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去世33年了，在40年代他曾經是國內經濟界的名人，在1939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

實際上，大伯是父親的堂兄。90+年前當時我爺爺弟兄倆都有了小家庭，但他們沒有分家。一場傳染病傷寒，在幾天之內就奪去了兄弟倆年輕的生命。留下了孤兒-我的大伯（12歲），就由我的奶奶撫養大。奶奶自己有兩個兒子（10歲的二伯和不到5歲的父親），奶奶靠賣當土地維持生活，同時培養教育這三個孩子。從此Y家三兄弟就和親兄弟一樣一起長大。

大伯非常聰明，我的奶奶堅持供他上了初中和高中，以後又上了金陵大學，畢業後在南開中學教書。而奶奶自己的大兒子，我的二伯，則從小就送到包頭學徒學做生意。我的父親也很聰明，但小學畢業後，家裡實在沒錢再供一個學生，只好在村里勞動了2年。2年後二伯出徒了，可以帶錢回家了，父親才重返學校,讀了中學和大學，一直讀到七七事變（當時父親大學還沒畢業），和幾位進步青年一起離開北平。

大伯在1932年結婚了，媳婦是九一八事變離開東北的女學生。不幸的是生孩子時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了新生的女兒，這個孩子從此就留在了天津婦嬰院。我的大伯在傷心之際，參加清華留美博士生考試，在1935年去了美國讀博。走前將他的存款留給朋友，讓朋友代替他給婦嬰院交費。幾年後，有一對基督教夫婦到婦嬰院要領養孩子，婦嬰院寫信告訴大伯這件事（這時大伯已經沒錢給婦嬰院了），大伯此時放棄了他的女兒-我的堂姐。（堂姐以後在養父母的家裡生活很好，天津解放後參軍上了部隊院校，她的許多女同學嫁給了部隊高官，而堂姐拒絕了某軍官的求婚，畢業後被分配到新疆一個金屬公司，直到30多歲才結婚）。

大伯在30歲出頭就拿到美國博士，回國後就在中央銀行工作，並娶了出生於上海大家族在學校當老師的女子做太太。當時是抗戰的混亂時期，大伯新婚燕爾，他沒有機會找被領養的女兒。可憐的大伯母，在40年代大齡生子，不但孩子有缺陷，而且失去了生育能力。1947年大伯一家去了意大利任職於聯合國機構，後來他們的孩子沒了，大伯和伯母又收養了一對馬來西亞華人雙胞胎姐妹做女兒，並且把這對姐妹培養成藥劑師和假肢師。

1949年以後，大伯一直和中國對外友協有着聯繫。文革前曾經幾次回國訪問，他開始托人找失去的女兒，並找到線索知道女兒在新疆工作（1960年）。他原準備在聯合國退休後回國，但是文革的發生，使他一家遠離中國到了加拿大。父親從文革前就沒有了大伯的消息，但海外關係的帽子卻一直帶在我們家頭上，背在身上。1973年父親去上海出差，找到大伯母的娘家，在那裡父親找到大伯的地址，從此我們和大伯有了通信的聯繫。並且大伯和伯母在1975年9月再次回國探親，並參加中國僑聯國慶招待會。這次我的父親，母親和我的弟弟都去北京見到了離別幾十年的大伯和伯母（當時我在插隊，沒有去見面），其餘的家人都不敢去沾這個海外關係。當時大伯已經近70歲，身體有病非常思念女兒，請我的父親幫他找女兒。 1976年父親給他的大學同學（時任甘肅省委書記的宋平，他是和父親一起離開北平曾經共患難的同學）寫信，請他幫助找我的堂姐。但那一年什麼事也幹不成。直到1977年6月，父親看到宋平升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的消息後，再次給老同學寫信請求幫助。這次事情發展的是非常迅速。在1978年的春天，父親突然收到一封來自甘肅某冶金公司的來信，信是一位叫陳寶媛的女士寫來的。她在信中介紹了上面轉給她的我父親寫給宋平的信，以及她被領養之後的情況。她寫到養父母在去世前告訴她是從哪裡領養的（因為養父母知道我大伯在找女兒）。我們一家是那麼震驚，隨信的相片使父親堅信這就是他的侄女，我的堂姐。父親馬上給大伯寫信報告好消息。 大家知道30年前，一封信從北美到內地要多長時間。經過1-2次由父親轉信後，堂姐照着信封的地址，自己直接和她的父親通信了。不久堂姐改回我家的姓，並且在我父親生病時帶着全家到我們家認親。

就在大伯找到女兒一年後，發現得了癌症，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是那麼思念女兒，急迫地想見到女兒。他已經不能再旅行了，於是邀請女兒全家到加拿大渥太華看他。1979年夏天，我去北京送堂姐一家去加拿大。堂姐在親生父親最後的日子裡，陪伴了父親4個月，姐夫每天做上北方的飯菜送到醫院，使大伯在臨終前感受到女兒的關懷和孝敬，沒有遺憾的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77年到79年期間，我曾經代表父親給大伯寫信，大伯和父親一樣，關心我的前途。當得知77年恢復高考消息後，催促我參加高考。當知道我已經考取後，送給我一個計算器，我用這個計算器直到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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