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23

都說文人相輕，但糾結於雞毛蒜皮。季羨林和錢鍾書同是清華校友，又同在歐洲留學，兩個人後來又都在社科院工作。可是幾無交集。他們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兩位頂尖學者，卻始終生活在彼此平行的精神世界裡。有人猜測，錢鍾書曾在《圍城》中用一個並不重要的人物董斜川映射季羨林：原因是董斜川推崇陳寅格的父親陳散原（陳三立），又帶有幾分傲氣，令人聯想到季羨林在《此情猶思》（哈爾濱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中對陳寅恪的推崇和對錢鍾書不指名的批評。

• 在中國，影響我最大的書是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寅恪先生考證不避瑣細，但絕不是為考證而考證，小中見大，其中往往含着極大的問題。比如，他考證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這個問題確極猥瑣，不登大雅之堂。無怪一個學者說：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風。在這個問題上，漢族與少數民族看法是不一樣的。寅恪先生從看似細微的問題入手探討民族問題和文化問題，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論堅實可靠。看來這位說那樣話的學者是根本不懂歷史的。

雖然這種說法並非只是後人的聯想，彼此能夠印證，卻仍不足以構成嚴格意義上的證明，因此只能視為一種值得注意的解釋，而非定論。學者謝詠曾在《錢鍾書看 徐志摩、郭沫若、陳寅恪》一文中披露說：

• 錢鍾書對陳寅恪的評價不高，主要是依據這樣一則史料：1978年，錢鍾書在意大利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曾批評過陳寅恪。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錢鍾書那段話是這樣的：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與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

因為季羨林自己曾說，真話不全說，才故弄玄虛，大智若愚，怨不得讀者們瞎猜。而在季羨林《口述》中，對“老錢”有如下的記載：

• 蔡德貴：錢鍾書在清華園已經很有名了嗎? 季羨林：這是我的印象，在清華時，我並不跟他講話，因為什麼呢?他就是裝模作樣，腦袋瓜是靈。那個上海那一帶的，腦袋瓜比北方的靈。可是也沒有，沒有他自己認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們在學校，不但沒有來往，也沒有講話。蔡德貴：《清華園日記》裡兩次提到老錢。你們沒有交往？季羨林：沒有交往。蔡德貴：聽說他無錫錢氏家族，家裡藏書很多。他出名出在黃色小說看了不少。開書單子，不用查，可以開出一頁紙來。季羨林：對。蔡德貴：後來他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您跟他來往也不多？季羨林：也不多。後來，我們不是一條路，他搞英文，我搞德文，走兩條路了。蔡德貴：有一段，中國社會科學院要請您去當副院長。季羨林：有一段。大概是胡喬木推薦的。後來沒有弄成。蔡德貴：您那時候不去？季羨林：也不是不去。反正有了錢鍾書，不能兩個啊，都上啊。說我當時有意拒絕，也不敢說。蔡德貴：沒有斷然拒絕?季羨林：嗯。

看網上2008年的一篇文章《錢鍾書與季羨林》，作者WULB。其中有下面這些文字：

• 在楊絳的《我們仨》。。。。後面有段話：我有些迷信，這個位置（指社科院副院長）是那個誣陷我們的人想要的，可是給一個不想當的人當了。世界上常有這樣的奇事。（大意如此）我們不由的猜想，這個人是誰呢？社科院那麼多學者教授，要猜對當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我們如果是有心人，還是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的。首先，這個人想當社科院副院長，想來應該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否則也不敢作此想。。。。首先，他是陳寅恪的高足，曾受他的提攜，也得到過胡適的賞識，在學界也是一響噹噹的人物；第二，他與錢鍾書是校友，錢前腳剛進清華大學，他後腳也邁進了清華大學，前後相差不到兩年，按常理來說他們應該認識；第三，這一點也很重要，在這個人的所有回憶文章里，也從來沒出現過錢鍾書夫婦。同是著名學者，同是清華校友，同在一個社科院裡，互相不通生氣，這未免太奇怪了吧。講到這裡，這個人可以呼之而出了。。。。這個人就是：季羨林。

結合上面季羨林《口述》當中對社科院副院長一職的在乎，後人的種種聯想，就不難理解了。讀者們據此結合其他線索，進行推測，就形成了多種解讀。其實楊絳在《我們仨》中提到社科院副院長人選與誣陷者的關係，也同樣故弄玄虛，沒有指明具體的對象。於是這一段文字，就被部分讀者與研究者賦予了更多的聯想空間。甚至連季羨林的學生張曼菱女士也說，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從學問到生活，都遠不如錢鍾書的成熟、理智、謀略，和善於成就與保全自己。在劉曉波看來，錢鍾書的孤傲與狂放，未必完全出於性情，也可能是一種經過選擇的處世方式，甚至是一種名人策略。

