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去世33年了，在40年代他曾经是国内经济界的名人，在1939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

实际上，大伯是父亲的堂兄。90+年前当时我爷爷弟兄俩都有了小家庭，但他们没有分家。一场传染病伤寒，在几天之内就夺去了兄弟俩年轻的生命。留下了孤儿-我的大伯（12岁），就由我的奶奶抚养大。奶奶自己有两个儿子（10岁的二伯和不到5岁的父亲），奶奶靠卖当土地维持生活，同时培养教育这三个孩子。从此Y家三兄弟就和亲兄弟一样一起长大。

大伯非常聪明，我的奶奶坚持供他上了初中和高中，以后又上了金陵大学，毕业后在南开中学教书。而奶奶自己的大儿子，我的二伯，则从小就送到包头学徒学做生意。我的父亲也很聪明，但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再供一个学生，只好在村里劳动了2年。2年后二伯出徒了，可以带钱回家了，父亲才重返学校,读了中学和大学，一直读到七七事变（当时父亲大学还没毕业），和几位进步青年一起离开北平。

大伯在1932年结婚了，媳妇是九一八事变离开东北的女学生。不幸的是生孩子时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了新生的女儿，这个孩子从此就留在了天津妇婴院。我的大伯在伤心之际，参加清华留美博士生考试，在1935年去了美国读博。走前将他的存款留给朋友，让朋友代替他给妇婴院交费。几年后，有一对基督教夫妇到妇婴院要领养孩子，妇婴院写信告诉大伯这件事（这时大伯已经没钱给妇婴院了），大伯此时放弃了他的女儿-我的堂姐。（堂姐以后在养父母的家里生活很好，天津解放后参军上了部队院校，她的许多女同学嫁给了部队高官，而堂姐拒绝了某军官的求婚，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一个金属公司，直到30多岁才结婚）。

大伯在30岁出头就拿到美国博士，回国后就在中央银行工作，并娶了出生于上海大家族在学校当老师的女子做太太。当时是抗战的混乱时期，大伯新婚燕尔，他没有机会找被领养的女儿。可怜的大伯母，在40年代大龄生子，不但孩子有缺陷，而且失去了生育能力。1947年大伯一家去了意大利任职于联合国机构，后来他们的孩子没了，大伯和伯母又收养了一对马来西亚华人双胞胎姐妹做女儿，并且把这对姐妹培养成药剂师和假肢师。

1949年以后，大伯一直和中国对外友协有着联系。文革前曾经几次回国访问，他开始托人找失去的女儿，并找到线索知道女儿在新疆工作（1960年）。他原准备在联合国退休后回国，但是文革的发生，使他一家远离中国到了加拿大。父亲从文革前就没有了大伯的消息，但海外关系的帽子却一直带在我们家头上，背在身上。1973年父亲去上海出差，找到大伯母的娘家，在那里父亲找到大伯的地址，从此我们和大伯有了通信的联系。并且大伯和伯母在1975年9月再次回国探亲，并参加中国侨联国庆招待会。这次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弟弟都去北京见到了离别几十年的大伯和伯母（当时我在插队，没有去见面），其余的家人都不敢去沾这个海外关系。当时大伯已经近70岁，身体有病非常思念女儿，请我的父亲帮他找女儿。 1976年父亲给他的大学同学（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他是和父亲一起离开北平曾经共患难的同学）写信，请他帮助找我的堂姐。但那一年什么事也干不成。直到1977年6月，父亲看到宋平升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消息后，再次给老同学写信请求帮助。这次事情发展的是非常迅速。在1978年的春天，父亲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甘肃某冶金公司的来信，信是一位叫陈宝媛的女士写来的。她在信中介绍了上面转给她的我父亲写给宋平的信，以及她被领养之后的情况。她写到养父母在去世前告诉她是从哪里领养的（因为养父母知道我大伯在找女儿）。我们一家是那么震惊，随信的相片使父亲坚信这就是他的侄女，我的堂姐。父亲马上给大伯写信报告好消息。 大家知道30年前，一封信从北美到内地要多长时间。经过1-2次由父亲转信后，堂姐照着信封的地址，自己直接和她的父亲通信了。不久堂姐改回我家的姓，并且在我父亲生病时带着全家到我们家认亲。

就在大伯找到女儿一年后，发现得了癌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那么思念女儿，急迫地想见到女儿。他已经不能再旅行了，于是邀请女儿全家到加拿大渥太华看他。1979年夏天，我去北京送堂姐一家去加拿大。堂姐在亲生父亲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了父亲4个月，姐夫每天做上北方的饭菜送到医院，使大伯在临终前感受到女儿的关怀和孝敬，没有遗憾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77年到79年期间，我曾经代表父亲给大伯写信，大伯和父亲一样，关心我的前途。当得知77年恢复高考消息后，催促我参加高考。当知道我已经考取后，送给我一个计算器，我用这个计算器直到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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