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1

话说在《鲁迅全集》中有这么一篇文章，名叫《儒术》，是从金朝大儒元好问元遗山（1190—1257）的一桩疑案说起，批评文人如何在权势面前运用所谓儒术，求得实际儒效的：

• 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席注：鲁迅原文如此，应为汴京）；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这篇文章之所以特殊和重要，是因为它是197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批孔反儒文辑》中十四篇重点文章之一。它与梁效的文章一起，成为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借鲁迅之名批判儒家的重要出版物。

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首都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煽风点火

（参见高伐林：《中国哲学泰斗的重大政治污点》）

至于这本文辑是否也是梁效成员或梁效顾问组的作品之一，书中并无交代，我们也不能瞎说。

这篇文章还特意扯出来另外一个大儒，王若虚王从之（1174 - 1243）来。话说元好问和王若虚是好朋友并同朝为官，等王若虚去世的时候，元好问写了《內翰王公墓表》，对王若虚推崇备至，特意提到了这一件事：

• 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槁城人。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小獻諂，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為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構，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間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

而对着一件事记述得更详细的，是另外的一位时为布衣的当事人刘祁（1203 - 1250）写的《归潜志》卷十二《録崔立碑事》.刘祁的记载，把元好问和王若虚在这件事中的另一面揭示了出来：他们不仅试图把撰碑的名义推给后辈士人，最后元好问还亲自写了碑文的序言。

• 崔立旣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邪？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齎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卽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卽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葢以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余于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旣入，卽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旣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作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以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予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予知其事無可柰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卽于燭前焚其稾。遲明，予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

刘祁在文章末尾还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是迫于崔立的淫威，又要顾及老祖母和老母亲，才不得不参与撰碑；碑文也是众人共同完成，并非他一人所作。他同时指出，元好问等人既怕得罪崔立，又想把撰碑的名声推给布衣士人。

• 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志少年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于是就很容易明白，如果文革时候的中国副总理纪登奎夫人王纯的回忆属实，那么文革后期邓小平和纪登奎，为什么闹翻了：

• 在问及邓小平与纪登奎关系时，王纯很激动，说老纪寿命就是因此大减。当年江青对老纪不满，说纪是投降派，投靠了邓，而邓对纪也不够意思。起因是主席一九七五年想考察邓小平，让邓小平写个对文革肯定的文献，邓内心不想写，又想蒙混过关，所以与老纪商量，说他不了解文革全过程，提出让纪代写，署上邓的名，纪当时没多想就随口答应了。老纪回家跟我说起此事，我认为不妥，这不是欺骗主席吗？主席知道后不好办。刚巧纪忙了一段事，没来及和老邓说，老邓却要稿子，纪对老邓说由他代写稿不合适，主席知道后对我们都不好。邓听后勃然大怒，说纪滑头，气冲冲的走了，后来主席向邓要文献，邓只好借口拒绝了，主席至此知道了邓对文革的态度，很不高兴。邓小平这个人心胸狭窄，从此忌恨老纪，在工作上也不再和老纪配合了，后来干脆逼纪辞职。

也更容易明白为什么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写作班子取名梁效，而不直接叫两校了。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

（参见高伐林《中国哲学泰斗的重大政治污点》）

原来，这种借用历史典故、以儒术求儒效的做法，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并非文革时期的发明。鲁迅写下《儒术》时，或许未曾想到，四十年后，历史竟然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演了，是现代版的推背图和借古讽今的预言。

• 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這說得很透徹：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鲁迅：《儒术》，《且介亭杂文》，193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