為日本特務。王芄生聞訊後感到懼怕，不願出面交涉。李萬居得知此事則一直為謝南光辯護，並以全家性命具保畫押以求救謝。王芃生見李的態度堅決，方才電告廣州，將謝釋放。但王對謝已有所戒心，改調李萬居赴香港接替謝南光的工作，並把謝調回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所。

• 劉思慕（1904 - 1985），留蘇學生，國際問題專家，也在重慶工作，思想較為左傾，後因故被通緝，擬捕劉下獄。李萬居聞訊後，即設法籌得一筆款子，協助劉脫逃，順利離幵重慶。李、劉僅屬文字之交，但李對劉的為人處世頗有好感，因此時有來往。僅因此交情而毅然出面搭救，這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確實是非常難得的。

李萬居因在港工作而結識謝東閔，日後更雙雙回台位居要津。

• 謝東閔（1908 - 2001），彰化二水人，原本在台中一中就讀，但因校方對本省子弟的歧視待遇，激發他的民族意識，憤然前往上海，本想投靠台南出身的名醫翁俊明，但翁氏飽經齊盧戰爭衝擊，在謝氏抵達上海前已轉往福建廈門開業。謝氏後入廣州中山大學，抗戰後避居香港，進入港府郵電檢查處工作，負責日文郵電書刊檢查。李萬居接任國際問題研究所在港工作後，基於同鄉之誼，只要遇到有價值的情報，謝氏就會抄送一部份送交李萬居，且常在中午相約共餐。

及至戰後返台，他又由隱線轉入公共政治與輿論領域，從《台灣新生報》到《公論報》，從參議會到制憲國大，再到省議會長期任職，始終處於權力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地帶。尤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他更以極其艱難的處境居中斡旋，一方面承受來自上層體制的壓力與猜忌，一方面又承受來自民間的誤解與敵意，卻仍盡力營救無辜、維持秩序，試圖在崩裂的局勢中守住最低限度的理性與人道空間。

• 1945年9月，李萬居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赴台灣進行接收，他拒絕接收銀行，而出任《台灣新生報》社長，後出任董事長；李萬居在二二八事件中被視為半唐山，險成為受難者。二二八之後，李萬居1947年與陳其昌等自辦《公論報》，揭示“民主”、“自由”、“進步”的理念，使得公論報有“台灣《大公報》”的美稱。李萬居除了是《公論報》負責人外，也從1946年4月當選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議員，並擔任副議長，並於同年10月31日當選制憲國民大會台南縣代表，和其他17名台灣省國代共赴南京完成制憲國民大會會議，通過新憲法並於12月25日實施；1953年台灣省議會成立後，又連續當選四屆台灣省議員，為中國青年黨於雲林縣打下深厚基礎。而李萬居在議壇上言人所不敢言，在報紙上報導有關官方缺失，雖然讓李萬居成為與郭雨新、許世賢、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譽為“五龍一鳳”的省議員，但也使得李萬居一直都是官方鎖定的對象，其於台北市康定路的居所甚至於被一把無名火燒毀。而各大官方單位也從不在《公論報》上購買廣告版面，《公論報》所需要的白報紙也一直長期缺乏。

• 雖然大權在握，但他自願放棄金融事業的肥缺，選擇接辦改組《台灣新生報》。返台後七個月，他當選為台灣省參議會議員、副議長及制憲國大代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險遇不測的李萬居乃居中斡旋，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分建議當局謹慎處理，避免濫殺無辜。同時大力營救遭到濫捕的無辜者，並連絡全省各級民代聯名陳情。然而，因為其具有的半山身分，李氏在飽受當局的冷落構陷外，還遭到了部分台灣人的敵視與攻擊，甚而被譏政府的走狗。

這樣的事情不只一件，在台灣政治人物的紀念與敘述中，他曾多次以報刊社論形式，為同代遭遇政治迫害或在歷史中殉身的人物發聲。例如台灣國民黨籌委會成員陳義順（1906–1942）與主委翁俊明（1892–1943）等人在歷史洪流中的犧牲，在當時並未獲得充分公共討論，而李萬居則在《公論報》等媒體中主持紀念性文章，以紀念之名，將這些被壓抑的生命，重新納入公共敘事之中，功莫大焉。

• 中國青年黨是一個沒有實質反對黨功能的衛星黨，李萬居一直有籌組一個實質反對黨的計劃，除出任“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發起人之外，並且與雷震有所連繫；1960年雷震被捕後，當局便開始進行對李萬居的打擊，讓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以借着購買增資股權，以及當局司法手段的兩面手法，奪取《公論報》的經營權。李萬居雖然仍然有心辦一份給青年人的雜誌，但是因為糖尿病的舊疾復發與妻子的遽逝，而於1966年4月9日溘然長逝。

綜上觀之，李萬居一生，既入局亦破局，既參與體制運作，又不斷試圖擴展公共空間。他以書生之身進入權力與戰爭結構，又以報人與議員身份持續對抗壓縮中的言論空間，在夾縫中維持公共表達與政治監督的可能性。其貢獻不僅在於政治實踐，更在於為台灣民主與自由爭取出持續存在的空間，確為雲林三雄之一，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先驅與象徵性人物。其價值不在一時之成敗，而在長期堅持公共言論與民主意識，使自由與批判得以在高壓年代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