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19 在流傳甚廣的“京城四大無恥”名單中,老舍的名字常與郭沫若、馮友蘭、臧克家並列。然而與其他幾位相比,老舍是其中最特殊、也最難被簡單評價的一位。原因並不複雜:郭沫若、馮友蘭等人在此後數十年的政治風浪中持續活躍,留下了大量言論與著述;而老舍則於1966年夏去世,生命定格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正因如此,當後人回望這一名單時,老舍往往成為其中最具爭議的一位。 從歷史背景來看,老舍被列入這一名單,並非毫無緣由。新中國成立後,他積極參與國家文化建設,先後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務,也創作過不少反映新時代生活的作品。在當時的文化體制中,他無疑屬於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晚年曾自稱是歌德派(即只唱讚歌、不說批評的話),並承認自己性格較為溫和,缺乏與環境激烈對抗的傾向。如今回頭看去,這種自我定位既帶有自嘲意味,也隱約透露出他對自身處境的某種認知。在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老舍積極參與了對部分知識分子的公開批判。在1957年,老舍和梅蘭芳曾撰文批判吳祖光。此後吳祖光被劃為右派,長期受到衝擊。對於一些持激烈批評立場的人來說,僅此一點便足以構成指責的理由。在他們看來,凡是進入體制、參與體制、讚美體制的知識分子,都應當為後來的歷史承擔責任。因此,老舍與郭沫若等人被一併列入某種批判性的名單,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如果仔細比較幾人的經歷,便會發現其中存在明顯差異。 郭沫若最常受到批評的,是其不斷調整自身立場與表述方式。無論這種批評是否公允,至少在許多人看來,他身上存在較為明顯的順應時代風向的特徵。馮友蘭也常被置於類似的討論之中。從《貞元六書》到後來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其哲學體系與表達方式都曾隨着時代環境發生調整。而老舍的問題卻並不在這裡。即便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選擇,也很難像批評郭沫若那樣,指責其頻繁轉換立場。這也正是老舍最複雜之處。他既曾參與對他人的政治批判,又最終成為政治批判的對象;既是體制的受益者,也是體制的犧牲者。更重要的是,老舍最終的命運,也使得他與名單中的其他人產生了根本區別。據部分當事人及後來回憶資料記載: 如果這一回憶屬實,那麼老舍在生命最後時刻所說的筆代二字,尤其耐人尋味。一個曾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在遭受批鬥時,卻否認自己是作家,而將自己定義為筆代。這種巨大的身份反差,本身便構成了一種時代悲劇。無論這是一時求生的辯解,還是長期政治環境塑造下形成的自我認知,都折射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複雜處境。 在許多人的想象中,只要不斷調整立場、修正表述、順應環境,便能夠獲得安全。然而歷史並非總是如此運轉。當政治運動進入高度激烈的階段時,個人過去的貢獻、聲望乃至忠誠,都未必能夠構成真正的保障。 此前談到郭沫若與馮友蘭時,季羨林曾引用“高壓之下,如果不改變自己的立場,生命可能都有危險”這樣的話來解釋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而在談到老舍之死的時候,季羨林總是唏噓再三,感慨萬千,說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但老舍的經歷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即使已經做出過種種適應,也未必能夠避免悲劇性的結局。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京城四大無恥”的名單中,老舍或許恰恰是最不適合被簡單歸類的一位。 無論讚揚還是批判,無論認同還是反對,若僅僅停留在道德標籤層面,恐怕都難以真正理解他的處境。與其將老舍視為某種標籤的對象,不如將其視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命運複雜性的一個縮影。或許也正因為如此,京城四大無恥這樣的標籤,放在老捨身上反而顯得格外侷促。
不過透過老舍的經歷,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作家的個人選擇,更看到一個時代如何塑造、利用、改造,並最終吞沒知識分子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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