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清華園日記》：

1932.10.13 聽胡適之先生演講。這還是第一次見胡先生。講題是文化衝突的問題。說中國文明是唯物的，不能勝過物質環境，西洋是精神的，能勝過物質環境。普通所謂西洋物質東洋精神是錯的。西洋文明侵入中國，有的部分接受了，有的不接受，是部分的衝突。我們雖享受西洋文明，但總覺得我們背後有所謂精神文明可以自傲，譬如最近班禪主持輪金剛法會，就是這種意思的表現。Better is the enemy of good。我們覺着我們good enough，豈是［其實］並不。說話態度聲音都好。不過，也許為時間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東西，而無系統。我總覺得胡先生（大不敬！）淺薄，無論讀他的文字，聽他的說話。但是，他的眼光遠大，常站在時代前面我是承認的。我們看西洋，領導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這樣罷。

當年共產黨方面做了大量爭取胡適的工作，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明確宣布：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他擔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的反應異常平靜，只微笑着說：“他們要我嗎？”還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的，毛澤東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冷笑：“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不管怎樣，胡適是鐵了心要走，臨走時贈給北大同仁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胡適的眼光就是這樣的老辣獨到，可他的小兒子胡思杜不想走，表示留在親戚家，一生服膺自由的胡適同意了。沒想到從此成了永訣，後來年僅36歲的胡思杜慘死於反右運動中。

錢穆本來不在國民黨的“搶救”之列，卻執意要走。在他的眼裡，即將上演的政權更迭大戲不僅有“亡國”的問題，更有“亡天下”的意味，西方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他信仰的民族文化衝突頗多，他不可能轉變立場“改造思想”。在上海的老師呂思勉勸錢穆留下來教書，錢穆坦言，我若留下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新洗面重新做人，這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管窺和主張有所不同，他是萬萬做不到的。

胡適一生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終其一生未加入任何黨派，既非共產黨員，也未加入國民黨。他倡導獨立思考與“好人政治”，但在具體政治抉擇上，他對兩黨都有過深刻的批判、妥協與策略考量。1948年12月，他離開大陸前往台灣。1949年4月，胡適知道國共兩黨已永遠都不再有合談的可能了，黯然神傷的他選擇了遠赴美國！

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此前一直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因為和父親胡適從小就聚少離多，再加上整日沉迷於在圖書館裡面看小說，所以當胡適選擇要前往美國的時候，胡思杜選擇了留下來。1951年，“胡適批判之風”到來，在社會輿論的打壓下，胡思杜不得不在官媒上刊登辱罵父親的言論，此後所有的人都遠離胡思杜，胡思杜，不僅無法結婚，連朋友都交不到！在之後的1954-1955年，又掀起過一次對胡適“批判”的高潮！1957年，因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他又被官媒《人民日報》公開拿來批評了，《人民日報》還提溜着他辱罵過他父親這件事不放（舊事反覆重提）。），因多次遭遇，再次遭遇，反覆遭遇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胡思杜選擇了趕緊上吊自殺！

1962年，胡適因心肌梗塞去世（胡適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胡思杜已經在1957年就去世了！）1980年，胡思杜被平反（過去針對胡思杜的所有的批判，包括官媒的批判，都是錯的！他只是單純的成為了當時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政治目的下的犧牲品）。

人若無欲品自高，就這一點而言，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極少數能夠做到立場前後一貫、個人得失不足以改變其基本原則的人物。

是的，1+1=3。人人都是狼，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是施害者，概莫能外。

中共超越秦制和斯大林體制的其中一點，就是逼迫上下人人害人，不害人者，很容易成為被害的優先候選。

季羨林《牛棚雜憶》的文筆，還是一流的。不管別人怎麼說，能留下這麼一篇文字，也是功莫大焉的了：

十年浩劫一過，天日重明；但是，人們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濃或淡的痕跡，稍不留意，就會顯露出來。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對立面，批鬥過我，誣衊過我，審訊過我，踢打過我。他們中的許多人好像有點愧悔之意。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塗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裡面藏着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後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後打擊報復。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號入座，易如反掌。懷着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麼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

