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25年了，但父亲的音容相貌还时刻出现在我的眼前。在我小时侯和后来我考大学时，父亲给我讲过一些他读书的经历。

爷爷在父亲还不到5岁就被伤寒夺走了生命，是奶奶靠卖地维持生活，抚养大侄儿，两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生活。我的奶奶坚持供大侄儿（我的大伯）上了初中和高中，以后上了大学。但我的父亲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再供一个学生，只好不请愿地在村里劳动了两年。后来父亲的二哥出徒挣钱回家了，父亲才重返学校。因此父亲非常珍惜能够继续读书的机会。父亲在县城读了初中，然后去太谷的铭贤学校读的高中。铭贤学校是孔祥熙办的教会学校，学校里有多个美国来的老师，因此学生英语很好。我的伯父也是铭贤学校毕业的。

父亲去铭贤学校上学，应该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从父亲的老家到太谷大约150公里。家里的小马车送父亲去的太谷，走了3天（在30年代早期）。1935年夏天，父亲去北平考大学，记得父亲说起35年的夏天北京很热，他一共考了五所大学，每个大学都是单独招生，要考三天。我不知道父亲考上了几所大学，只知道他上了中法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因为那年我的伯父已经要去美国读博，父亲也希望以后能留学，但家里没钱，所以他选择了能够勤工俭学留法的中法大学读化学系。（父亲几个铭贤学校的同学当时也在北京几个名校读化学）。父亲多次告诉我他读大学并没有花家里的钱而是阎锡山政府给每个山西学子1年100大洋，我们家所在县也match 100大洋，就够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了（最近和一个中学同学聊天，她告诉我，她的几个叔叔和爷爷到了台湾之后，阎锡山还继续资助山西籍的学生读书）。

父亲年轻时可能比较进步，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因为他的几个好朋友（其中有几个铭贤学校的老同学）曾经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早晨，抱着不当亡国奴的想法和几位进步青年一起离开北平，先到了天津，又去了青岛。当时父亲大学还没毕业，他们一群人（最后是八人）继续往南走，到武汉，后来到了九江，但是在那个日军迅速南下的时代，哪里还有读书的地方？这时进步的朋友-其中1人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有几个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就带着这八个人的小组往回走，一直走到山西晋南的万荣县，要带领这群北京名校的大学肄业生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巧的是父亲由于近半年的奔波，得了严重的肠炎不能继续走了，另一个已婚的同学回家了，反正宋平（胡锦涛的恩师) 和其他5个同学（至少有3个以后是国家部级干部）等人去了延安。

以后我的二伯父去晋南把父亲接回家养病，病好后就在农村劳动。1939年大伯拿到博士从美国回国后曾经回老家祭祖，拜见了他的婶婶，我的奶奶。大伯非常感激我的奶奶在大家庭十分困难时供他读书，并给奶奶立匾。同时要求父亲必须返回学校，由大伯供父亲读书。这次父亲去了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化学系读书 （南京大学前身），大伯从美国回来后就是金陵大学的教务长。父亲大学毕业后（由于抗战的失学, 父亲的大学其间长达7年）在工厂工作了一年，以后回到铭贤学校教书，这时铭贤学校刚升为铭贤大学。而铭贤学生以回母校教书作为他们报效母校的最好方式。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父亲没有留学（请看下面的留言）。在解放前一年，父亲和母亲结婚。解放后，铭贤大学又迁回北方，当然这里有不少四川的女子随丈夫到了山西。我在大学校园出生长大，父亲教化学/化工，母亲是语文教师，读书上大学尤其是读工科，从小就灌输在我们的脑子里（尽管小时候父母从未和我说过将来做什么，就文革失学了）。但谁能预料到我的大学路也和父亲一样曲折一样长呢？

父亲从金陵大学毕业，下面是介绍：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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