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节后，我进入了文革后第一批的高中。当时同龄人中上高中的很少，许多工人子弟上班了，干部子弟当兵了，只有小部分没解放的干部子女和臭老知的孩子上了高中。

刚开学的前两个月，学校还是以政治学习和工厂实习为主，由于和工学院邻近，当时的高中请了大学机械系的老师给我们讲机械制图（大学那时没有学生），我的最早的机械知识和实践就是那时学的，而且机械工程最终成了我的职业。在四月份学校分配来了一批新大学毕业生，并让一位各方面优秀的年轻人做我们班的班主任。 他就是我的高中G老师。

记得G老师来的第一堂课，正好是巴黎公社100年纪念，我们正在学报纸。他先熟悉了我们班的基本情况，学生和课程设置，又和我们在工厂实习了几周。然后果断的决定马上扭转我们的课程安排，在他的数学课上按照文革前中学的数学书从易到难讲课，认真改作业。

现在回想，G老师是需要有一定胆量的扭转我们班的办学方向，减少了学工的时间。在高中的第二年我们赶上了“教育回潮”，这一年许多干部解放了，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了，工厂设计所和科研院开始学英文搞科研了，我们甚至梦想可能我们会有机会高考了。G老师开始加紧给我们补数学， 先是初中代数，平面三角，然后是立体三角，甚至还教了解析几何，求极限。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语文课当然是和政治情势有关）和化学老师也比较认真负责。但是由于我上的高中是个新高中，我们没有力学老师，从没上过力学课。只有一个电学老师教了我们1年多工业基础知识。

G老师是出身于一个中学校长的家庭，而且只是年长我们7-8岁。他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子弟的处境应该是清楚的。他很会团结人，既不得罪那些干部子弟，同时也尽量帮助和保护我们这些老知的子女。

记得G老师第一次考试时，有一道题是圆周分等份，当时他刚讲了用圆规等分的方法。而我用自学的系数法求出弧长，直接给出答案。开始G老师这道题 只给了我50%分。我去问他并告诉他我的方法，他就给我该得分数。从此G老师一直关心我。每当学校有大型体育活动，学农活动，我总是做宣传工作，写宣传稿当播音员。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像我这样出生不好又有海外关系的子女是很受歧视的。尤其是我的成绩突出，更是受到某些人的嫉妒。当我受了这些人的欺负时，G老师及时给我安慰，帮助我走出那个困难的日子。

2年半之后我们高中毕业了。在高中的最后2-3个月，基本上不上课了而是做教具，学些下乡的知识，为下乡作准备。可喜的是最终在我们高中毕业四年后，恢复高考了，我们班有30% 的同学在77-78年之间考上了大学。女生里只有三个上了大学，我是唯一学工程的，而且最后也只有我一个在国外拿到学位。大学毕业后，我也当了教师。我给自己定的准则是要向G老师那样认真教书，不要误人子弟。

今年是我高中毕业四十周, 也是下乡40年。 许多中学的老同学和G老师一样，早已经是爷爷奶奶级了，但是他们仍然和老师紧密联系，互相帮助。而我自己在春节回国时，祝贺老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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