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清华园日记》：

1932.10.13 听胡适之先生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讲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说中国文明是唯物的，不能胜过物质环境，西洋是精神的，能胜过物质环境。普通所谓西洋物质东洋精神是错的。西洋文明侵入中国，有的部分接受了，有的不接受，是部分的冲突。我们虽享受西洋文明，但总觉得我们背后有所谓精神文明可以自傲，譬如最近班禅主持轮金刚法会，就是这种意思的表现。Better is the enemy of good。我们觉着我们good enough，岂是［其实］并不。说话态度声音都好。不过，也许为时间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

当年共产党方面做了大量争取胡适的工作，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他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的反应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他们要我吗？”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冷笑：“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不管怎样，胡适是铁了心要走，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的眼光就是这样的老辣独到，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不想走，表示留在亲戚家，一生服膺自由的胡适同意了。没想到从此成了永诀，后来年仅36岁的胡思杜惨死于反右运动中。

钱穆本来不在国民党的“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在他的眼里，即将上演的政权更迭大戏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西方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上海的老师吕思勉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我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既非共产党员，也未加入国民党。他倡导独立思考与“好人政治”，但在具体政治抉择上，他对两党都有过深刻的批判、妥协与策略考量。1948年12月，他离开大陆前往台湾。1949年4月，胡适知道国共两党已永远都不再有合谈的可能了，黯然神伤的他选择了远赴美国！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此前一直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因为和父亲胡适从小就聚少离多，再加上整日沉迷于在图书馆里面看小说，所以当胡适选择要前往美国的时候，胡思杜选择了留下来。1951年，“胡适批判之风”到来，在社会舆论的打压下，胡思杜不得不在官媒上刊登辱骂父亲的言论，此后所有的人都远离胡思杜，胡思杜，不仅无法结婚，连朋友都交不到！在之后的1954-1955年，又掀起过一次对胡适“批判”的高潮！1957年，因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他又被官媒《人民日报》公开拿来批评了，《人民日报》还提溜着他辱骂过他父亲这件事不放（旧事反复重提）。），因多次遭遇，再次遭遇，反复遭遇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胡思杜选择了赶紧上吊自杀！

1962年，胡适因心肌梗塞去世（胡适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胡思杜已经在1957年就去世了！）1980年，胡思杜被平反（过去针对胡思杜的所有的批判，包括官媒的批判，都是错的！他只是单纯的成为了当时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政治目的下的牺牲品）。

人若无欲品自高，就这一点而言，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少数能够做到立场前后一贯、个人得失不足以改变其基本原则的人物。

是的，1+1=3。人人都是狼，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是施害者，概莫能外。

中共超越秦制和斯大林体制的其中一点，就是逼迫上下人人害人，不害人者，很容易成为被害的优先候选。

季羡林《牛棚杂忆》的文笔，还是一流的。不管别人怎么说，能留下这么一篇文字，也是功莫大焉的了：

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是的，在极端政治环境下，能够始终保持完全独立人格的人极少；而能够守住不主动害人的底线，已经相当难得了。

文革中挨整的人很多，并不都是完人。一个人是否受迫害，与他此前是否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并不能简单画等号。

至于所谓“独立人格”，放到那个时代看，也不能脱离历史环境。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过关，都不同程度参与过体制内工作。钱锺书参与《毛泽东选集》英译，季羡林在文革前后都写过政治表态文章，陈寅恪接受新政权安排的学术职位。如果以绝对标准衡量，恐怕很难找到哪怕一个完全无可挑剔的人。

在那样的年代，不主动害人未必算高尚，但主动害人一定应当受到谴责。评价一个知识分子，与其苛求其是否达到圣人的标准，不如先看他有没有守住做人的底线。

》》所谓大师，要有独立人格。在大陆这环境，基本上没有可能。

与季羡林相对的是,1950年到1953年，钱锺书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著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

1960年，钱锺书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

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自杀。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9%8C%A2%E9%8D%BE%E6%9B%B8

虽然为主席的英文工作有点为虎作伥，但未听说过有主动害人。

陈寅恪也是。

民国流落在祖国的人文大师，无论是左或中，在我党发动的层面的运动中，未主动害人的，真是凤毛麟角。

翁文灏的命运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想胡适留下来的结局吗？翁文灏留在大陆的长子被批斗致死了。胡适那个没有走的儿子胡思杜也是跳楼自杀，其它我们还说什么呢？看来还是胡适这个人对历史有眼光，有判断力。

其实，提到胡适，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灏。大陆易手之后，翁文灏从欧洲回国，做出和胡适不同的选择，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项，就把你给拿捏的死死的。谢咏曾经撰文说：

从翁文灏后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国时实在是无所适从，当时他的许多老朋友如邵力子、孙越琦、卢郁文、吴景超、黄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为了让他所写的坦白书能过了关，他们把自己刚刚在新时代学会的那一套东西都告诉了翁文灏，吴景超就对他说过，“吴因盼多加事实，如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期能有教育意义”。他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痛苦之后，才回到了他的家中。翁文灏在日记中说：“三月二十日 在北京饭店一零七号见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战犯，也许罪状较轻，究竟有罪，必须认识。总理允许返国，意在立功赎罪，盼告美蒋沟结情形。”（《从翁文灏日记看撰写坦白书的痛苦过程》，台湾《传记文学》36卷4期36页）。

然后他就一直被冷冻起来，虽然做过几届政协委员，但基本上只能译书和做一点学术研究，因了周恩来的保护，翁文灏在文革当中虽然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相对不算严重。1971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

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季是胡乔木的同学，文革和反右基本上没受什么冲击。相反52年院系调整，北大东语系收编了全国很多院校的人马，算是既得利益者。所谓大师，要有独立人格。在大陆这环境，基本上没有可能。

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授。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反右运动，批判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参加周培源主导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列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AD%A3%E7%BE%A1%E6%9E%97

我靠，我党左狗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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