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14

中国历来并不缺少批评别人的声音，却相对缺少能够把批评的目光转向自身、转向社会机制的深刻反思。即便有所反思，也往往停留在受害者层面，而较少进入施害者层面；停留在个体记忆层面，而较少上升为制度性、社会性的集体记忆。季羡林1998年在他六年前写好的《牛棚杂忆》的序言中说：

•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季羡林并非一直站在历史之外观察历史，但他晚年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开始反思这一切。他一方面呼吁受害者和他一样，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个近乎不切实际的期待：希望当年的造反派、批斗者、打人者，勇于解剖自己，也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因为在他看来，仅有受害者的叙述是不够的。

• 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这里的算账，并不是简单的报复，更不是秋后算账，而是历史意义上的反思。季羡林特别强调：算的话呢，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算，目的不是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让年轻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知道什么叫做被意识形态裹挟，什么叫做人被当成工具，什么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的尊严。他晚年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苦难被遗忘，而是整个民族对苦难失去了记忆。

季羡林口述第六十，也说国人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是一样的意思：

• 季羡林：。。。回憶這個事情啊，我覺得意義很大，就是，那時候，根本拿人，不把人當人看，這個賬到今天還沒有算，我自己以為啊，還得要算一算。要不算的話，這些年輕人哪，不懂了。算的話呢，不是消極的，是積極的算，讓年輕人懂，知道什麼叫作階級鬥爭。加引號的階級鬥爭，這一課我覺得還得補。我有時候覺得，中國人民哪，小事清楚，大事糊塗。這樣的大事，現在年輕人哪，都忘記了，都不知道了，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是個損失。應該抓住這麼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告訴年輕人，中國人民有這麼一個階段。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沒有人敢否認，也有不偉大的地方。不能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而且今天忘記了。

关于江青和康生在文革当中的作用，季羡林在口述第五十八有更多的回忆：

• 蔡德貴：聽說遲群是康生的親戚。江青、康生還把您的書畫拿去一些。季羡林：就是有一個內部展覽，四人幫垮台以後，江青、康生，等等，不光是我的，北京圖書館的，都拿去，蓋上自己的圖章。蔡德貴：您見過康生的書法嗎？季羡林：沒有見過，康生有什麼書法呢？蔡德貴：現在公布的材料，說康生書、畫都不錯。他自己最看不起齊白石，所以給自己起名叫魯赤水。他的書法據說像奸臣蔡京、嚴嵩等人的，很有功夫的。季羡林：康生後來怎麼處理的？蔡德貴：他死的時候，四人幫還沒有倒台。後來被移出八寶山了。江青被審判的時候，說自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啊！這話您聽說過嗎？季羡林：聽說過。這話沒有錯啊！當時江青啊，到延安的目的，就是釣魚。而且這個魚呢，婦女去釣，一釣准上鉤。後來這個江青怎麼出面的？這個毛知道，江青這個人不是個什麼好東西，就是硬壓她，不讓她出頭露面。出頭露面，是調查誰呢？去調查武訓。武訓這個人，我始終，我當時不了解，憤憤不平。演《武訓傳》的那個趙丹，他臨死還耿耿於懷。蔡德貴：您對武訓一直評價很高的。季羡林：評價很高。蔡德貴：您看過張默生寫的《武訓傳》嗎？季羡林：我知道，張默生，我當過他的學生。他寫過《王大牛傳》，王大牛就是王祝晨。蔡德貴：張默生是被迫害死的。季羡林：哦。蔡德貴：張默生給您上過課嗎？季羡林：這個沒有。我念書的時候，是一師附小。蔡德貴：現在歸實驗小學了。季羡林：嗯。蔡德貴：江青調查武訓，接著就是批判《武訓傳》了。季羡林：那時候是這樣子，先在西四西大街路南的電影局，有一次邀請去看電影，就是外邊還沒有公演的，一個《早春二月》，一個《武訓傳》。座談的時候，我有事走了。當時對這兩個電影，我都是捧的。第二天在報紙上一看，目的不是讓你捧，是釣魚的。捧了以後，你捧了以後，再整你。我因為有事走了。當時我走運哪，座談的時候我走了。

中国对于文革的处理，完成了政治责任的归结，却没有完成社会心理的反思。四人帮受到了审判，冤案得到了平反，政治责任在相当程度上被归结到少数领导人物身上；但对于整个社会为何会卷入这场运动，却缺乏同等深度的讨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其中？为什么许多原本善良、正常的人，会在特定环境下变成施害者？为什么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工人乃至普通群众，都可能卷入同一场集体狂热？并且真正值得后人警惕的，往往并不是毛泽东、江青、康生等少数站在权力顶端的人物，而是那些原本普通、善良、平凡的人，如何一步步被裹挟进运动，如何在集体狂热中失去独立判断，又如何在伤害别人时说服自己那是在执行正义。即便是季羡林自己，也有前后矛盾，让人诟病的许多地方。正因为如此，他晚年的反思才更值得重视。因为他反思的不只是别人，也包括曾经的自己。

文革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制造了一批恶人，而在于它能够让许多原本并非恶人的人，变成了恶人所需要的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文革便始终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无法成为一堂完整的历史课。

归根结底，清算文革，并不是向死人算账，也不是向历史算账，而是向人性与社会机制算账。文革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江青为什么成为江青，也不是康生为什么成为康生，而是那么多普通人为什么会在特定环境下放弃独立判断，并最终成为运动的一部分。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文革才不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会成为一堂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课。否则，历史过去了，教训却没有留下；悲剧结束了，产生悲剧的土壤却依然存在。季羡林所说这个账还没有算，大概正是这个意思。因为历史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悲剧发生过，而是人们相信自己已经不可能重演悲剧。当一个社会只记得受害者的痛苦，却不愿追问施害者是如何形成的；只记得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却不愿检视那些使悲剧成为可能的制度与心理机制，那么这个账就仍然没有真正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