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9
从唐诗到宋词，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达到的高峰；而这些成就背后，也有秦汉以来帝国制度长期积累的影响。
唐太宗曾将平生征伐所乘六马，即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刻石置于昭陵北阙，以旌武功
先说唐朝，骑兵在唐初为唐朝平定天下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唐太宗时期，唐廷逐步发展官营牧马制度。贞观十五年（641年），张万岁任太仆少卿，主管群牧，此后长期负责马政，推动了唐代监牧制度的发展。唐代马政逐渐形成以太仆寺为核心、牧监负责具体管理的体系，陇右则成为重要的官营牧马区域。唐王朝又对养马给予许多优惠条件。到了开元初期，官马一度恢复到二十四万匹，开元十三年增至四十三万匹。这些军马为唐王朝的军事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奠定了唐代马政的基本格局。开元天宝年间，即便唐朝处在国富兵强，万国来朝的盛世之中，对外用兵也从没有停止，尤其是在西域及漠北地区与吐蕃、大食和第二突厥汗国之间频繁争斗，战马仍供不应求。于是，唐廷与边疆地区发展绢马贸易。例如在安史之乱期间，唐右武卫郎将杨预从黠戛斯征调了大批战马作为军用物资，为平定安史之乱贡献颇多，故而受到唐肃宗的嘉奖。另外，
以至于到了唐懿宗咸通年间，政府特意规定进士不许乘马，只许骑驴，时有诗曰：
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 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然而，尽管唐代进士一度被规定只能骑驴，成为一件雅事。但在唐代墓葬中，三彩马俑却远比驴俑常见。所以国博这件蓝釉陶驴，才成为颇为难得的一件，登堂入室，物以稀为贵，成为国之重器了。
蓝釉陶驴
唐（公元618年-907年）
高23.5厘米，长26.5厘米
1956年陕西西安小土门出土
到了北宋，最適宜馬匹生長的天然牧場西北和北方的草原地區都不在疆域之內，政府只能依靠和遼、西夏的貿易以及西南藩族的進貢來獲取良馬。可是皇帝们谈起养马之道，似乎比谁都头头是道：朝廷官牧不如从边关买马，而从边关买马又不如百姓自己养马。问题是，这几条路，宋朝都尝试过。
《群书会元》中的《马政》备述北宋马政之不堪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取得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分置诸州牧养，又设置牧龙坊，以便繁育。后来，宋廷一方面从边境购买蕃马，另一方面经营官营牧监，还曾推行民户养马、由官府收购的办法。到了熙宁年间，随着官营牧监的废置与民间养马政策的调整，宋朝的马政又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制度可以反复调整，优良战马却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变出来的。再加上辽国等北方政权对部分边境羊马贸易的戒备，宋朝获取北方优良马匹的渠道时常受到制约。这倒有几分像今天某些国家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等战略物资：贸易不仅是生意，也是政治与军事博弈的一部分，宋朝的先天不足，始终面临良马难求的困境。
《辽史·卷六十·志第二十九·食货志下》 禁朔州路羊马入宋 以及辽国与金国战败的历史教训
《金史》志第三十一《食貨五》：
北宋馬少，對馬的需求卻非常大。國家騎兵要用馬，官員富戶同樣愛騎馬。本來有錢人家買馬養馬是尋常事，但在北宋卻成了天大的事情。因為害怕私人買馬出價太高導致政府買不到足夠數量的戰馬，宋太宗鄭重下詔：嚴禁富人和官員私自買馬。可是，中国的经济，历来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活。往往就是在死活之间，已经太晚，无济于事了。宋太宗也很快发现，禁止私人买马，并不等于国家就能买到更多的马。原来的禁令，反而使边境卖马者获利减少，民间买马者不敢交易，连马匹在运输途中死亡的情况都增加了。太平兴国八年，朝廷不得不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购买官府淘汰的劣马。这倒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制度困境：国家越是担心民间买马影响官府采购，就越想控制马匹的交易；而管制越严，边境贸易和民间养马的积极性反而可能越低。宋朝缺少优良战马固然有地理与外交方面的原因，但皇权专制的马政本身，也未必没有值得检讨之处。
宋代的马匹供应问题，与文人日常出行之间究竟有多大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在当时的诗文与绘画中，骑驴确实是文人生活中颇为醒目的一个意象。从曹丕等人为王粲送葬时学驴鸣的典故，到诗圣杜甫在长安骑驴，文人雅士喜驴爱驴，也算是传承有序，一脉相承。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第七卷《歌詠書畫》，就记录了一件文人趣事：
在古代，骑驴常与文人、诗人形象相关联，有将军骑马，诗人骑驴之说，驴比马价格低廉，符合文人消费层级，其缓慢、低调的特性也与文人悠闲、落拓或苦吟的境遇相契合。北宋历代帝王在文化艺术上的深厚造诣，为那个时代注入了浓郁的文人气度。但这种文人趣味投射到现实生活里，往往伴随着某种妥协的黑色幽默。在《清明上河图》中，街市上圉圉前行的多是驴子和骡子，盛唐壁画中那些丰腴矫健的骏马却难觅踪影。这并非因为宋人对毛驴有什么文化崇拜，而是由于丢失了北方天然马场，优质马匹成了极为紧缺的军用物资。在这种现实困境下，性价比极高的毛驴成为了民间运输和代步的无奈之选。正是这种战略层面的缺马之痛，反而阴差阳错地在漫长的岁月里，被皇室与士大夫阶层熏陶、内化成了宋代独有的、略带自嘲与清高的骑驴文化基因。就连退休在金陵养老的宰相王安石，也只能骑驴见客了。苏东坡曾在诗中写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因此，唐宋之间骑马与骑驴的差异，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北方牧马地的得失、边境贸易的限制、朝廷对马匹资源的管控，以及唐宋之间社会风尚与艺术表现的变化，都值得考虑。尤其有意思的是，宋太宗担心民间买马影响官府采购，禁止百姓私买马匹，后来却不得不调整政策。宋朝究竟是养不起马，还是管得太多，反而影响了马匹的供应？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唐人骑马，宋人骑驴，背后的历史原因和王朝兴衰，尤其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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