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27

在季羡林晚年做《口述》的时候，似乎他不大愿意提吴宓。而《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我的老师们》却给予吴宓极高评价，这种反差颇耐人寻味。究竟是《口述》访谈取舍所致，还是季羡林有意淡化吴宓，已难确考。至少从现存文字来看，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二人后来发生过明显的个人嫌隙。相反，季羡林学生时代和吴宓交往颇多，晚年对吴宓的学术评价，也始终没有改变。

• 现在再介绍西洋文学系的老师，先介绍吴宓（字雨僧）教授。他是美国留学生，是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老师的学说。他反对白话文，更反对白话文学。他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学衡》杂志，文章一律是文言。他自己也用文言写诗，后来出版了《吴宓诗集》。在中国文坛上，他属于右倾保守集团，没有什么影响。他给我们讲授两门课：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在美国，他入的是比较文学系；在中国，他是提倡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文章却几乎不见。就以我为例，“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当时并没有形成。如果真有文章的话，他并不缺少发表的只是他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论述文章。在“英国浪漫诗人”这一堂课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让我们背诵那些浪漫诗人的诗句，有时候要背得很长很长。理论讲授我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在“中西诗之比较”这一堂课上，除了讲点儿西方的诗和中国的古诗之外，关于理论，我的回忆中也是一片空白。反之，最难忘的却是：他把自己一些新写成的旧诗也铅印成讲义，在堂上散发。他那有名的《空轩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到我们手中的。雨僧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他似乎爱过、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一个是毛彦文。他曾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零零零，三洲人士共惊闻。”隐含在三个零里面的人名，用押韵的方式呼之欲出。“三洲”指的是亚、欧、美。这虽是诗人的夸大，知道的人确实不少，这却是事实。他的《空轩诗》被学生在小报《清华周刊》上改写为打油诗，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第一首的头两句被译成了“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亚北”者，指一个姓欧阳公超先生的散文中写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回头仍然讲吴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这一门课。为这一门课我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忘记了，是师命或者自愿，我也忘记了。内容依稀记得是把陶渊明同一位英国浪漫诗人相比较，当然不会比出什么东西来的。我在最近几年颇在一些文章和谈话中，对比较文学的“无限可比性”有所指责。X和Y，任何两个诗人或其他作家都可以硬拉过来一比，有人称之为“拉郎配”，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焉知六十多年前自己就是一个“拉郎配”者或始作俑者。自己向天上吐的唾沫最终还是落到自己脸上，岂不尴尬也哉！然而这个事实我却无法否认。如果这样的文章也能算科学研究的“发轫”的话，我的发轫起点实在是很低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在西洋文学系教授群中，讲真有学问的，雨僧先生算是一个。

在后来的《我的老师们》一文中，他又对此总结说：

• 吴宓反对白话文，主编《学衡》。古貌古心，待人诚恳。在美国留学时，师事白璧德。讲授“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课。擅长旧诗，出版有《吴宓诗集》。我认为，他是西洋文学系中最有学问的教授。

再查季羡林的《清华日记》，有一段也是讲季羡林帮吴宓办大公报副刊的事，应该还是关系不错的说。可是日记中也说，他准备了两天（１９３２年８月３０－３１日），可是９月１－３号连续访了吴宓三次，三顾茅庐，都不得其门而入。

