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1
话说在天兴二年(1233年)的正月,金哀宗逃往归德后,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害了留守大臣,挟持金朝太后与宗室,开城向蒙古军队投降。崔立的党羽翟奕等人为了讨好崔立,挟尚书省之命,强迫当时在朝的文坛领袖、翰林直学士王若虚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王若虚当面质问翟奕等人:如今全城官员都已归降崔立,自古岂有门下人为新主帅歌功颂德而能取信于后世的道理?这一番反问切中要害,令翟奕等人无言以对,王若虚以理拒绝了直接撰写碑文,暂时脱身;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后来他仍被卷入碑文的删定。
大金国灭亡后,刘祁在《归潜志》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中披露了这段经历,并对元好问等人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他们想避开撰碑的名声,把责任转嫁给布衣。
关于碑文的具体执笔过程,《金史》和刘祁《归潜志》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金史》称刘祁草拟后,元好问重新撰写,再与王若虚共同删定;刘祁自己的记述则更为复杂,称碑文由多人参与,碑序出自元好问之手,铭词也有王若虚、元好问、麻革(信之)等人参与。《金史》比较强调刘祁起草、元好问重写、王若虚删定;刘祁则强调碑文由多人共同完成,而且元好问所写的碑序才是全文主体。无论采用哪一种记载,都说明这并不是某一个人自愿独立完成的颂德文章。最终碑文止直叙其事而已,且因蒙古军很快入城,石碑并未真正刻立。不过这段被迫参与崔立碑的经历,被闹得一地鸡毛,成为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金末文人一生极力辩白的名节公案。
王若虚在这桩公案中,始终坚持自己拒绝主动为崔立撰碑的立场。但刘祁的记载表明,他后来仍参与了碑文的删定,并非完全置身事外。元好问则在《元好問集》卷四十《外家别业上梁文》中,对这桩公案作了激烈的自我辩白:
這段文字情感極為激越悲憤,用典精妙,是元好问自我辩诬的重要篇章。首先,他交代了汴京圍城時析骸以爨的絕境,他试图说明,自己在汴京危局中的种种作为,初衷是保存保存百姓和士人,而非为叛将歌功颂德。1233年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写下《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向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上书,表达了迫切的护才之意,请求他酌情任用、保存中原文化。

信中举荐了包括刘祁、刘郁、麻革等人在内的五十四名金朝旧士人,其中不乏后来在金元之际北方文坛、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一举动在当时并不寻常,也使他在金朝遗民中承受了不少非议。应该说,他是高瞻远瞩的,他所举荐的这些人中,有15位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记载,这些人后来有的进入元朝政治与文化机构,有的继续从事学术和文学活动,在金元之际中原文化的延续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汴京陷落后,元好问被蒙古军俘获,曾先后羁管于聊城、冠氏等河朔地区,前后近六年。因此,他被部分守旧遗民误解为攀附新朝,在孤苦漂泊中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心酸。他在写给友人李周卿的《别李周卿三首》中说:
不过最让元好问寒心的,或许不是敌人的刀剑,而是自己北渡前后,曾经极力向耶律楚材举荐、请求保护的那批金朝旧士人中,竟有两三人反过来参与对他的造谤。元好问没有点出这些人的姓名,只在《外家别业上梁文》的注文中留下了造谤者二三,亦书中枚举之类也这样一句话。
元好问做的第三件饱受争议的事情,是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以63岁高龄与张德辉一同北上觐见忽必烈,向他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尊号。随后,两人又请求忽必烈下令有关部门,继续执行历朝免除儒户兵赋的政策,忽必烈予以批准。元好问与张德辉给忽必烈戴上儒教大宗师的帽子,提高了儒生在元朝的政治地位,并试图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以儒治国。这件事在鲁迅《儒术》一文中也有提及:
这样的事情似曾相识。在1949年的南渡北归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知识分子身份转换与名节争议。当然,两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并不相同,但文人面对新旧政权更替时的处境,却有值得比较之处。例如在季羡林晚年接受蔡德贵采访时,曾经谈到郭沫若对李白、杜甫的不同评价:
从崔立碑事件到北渡后的求才上书,再到后来觐见忽必烈,元好问一生所面对的始终是这同一个难题:在王朝覆亡、性命难保之际,文人究竟如何保存自己的名节,又如何保存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化与人才?
他为自己辩白,也为那些在乱世中不得已而屈身的人辩白。然而,当他发现自己曾经努力保护的人中,竟也有人反过来诋毁自己时,这份悲愤便不再只是个人名誉的受损,而是对乱世中士人情义的一次深深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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