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在北方农村插队。这个村大约离省城50里，属于城市的远郊。这里就叫它郑村吧。整个村子建在黄土高坡上，离火车站和县城都是7里。我们都是走路到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回家或者找顺路卡车回家。郑村在当时还是一个不错的村，人口相对少，广种薄收，号称是人均产2000斤的村，老百姓还能吃饱（我们知青也能吃饱）。村子从60年代就开始接受插队知青，到了70年代时有大批知青在村里。我当时是随一个大厂子弟一起去郑村，总共3年。在插队期间，我对村里的情况基本上满意，但是在1975年秋天发生的一件冤假案，使我对村支书的印象有了彻底的改变。

郑村的书记是一个外来户，当时还不到30岁，小伙子个子不高，晒的红黑的脸。他是和几个亲戚一起从河北移到郑村的。应该说郑村对外来人很好，小伙子初中毕业，聪明能吃苦，很快就当了团支书，开始找对象了。他看中一个家底不错，比较白，长相姣好的郑村姑娘，但是姑娘父亲老W不同意（是个老中农） 。以后小伙子找了村里另一个高个子姑娘，同时官运神通，到我插队时，他已经是村里的党志书，有儿有女了（就叫他村书记）。而他早先相中的对象，在我去之前，也找到一个工人嫁出去了。别人告诉我这件事，当时只是当做故事听。而且两个人都各自结婚了，这件事应该就结束了。

但是197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大队广播突然通知让村民们都到大队院子开会。原因是有三捆谷子丢失了，（北方的谷子，碾以后是小米），这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偷了谷子。当时我想这不是大惊小怪吗，那么多小块梯田，收了多少捆谷子，谁能数清楚，况且一捆谷子并不大，3捆也值不了几十斤米，谁偷啊。但是干部说，每块地有几捆谷子在收工前数过的，现在不够了，少了三捆就是有人偷了。而且指明老W最后一个离开的，强迫他说清楚。但是老W坚决不承认。接着就是连续批斗，最后硬是把老W定成一个坏分子（我记不清具体的罪名了）。我心里不服，但也不敢说，也从未和其他人议论这件事。（我曾经代表知青参加过老W案子调查会，但是我不敢提疑问；其实村里其他代表也没有讲话质问事实真相）。

老W的大女儿在公社卫生院工作有些关系，她上下活动为父亲洗清白。在75年冬天，公社还派了调查组到村里调查，结果是不了了知。这件事发生后，郑村的书记继续高升，借调到公社上班了。不久我离开了郑村回城工作了。

就在我离开不久，一个消息传来，村书记坐在带篼子的摩拖车去另一个村子开会时，从车里颠出来摔死了。

后来的老W的事情怎样平反的，我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村书记死了以后，老W的事情一定很容易解决了。我最后一次回郑村，是在上大学后的第2个暑假。尽管老W已经平反，但由于这件冤案的发生，使他家承受了巨大的磨难。

 后记：

在我插队的第一年，村书记为了培养亲信，发展了６个村里的青年入党，其中有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对象；仅接着的两年 (在我回城前)，他把他的弟弟和对象都保送上了中专（当时大学名额很少, 我们就更没有机会读书了）。更愚昧的是，在村书记去世后，他的父亲（南下干部）为了他的家产不流向外边，硬是捏和他的弟弟和他自己的媳妇结婚，害了两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