•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開會，有車來接。他沒頭沒腦地去了，沒料到喬木同志忽發奇想，要夏鼐、錢鍾書做社科院副院長、說是社科院學術氣氛不夠濃，要他們為社科院增添些兒學術氣氛。喬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談妥，對鍾書卻是突然襲擊。他說：你們兩位看我老同學面上……。 夏鼐同志已應允，鍾書着急說，他沒有時間。喬木同志說：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鍾書說：“我昨晚剛辭了文學所的顧問，人家會笑我辭小就大。喬木同志說：我擔保給你闢謠。鍾書沒什麼說的，只好看老同學面上不再推辭。回家苦着臉對我訴說，我也只好笑他這番捉將官里去也。我有個很奇怪的迷信，認為這是老天爺對誣陷鍾書的某人開個玩笑。這個職位是他想往的，卻叫一個絕不想做副院長的人當上了。世上常有這等奇事。。。。一年之後，他就向喬木同志提出辭職，說是尸位素餐，於心不安。喬木同志對我點着鍾書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辭職未獲批准。

再說季羨林和錢鍾書兩人對同時代作家沈從文的評價，季羨林對沈從文一直推崇備至，多次稱讚其聰明過人。這樣的評價，在季羨林談論同時代作家時並不多見。

• 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而在錢鍾書的中篇諷刺小說《貓》中，曹世昌這一人物，則長期被認為帶有沈從文的影子：

• 雖然名滿文壇，還忘不掉小時候沒好好進過學校，老覺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愛在作品裡給讀者以野蠻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兇猛，他過去的生活籠罩着神秘氣氛。假使他說的是老實話，那末他什麼事都幹過。他在本鄉落草做過土匪，後來又吃糧當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

錢鍾書和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常被後人並列比較，甚至不乏“瑜亮之論”。而在對特別賞識沈從文文學才能的徐志摩及其新詩的評價上，季羨林和錢鍾書也南轅北轍，相去甚遠。例如季羨林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 中國新詩人只有徐志摩試用metre。不過這在中國文是非常難的。不過無論難不難，中國詩總應當向這方面走。這是我所以對徐志摩有相當崇拜的，無論別人怎樣罵他。我覺得詩之所以動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樂成分。

但是謝詠認為，錢鍾書寫《圍城》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把自己的文藝見解和對人物的評價，借小說人物之口說出來，這是熟讀《圍城》者基本認同的一個看法。

• 在蘇文紈家，詩人董斜川和方鴻漸、蘇小姐談到近代的詩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廬山跟我們那位老世伯陳散原先生聊天，偶爾談起白話詩，老頭子居然看過一兩首新詩，他說還算徐志摩的詩有點意思，可是只相當於明初楊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憐了。這個細節取材於1935年錢鍾書在蘇州和陳衍的談話經歷，不過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圍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點諷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個評價性的判斷了，這也大體可以理解為錢鍾書對徐志摩的評價。

兩人對於文學價值的判斷標準本就不同，因此得出的結論南轅北轍並不奇怪。雖然季羨林也承認錢鍾書的成就，認為錢鍾書《管錐編》獲得國家圖書獎是實至名歸，卻不欣賞錢鍾書的做派。兩人的家庭出身、學術興趣、文學趣味與人格氣質，本來就相去甚遠，因此始終相互隔膜，彼此難以欣賞。與其說他們之間存在某種公開的對立，不如說他們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類型，一種更願意進入公共文化空間，與時代保持互動；一種則刻意退居書齋，儘量與公共事務保持距離。

• 後人往往喜歡把學者塑造成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士，仿佛凡是有學問的人都應當淡泊名利。然而知識分子終究也是現實中的人，同樣有好惡、有競爭、有聲望之爭，也有對職位與評價的在意。把他們完全神聖化，反而容易看不見真實的人性。

中國文化中一種耐人尋味的傳統，就是知識分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明彼此心知肚明，卻偏偏不肯把話說破；明明存有芥蒂，卻又維持着表面的平和。對此，楊絳沒有點名，季羨林沒有點名，錢鍾書更喜歡借小說人物曲折寄意。多年之後，讀者只能循着隻言片語反覆猜測，多方考證，所謂難得糊塗，就是揣着聰明當糊塗，把清醒藏在含蓄之中，把判斷留給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