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3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创造时代，另一种人则被时代创造。前者如秦皇汉武、曹操、王安石、张居正，他们是弄潮儿，主动改变历史方向。后者则不同，他们本来平平无奇，却因为时代骤然失控，被巨浪卷上潮头，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人物，然而风浪过去，他们往往比普通人跌得更惨。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要数刘盆子和王洪文。

公元25年，声势正盛的赤眉军为了给自己寻找合法性，决定从刘氏宗室后裔中拥立一位皇帝。办法简单得近乎荒诞：抓来一群姓刘的少年抽签，谁抽中谁当。结果抽中了十五岁的刘盆子。当年秋天，赤眉军西入长安，这个原本放牛的少年也被簇拥着坐上了皇帝宝座。史书记载，刘盆子当时正在放牛，听说自己被选为皇帝，竟然哭了。他说：我实在干不了这个。但没人理会。几十万大军需要一个皇帝，于是放牛娃穿上龙袍，从此成为皇帝，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次登基。

• 初，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从更始在长安。盆子与茂留军中，属右校卒吏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馀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复还依侠卿。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直綦履，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襜络，而犹从牧儿遨。崇虽起勇力而为众所宗，然不知书数。徐宣故县狱吏，能通易经。遂共推宣为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马，谢禄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

刘盆子既没有政治抱负，也没有治国能力，更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只是恰好站在时代的抽签箱前。于是命运把他推上皇位。可惜时代给他的，也仅仅是一把空椅子。皇帝是他的，权力却从来不是他的。几年后赤眉军失败，刘盆子投降东汉。后来他被安排在洛阳做个普通人。史书说他晚年靠领取官府救济生活，又回到了普通百姓的命运。

• 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

将近两千年后的一九七三年，历史又制造出一个类似的人物。王洪文原本只是上海国棉厂的一名工人。论资历，不如老干部。论理论，不如知识分子。论威望，也远远谈不上领袖。然而时代有时并不按常理挑选演员。六十年代末那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中，旧秩序被打碎，新秩序尚未形成。就在这种真空状态下，王洪文被迅速推上历史舞台。几年之间，从普通工人到中央领导人。速度之快，古今罕见。很多人后来研究他的经历，总想从中寻找某种非凡才能。其实未必，最大的推手，或许正是时代本身。就像赤眉军需要一个刘姓皇帝一样。那个时代也需要一个工人代表。于是就像顾顺章和向忠发一样，王洪文、吴桂贤、华国锋和陈永贵们就出现了。他们不是风暴的制造者。更多时候，他们是风暴的产物。

晚年的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也深知权力更替中的人性。他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显然不是为了考据东汉掌故。无非是提醒王洪文要有自知之明，审时度势，这些位置是时代借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的。什么时候该坐上去，什么时候该下来，同样重要。根据朱永嘉的回忆，王洪文听完《刘盆子传》后，并没有发表什么感想。他很聪明，也很敏感，自然不会听不懂其中的弦外之音。

•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后汉书·刘盆子传》，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谈了一些别的事情，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问题在于，听懂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权力有一个特点，没有得到的时候，人总觉得自己能够看透它。真正得到以后，却很少有人还能保持原来的清醒。反倒是后来被许多人视为平庸的华国锋，在这一点上更像刘盆子。

华国锋最大的特点，或许不在于善于进取，而在于能够接受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读懂《刘盆子传》的，或许不是王洪文，而是华国锋。因为刘盆子的故事，讲的从来不是如何登上高位。而是如何接受自己只是历史的过客。中国历史上，能够上台的人很多，能够下台的人却很少。王莽读不懂，袁术读不懂，李自成读不懂，洪秀全读不懂，许多枭雄豪杰也未必读得懂。他们总以为自己就是时代本身，而不是时代手中的工具。而刘盆子和后世的刘禅最大的智慧，恰恰在于明白自己不是时代， 而只是时代暂时挑中的一个符号。风来了，连猪都可以飞上天。风停了，他就落回到地面，仅此而已。

• 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馀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帝令县厨赐食，众积困喂，十馀万人皆得饱饫。明旦，大陈兵马临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不？”对曰：“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者。”

很多人读历史，总喜欢研究成功者。研究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研究汉武帝如何开疆拓土。研究曹操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反而是刘盆子和王洪文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更接近普通人。普通人的命运，往往不是自己决定的。时代向东，他只能向东。时代向西，他只能向西。有时候，一个人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后来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历史手里的一枚棋子。刘盆子后来不再是皇帝。王洪文后来也不再是副主席。龙袍脱下来。掌声停下来。标语褪色。一切终究归于沉寂。历史最无情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能够把一个放牛娃送上皇位。也能够把一个工人送上权力巅峰。但它从不保证这些人能够留在那里。所以读到最后，我常觉得：刘盆子和王洪文的一生，其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人们总以为自己在驾驭时代。其实更多时候，是时代在驾驭人。风来的时候，人人都像英雄。风停以后，才知道谁是英雄，谁只是被风吹起来的一片树叶。

所以回头再看王洪文、吴桂贤、陈永贵这些人，他们身上最值得研究的，或许并不是个人能力。而是那个时代本身。因为离开那个特殊年代，他们几乎不可能走到那样的位置。正如离开赤眉军，刘盆子也永远只是一个放牛娃。

历史有时像一条湍急的大河，多数人终其一生，不过是岸边的看客；少数人被浪头卷起，便以为自己成了弄潮儿。等到潮水退去才发现：原来自己既不是河流，也不是潮水，不过是一朵被浪头暂时托起的水花。其最残酷之处，不在于把一个人抛上云端，而在于云端待得久了，人便会忘记自己原本站在地上。刘盆子能够善终，或许正因为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真正当成天命所归的皇帝。王洪文的悲剧，或许并不完全在于失去了权力，而在于那个时代结束以后，他已很难再回到从前的身份之中。

历史记住的，往往不是刘盆子，也不是王洪文。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个把放牛娃送上皇位、又把工人送上权力巅峰的时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