是的，在極端政治環境下，能夠始終保持完全獨立人格的人極少；而能夠守住不主動害人的底線，已經相當難得了。

文革中挨整的人很多，並不都是完人。一個人是否受迫害，與他此前是否說過錯話、做過錯事，並不能簡單畫等號。

至於所謂“獨立人格”，放到那個時代看，也不能脫離歷史環境。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過關，都不同程度參與過體制內工作。錢鍾書參與《毛澤東選集》英譯，季羨林在文革前後都寫過政治表態文章，陳寅恪接受新政權安排的學術職位。如果以絕對標準衡量，恐怕很難找到哪怕一個完全無可挑剔的人。

在那樣的年代，不主動害人未必算高尚，但主動害人一定應當受到譴責。評價一個知識分子，與其苛求其是否達到聖人的標準，不如先看他有沒有守住做人的底線。

》》所謂大師，要有獨立人格。在大陸這環境，基本上沒有可能。

與季羨林相對的是,1950年到1953年，錢鍾書擔任《毛澤東選集》1-3卷英譯委員會委員，花費了大量精力翻譯毛澤東著作，幾乎沒有發表文章.

1960年，錢鍾書又參加了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工作。

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運動中被逼自殺。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9%8C%A2%E9%8D%BE%E6%9B%B8

雖然為主席的英文工作有點為虎作倀，但未聽說過有主動害人。

陳寅恪也是。

民國流落在祖國的人文大師，無論是左或中，在我黨發動的層面的運動中，未主動害人的，真是鳳毛麟角。

翁文灝的命運是這樣，我們還可以想胡適留下來的結局嗎？翁文灝留在大陸的長子被批鬥致死了。胡適那個沒有走的兒子胡思杜也是跳樓自殺，其它我們還說什麼呢？看來還是胡適這個人對歷史有眼光，有判斷力。

其實，提到胡適，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灝。大陸易手之後，翁文灝從歐洲回國，做出和胡適不同的選擇，可以說是苦不堪言，僅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這一項，就把你給拿捏的死死的。謝詠曾經撰文說：

從翁文灝後來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國時實在是無所適從，當時他的許多老朋友如邵力子、孫越琦、盧郁文、吳景超、黃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為了讓他所寫的坦白書能過了關，他們把自己剛剛在新時代學會的那一套東西都告訴了翁文灝，吳景超就對他說過，“吳因盼多加事實，如官僚資本、特務押人、美帝行動等，期能有教育意義”。他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中，在經歷了近五個月的痛苦之後，才回到了他的家中。翁文灝在日記中說：“三月二十日 在北京飯店一零七號見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戰犯，也許罪狀較輕，究竟有罪，必須認識。總理允許返國，意在立功贖罪，盼告美蔣溝結情形。”（《從翁文灝日記看撰寫坦白書的痛苦過程》，台灣《傳記文學》36卷4期36頁）。

然後他就一直被冷凍起來，雖然做過幾屆政協委員，但基本上只能譯書和做一點學術研究，因了周恩來的保護，翁文灝在文革當中雖然也受到了一些衝擊，但相對不算嚴重。1971年他在北京去世。終年82歲。

山中沒老虎，猴子稱大王。季是胡喬木的同學，文革和反右基本上沒受什麼衝擊。相反52年院系調整，北大東語系收編了全國很多院校的人馬，算是既得利益者。所謂大師，要有獨立人格。在大陸這環境，基本上沒有可能。

1946年回國，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任教授。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反右運動，批判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參加周培源主導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反對聶元梓派，在政治鬥爭中失利，被列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AD%A3%E7%BE%A1%E6%9E%97

我靠，我黨左狗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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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黨前三十年的文人

2020-10-29

我黨是部絞肉機

構陷踩人立功易

左派粉飾我黨史

左右為難心太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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