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4-19

在台灣國家記憶博物館裡，有一幅匾額，是清末至日本大正初期台南州虎尾郡張廖三房一派產業興旺人丁昌盛的時期，由族中長老倡議設立祭祀公業，於昭和8年（1933）輿建家族祠堂追遠堂，值此祠堂落成之時，由裔孫廖玉麟所獻立的堂名匾。

台灣省雲林縣西螺、二侖、侖背三個鄉鎮，姓氏人口最多也頗有意思的當屬張廖家族一脈，張廖血脈即是指在世時為廖姓，去世時改為張姓，這個規定可以遠溯到福建漳州府詔安縣官陂的張廖族人。來到台灣拓墾的張廖族人，分支綿延，生齒繁多，對於原鄉源流和祖先祭祀非常重視，發展出大大小小不等的宗祠，有祭祀唐山祖廖元子公的二侖繼述堂、西螺崇遠堂，另有祭祀單一派下的小宗家廟，位於西螺廣興里的追遠堂，即是奉祀九世祖子成公為始祖的張廖三房祖廟。而在不遠處的西螺福田裡10鄰新厝22號，就是大名鼎鼎的西螺張廖家廟崇遠堂了：

西螺張廖家廟不以其建築出名，而以其人文出名。因為在這裡，上一個世紀，張廖家廟和祖墳地里都冒青煙，出了個西螺廖氏家族，滿門英烈。其中的廖文毅（1910-1987），為台獨第一人。1956年成了台灣共和國的開國大總統。並於1957年8月31日，已獨立的馬來亞政府邀請廖文毅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的身份，參加馬來亞政府的獨立慶典。

廖文毅的二哥廖文奎（1905-1952），是台灣第一個哲學家，他於1950年所提出的《福爾摩沙發言》（Formosa Speaks），奠基了戰後台灣獨立理論之萌芽，是台獨鼻祖和台灣民族主義思想的奠基者。

廖文毅的大哥廖溫仁 (1893-1936)，是西螺望族廖承丕（1871-1939）的長子，醫學博士。夫人蔡琇鸞（1905-1965）。廖溫仁任教於京都帝大，是非常博學而認真的學者，他習醫又熱愛史學，所以他長子取名史豪、次子取名史眼。他因研究中國醫學、歷史、文化，深知中國封建制度的遺毒，根本不可能有近代化的思想和改革，所以他拒絕被邀請至中國任職，他告訴妻子說：中國是無希望的，中國沒有用。因為封建制度的遺毒，完全看不到近代化的改革，對中國毫無幻想。而且價值觀完全不同，中國人視人如賊，不同家族不同系統的人，彼此不相信，所以中國人的政治根本是不能介入的。

• 有志於文史研究的廖溫仁，因父親之期待而讀醫學，順利畢業後即親赴上海與南京調查中國的醫學古籍，翌年（1922）重考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專攻中國醫學史，後來再考入京都帝大醫學研究所，以《東洋腳氣病研究》論文而獲得醫學博士。他從文而未曾棄醫，進而以其文史素養輔助醫學研究，於1932年完成《支那醫學史》巨著，為國際醫學界研究中國古代醫學不可或缺的經典。

蔡繡鸞（1905-1965），女，台中清水人，父蔡介明。13歲赴日就讀東洋英和女學校，18歲在京都嫁給廖溫仁，共育有2男5女。1936年廖溫仁病逝，她帶領子女回西螺廖家，在公公廖承丕去世後，1941年赴日本東京定居，戰後1946年再回台灣，寄住小叔廖文毅在台北的家。此時她與長子廖史豪，便時常與廖文毅談論台灣政治議題。1950年廖史豪因牽涉「台灣再解放聯盟」案件被捕，她四處找人試圖想辦法救出兒子，花了很多冤枉錢，但沒有成功。即使經歷這些，她還是熱心宣傳台獨理念，與廖史豪經常拜會有影響力的台灣菁英，試圖說服他們支持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62年1月27日廖蔡繡鸞和長子廖史豪同時被捕，時58歲。

• 二戰結束後，蔡繡鸞從日本返回台北居住，與其子廖史豪（1923-2011）一同支持廖溫仁三弟廖文毅的台獨運動，母子兩人因此在1950年先後遭到中華民國政府逮捕入獄，財產與住宅都遭沒收，廖史豪直到1958年才得以保外就醫。1962年，母子兩人再度被捕重判入獄，直到1965年廖文毅返台投降，在獄中重病的蔡繡鸞才得以保外就醫，不過她仍心繫台獨政治犯的安危。1965年7月2日，她因病逝世，結束她豪邁無懼的一生。

廖溫仁的兒子廖史豪1950年和1962年兩次被捕判刑，均和廖文毅相關。

• 1950年廖史豪第一次被捕，經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處無期徒刑，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1962年他和母親廖蔡繡鸞及其他共13人被捕。1965年經國防部（54）覆高審字第009號覆判，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處無期徒刑，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之。。。從羈押到判決拖很長的時間，又從死刑到特赦，是因為當局藉此案向廖文毅施壓，說服他解散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回台灣和政府合作，1965年5月廖文毅回台後，此案受刑人才得以陸續被特赦釋放。

這種犯上之舉，並非傳統意義上因生計所迫而爆發的農民起義，而是由受西方教育的民族精英所主導的一場政治革命。它所展示的，不僅是對舊秩序的反抗，更是一種試圖以民主與共和為藍本的制度性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