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25

翁万戈享年百岁，临终捐赠波士顿美术馆古物无数。他的曾叔祖翁同龢，字叔平，也是晚清著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只是传说之中，这位学富五车、嗜古成癖的帝师，也曾经打过眼。清徐珂《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翁叔平得伪瓷瓶》：

• 翁叔平嗜古成癖，生平搜罗金石、鼎彝之属甚富。柄政时，有贾人赍古瓶一具求售，翁视之，古色斑斓，而其质甚轻，疑是秦、汉以上物。问其值，索三千金，还以半数，不允，欲持去。翁把玩不释手，卒以二千金购得。大喜过望，亟为贮水养花，置酒邀宾，相与赏玩。酒数巡，一客起近瓶侧，谛视之，讶其渗漏，以手举之，应手断烂。客大骇，细辨瓶质，乃熏染硬纸而成者。众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弃之。

一个古色斑斓的瓷瓶，卖家索价三千金，翁同龢讨价还价，最后以两千金成交。买回来之后，先是大喜过望，拿来贮水养花，又摆酒请客共同赏玩。结果酒过数巡，瓶子漏水，一碰就碎，原来竟是熏染做旧的硬纸。这故事当然精彩。不过，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写完翁同龢，紧接着又讲了另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张文襄得伪瓷瓮》。只不过，这一次，上当的是晚清另一位大名人，香帅张之洞：

• 光绪中，张文襄以鄂督入觐，留京师，偶游琉璃厂，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流览。庭陈一巨瓮，为陶制者，形奇诡，色斑斓，映以玻璃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谓为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文襄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又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回，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仆从或以刀试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

故事换了主角，也换了器物。翁同龢买的是瓶，张之洞买的是瓮；翁同龢拿来养花，张之洞拿来养鱼；翁同龢的瓶子一碰就碎，张之洞的瓮经过一夜雷雨，身上的古文字全被雨水冲掉。可是，有一个细节却几乎原封不动：卖家索价三千金，买家还价，最后两千金成交。一个故事，还可以说是偶然。两个故事，而且主人都是晚清最有名的高官，情节又如此相似，就不能不让人有一点儿怀疑了。

徐珂对翁同龢并非全无敬意，他曾称赞翁同龢的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而已。翁同龢在书法上的地位，自不待言。至于瓷器鉴赏，是否真有故事中如此不堪，也许还有别的解释，甚至不排除政敌流言、京师传闻的可能。

更有意思的是，无论翁同龢还是张之洞，在后世留下的形象，都不是富可敌国的巨宦。《清史稿》称张之洞：

•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长期主持洋务，兴办实业，位高权重。翁同龢先后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晚年被逐出朝廷。后世谈起翁同龢，也多有清廉、家无余资之说。而《清史稿》对他的记载，则主要着眼于其政治经历与书法成就：

• 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

那么问题就来了。两位后来都以家无余财著称的清官，是否真能轻易拿出两千金，只为了买一件古董？当然，不能因为他们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就断定他们生前绝无两千金的购买能力。清代官员的俸禄、养廉、家产、借贷乃至幕友、家人代为周转，都可能使这个问题远比清官有没有钱复杂得多。但两个故事中，偏偏又出现了同样的价格：三千金索价，两千金成交。这就很难不让人追问：这究竟是两个独立发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晚清古董圈里流传下来的两则名人上当传奇？抑或根本就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

古玩行里最好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某件东西是真是假，而是谁被骗了。普通人买了一件假瓶子，最多叫交学费；翁同龢买了，便成了《翁叔平得伪瓷瓶》；张之洞买了，又成了《张文襄得伪瓷瓮》。东西是真是假，也许还可以考证；故事能流传下来，却首先因为被骗的人足够有名。

这样的故事，后来在张大千的真假字画中也屡见不鲜。

• 张大千称自己是石涛再生。据说画家陈半丁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也是张大千所画；他用假石涛换了石涛鉴定专家黄宾虹一幅真石涛。他伪造的梁楷《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叶恭绰等鉴赏家。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因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可张大千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十之七八都是我画的。

古玩行里最值钱的，有时候不是古董，而是故事。而故事中最值钱的，也未必是这东西是真的，而是这东西虽然是假的，可连翁同龢、张之洞、黄宾虹、陈半丁这样的名家都没有看出来。

至于翁同龢的两千金，到底买回来的是一只纸瓶，张之洞的两千金，到底买回来的是一个纸瓮，还是两则后来越传越圆的晚清段子，恐怕也值得我們再打一次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