• 1932.8.30 听岷源说，吴雨僧先生有找我们帮他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意思，我冲动地很想试一试。据岷源说，从前浦江清、毕树棠、张荫麟等帮他办，每周一个meeting，讨论下周应登的东西，每人指定看几种外国文学杂〈志〉，把书评和消息译了出来，因为他这个副刊主要的就是要这种材料。想帮他办，第一是没有稿子，因为这刊物偏重Theory和叙述方面，不大喜欢创造。我想了半天，才想到从前译过一篇Runo Francke的《从Marlowe到Goethe浮士德传说之演变》，今天正是Goethe百年祭，所以便想拿它当敲门砖，请吴先生看一看。于是立刻找出来，立刻跑到图书馆，从破烂的架子里（正在粉刷西文部）钻过去，把German Classics第二本找出来，同译稿仔细对了一早晨。吃了饭就抄，一抄抄了一过午，六点半才抄完。给长之看了看，他说我的译文里面没虚字，我实在地怕虚字，尤其是口旁的，尤其是“哟”。1932.8.31 早晨起来仍继续抄Don Marquis，到图书馆查了《大英百科全书》Marquis的传，译了附在文后。Marquis是诗人，剧作家，而所写的东西总有幽默的色彩。即如这一篇，骂犹太人贪财，但是许多人何尝不这样。而且在这里面还能看出来，人们（是）对特有的一件事的沾执（长之说）。1932.9.1 晚饭后，访吴宓未遇。 1932.9.2 晚饭后，访吴宓未遇。晚饭后，访吴宓未遇。冒险叩门，约以明晚来访。1932.9.3  晚饭后访吴宓，已进城，共访彼三次矣。 晚整理东西，大汗。 听长之说，《大公报·现代思潮》，归张崧年接办，改称《世界思潮》，精彩已极，对张的发刊辞，大加捧。彼自今日起定《大公报》。 晚读《莫斯科印象记》。觉得苏俄真是天堂，但吾在中国洋八股先生手里，天堂是早不敢希望的，恐怕比地狱还……罢。（补记四日）1932.9.4 九点，约岷源访吴先生，在。从系里的功课谈《文学副刊》，我允许看London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并把稿子交给他。吴先生说话非常Frank，实在令人钦佩。据说，他也非常Whimsical & nervous。他屋挂着黄节写的“藤影荷声之馆”，实在确切。1932.10.10 过午读Medieval，文副稿子还没登出来，真急煞人也。访吴宓，只谈几句话。

然后在日记中说吴宓请客很小气，办事能力，也不是很强，像个怪物：

• 1932.10.14 晚上吴宓请客，居然不是一毛五的客饭，真也算稀有。他请客的意义，大约就是我们都帮他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其实我最近对文副也真有点反感呢。 在吴先生遇见盛成。真够个怪物，谈话极多，最奇怪的是面部表情。两倒［道］眉毛，一高一低，变化莫测，真可谓眉飞色舞了。1933.9.21 上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他看重旧诗，并且说要谈到什么人生问题，我想一定没多大意思的。1934.1.1 前天听说《大公报》致函吴宓，说下年停办《文学副刊》，还真岂有此理。虽然我是文副一分子，但我始终认为文副不成东西。到现在，话又说回来，虽然我认为文副不成东西，大公报馆也不应这样办，这真是商人。 一天忙着作李后主年谱和传略，对付吴宓也。1934.1.4 从上星期六就听说（今天星期四）大公文副被cut了。今晨吴宓上堂，果然大发牢骚。说大，其实并没多大，只不过发了一点而已。 晚上去找他，意思是想安慰他一下，并且把作成的李后主年谱带给他。1934.2.8 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发还，居然给我I，真浑天下之大蛋！我的paper实在值，但有比我还坏的，也竟然拿E拿S。一晚上心里不痛快，我觉得是个侮辱。

尽管如此，不是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季羡林看来，吴宓和北大的朱光潜比起来，还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 朱孟实（光潜）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当时他才从欧洲学成归来。他讲“文艺心理学”，其实也就是美学。他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没有出版，也没有讲义。他只是口讲，我们笔记。孟实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还似乎有点儿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他显然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在外国把老子或庄子写成论文让洋人吓了一跳，回国后却偏又讲康德、黑格尔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他讲的许多理论，我终生难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真理，不能更动。

如果说吴宓更多代表了一位学者，那么朱光潜则代表了一位真正能够启迪学生的教师。季羡林晚年的回忆，也正是在这两种标准之间，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评价。

总而言之，季羡林始终尊敬吴宓，把他视为西洋文学系"最有学问"的教授，但这种尊敬更多属于学者之间的敬重，而不是对其学术方法的完全认同。随着自己治学日深，他不仅反思吴宓所倡导的某些比较文学方法，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判断。相较之下，真正影响他一生的，却是朱光潜的课堂。吴宓给予他的，是比较文学的启蒙；朱光潜给予他的，则是一种贯通中西、能够引东证西，引西证东的学术境界。前者代表了他的学术起点，后者则更接近他终生追求的学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