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7-23
大收藏家张伯驹倾尽家财购藏、后来又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近现代以来,一直被视为隋代画家展子虔(约545 - 618年)唯一的传世真迹,也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和爱国捐献的象征。张伯驹本人因此被官方树立为爱国主义化私为公的典范,这幅作品更被赋予了超越艺术鉴赏之外的文化与政治意义。

直到今天,官方和主流美术史教材仍然沿用这一传统判断。例如人民网介绍《游春图》时写道:

然而,沈从文在1947年写的《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认为,这幅画固然年代久远、艺术价值极高,却并非隋代画家展子虔(约545—618年)的手笔。他并没有否定《游春图》的历史价值,而是否定了长期以来几乎无人质疑的作者归属。1947年的沈从文还只是北京大学教授,并未进入故宫或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当时无论故宫鉴定家还是收藏界名宿,几乎一致认定《游春图》就是展子虔真迹,沈从文却几乎以一己之力站到了所有权威意见的对立面。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提出这一观点,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文献、画法和实物长期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仅凭历代著录和传统说法,并不足以证明作品的作者;真正可靠的证据,应当来自作品本身所体现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征。这种重视实物、强调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后来也贯穿于他的文物研究之中。
事实证明,沈从文的质疑并非毫无根据。几十年来,关于《游春图》究竟是隋代展子虔真迹,还是唐代、五代摹本甚至更晚的作品,学术界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今天,不少美术史学者对传统的"展子虔唯一真迹"说法也持谨慎态度,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作者就是展子虔。虽然沈从文的具体断代和归属意见未必已成为学界共识,但他敢于挑战传统权威、坚持"让文物自己说话"的治学精神,却越来越受到后人的重视。
这也正是沈从文最令人敬佩之处。他一生极少迷信权威,无论是宋徽宗留下的题签,还是乾隆皇帝留下的题诗,都不足以成为最终的鉴定依据;无论面对流传千年的学术定论,还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收藏神话,只要证据不能令他信服,他便敢于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文物研究首先应当忠于事实,而不是忠于权威。历史上的任何结论,都应当接受新的文献、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比较研究不断检验,而不能因为流传已久便成为不可怀疑的教条。《游春图》的作者究竟是谁,也许今天仍然没有最后答案。但沈从文留下的,并不仅是一种鉴定意见,更是一种研究方法:面对任何流传已久的定论,都应回到文物本身,让证据说话,而不是让权威说话。
今天重读《读展子虔〈游春图〉》,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已经不是《游春图》究竟是不是展子虔真迹,而是一位后来以服饰史和文物研究闻名的文学家,在尚未成为文物专家之前,就已经展现出的那种"证据重于权威"的学术品格。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而言,这种精神或许比《游春图》究竟出自谁手,更值得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