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9 2025年，周履锵去世，享年98岁。许多人感叹：中国托派最后一代老人，又少了一位。类似的话，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1998年郑超麟去世时，人们这样说过；2002年王凡西去世时，人们这样说过；2016年陆梦衣去世时，人们也这样说过。仿佛每送走一个老人，都会有人寻找新的最后一个托派。
然而如果把时间拉长，会发现中国托派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不断告别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起点，几乎可以追溯到刘仁静（1902-1987）。 刘仁静算是中共最早的一代革命者，与毛泽东、董必武等人同列。后来他赴莫斯科留学，接触到列夫·托洛茨基的思想。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内部出现严重路线危机，刘仁静逐渐转向托派阵营，与陈独秀、彭述之一起成为中国托派的重要领导人。相比理论家郑超麟、王凡西，刘仁静更像一个职业革命家。他长期从事组织活动、联络国际托派。1930年代甚至曾秘密前往欧洲，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接触。在中国托派历史上，这是极少数人拥有的经历。因此在托派内部，他的国际声望其实相当高。 刘仁静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后半生的转变。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基本瓦解：郑超麟长期入狱，王凡西流亡海外，严灵峰转入国民党阵营，而刘仁静则选择留在大陆。后来他不断向官方靠拢，希望恢复政治身份。在许多老托派眼里，这几乎是一种背叛。尤其是郑超麟、王凡西等人，对刘仁静的评价一直比较复杂。 1980年代以后，刘仁静逐渐成为一种特殊存在。他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是中国托派领袖；既被中共开除党籍，也被托派中央开除组织。这样的经历，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几乎独一无二。晚年的他经常接受采访，回忆早年革命经历。对于研究中共党史、托派史的人来说，他是极其珍贵的活档案。 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年仅十九岁的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代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位青年后来会成为中国托派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更不会想到他的一生将横跨中共建党、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四个时代。晚年刘仁静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 和刘仁静不同的是，1927年，周履锵才出生。而等到周履锵接触托派思想时，已经是1940年代后期。那时，中国托派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郑超麟、尹宽、陈碧云等人，早已成名。相比之下，周履锵只是一个年轻成员。按照托派内部的辈分，他属于典型的小字辈。但历史有时并不按照资历决定谁更重要。许多领袖人物虽然影响巨大，却未必能把记忆保存下来；而一些原本不起眼的人，却因为活得更久，最终成为整个时代的见证者，周履锵正是这样的人。 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事实上已经失去公开活动空间。组织瓦解，成员四散。有人被捕。有人流亡。有人退隐。有人改换门庭。托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不再具备影响现实的能力。但对于许多老成员来说，历史并没有结束。郑超麟在监狱与软禁中度过漫长岁月；王凡西在海外坚持写作；严灵峰转向台湾学术界；陆梦衣晚年淡出公众视野。而周履锵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出版。 革命未必能够成功，但出版保存下来的文字却往往能够流传得更久。周履锵后来长期从事出版与文献整理工作，相比青年时代的政治活动，他后半生更重要的身份，反而是托派历史文献的保存者和整理者。然而他的出版事业有一个特殊之处：始终保存着对托派历史的关注。许多已经绝版的托派著作、回忆录和历史资料，能够重新面世，与他的努力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说，他完成了一项比革命更现实的工作：保存历史。革命者希望改变未来。出版人则负责保存过去。前者未必成功。后者却往往更加长久。从参与者到守墓人，中国托派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最终留下的财富，不是组织，而是文字。 中国共产党留下的是党史，中国托派留下的则是回忆录：郑超麟留下了《郑超麟回忆录》；彭述之有《彭述之回忆录》；王凡西留下《双山回忆录》；陆梦衣留下个人著述。而周履锵则像一位整理遗产的人。当越来越多老托派离世之后，他逐渐承担起保存历史记忆的角色。这让他在人生后半程获得了一种特殊身份：不再是革命参与者，而是革命遗产的保管人。 周履锵这一代人与陈独秀、彭述之不同。他们已经无缘改变历史，却有机会保存历史。正因为如此，中国托派最后留下来的代表人物，不再是革命家，而是出版人。这个变化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托派从政治运动向历史记忆的转化。从政治意义上说，周履锵并不是中国托派最重要的人物。论理论贡献，不如郑超麟。论组织地位，不如彭述之。论历史资格，不如刘仁静。论文学才能，不如王凡西。然而到了最后，人们却会越来越频繁地提起他的名字。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活成了一座桥梁，一端连接着1920年代的陈独秀、彭述之。另一端连接着21世纪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后人。正如许多历史人物需要通过史书才能被后人认识一样，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这些人的另一面，也需要通过周履锵等人保存下来的文献才能重新被看见。 中国托派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实际上早已结束。它没有赢得政权，也没有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它并没有彻底消失。因为还有人记录它、出版它、研究它、回忆它。周履锵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这种转变。年轻时，他想参与历史。晚年时，他选择保存历史。因此，“最后一个托派”这顶帽子未必准确。如果一定要给周履锵一个更合适的称呼，那么他或许不是最后一个托派，而是中国托派历史最后一位守墓人。当他离世之后，一个世纪前那场关于革命、理想与失败的争论，并未真正结束。只是越来越多地从街头转入书页，从政治转入历史。 中国的托派从刘仁静到周履锵，走过了百年历程。前者参加中共一大时，共产党尚未取得政权；后者去世时，共产党已执政七十余年。托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早已退出历史。但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却依然存在于档案馆、旧报刊和回忆录中。或许所谓最后一个托派，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 当刘仁静、郑超麟、王凡西、陆梦衣、周履锵这些名字被后人反复提起时，他们已经不再只是托派人物，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中另一条支流的见证者。政治上的胜负早已尘埃落定。留下来的，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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